1、“许云峰”中计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这些让人既感动又钦佩的光辉形像，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利诱都不愧为铮铮铁汉，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他们宁死不屈，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枪口之下，他们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可是，在最近笔者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厉华馆长的合作中，从他提供给我的大量资料中看到，“许云峰”也曾犯下了错误，而且他犯的错误是那样的严重，造成的后果是那样的惨烈！

　　回顾历史，这无疑是一段浸透着英雄血与英雄泪的教训。

　　众所周知，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大特务头子徐远举1950年被关进白公馆后交待：“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市委委员、负责工运。

　　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十七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三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二处警卫组上士看守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巳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到兵工厂、铅笔厂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余人（ 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还远未就此为止，千里之堤，溃于一穴，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巳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2、多米诺骨牌效应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