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在1965年3月26日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帮我找对象是应该的，搞恋爱是正当的，但我都拒绝了。我认为过早地想这些问题，分散工作精力。有人批评我，这样不对。我的认识：你批评的不对。”她第二天又在笔记本上写道：“我的婚姻问题，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那一年解决。我认为，我的一生中，从体力、脑力、创造力，20岁至30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我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集中精力，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革命斗争中，为建设新农村贡献青春。”她在同年6月30日的笔记本上，还写了几句顺口溜，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农林牧副展宏图，誓为革命种大田；谈情说爱尚有时，待到日月换新天。”

手持毛著、肩扛铁锨的吕玉兰。这张经典照片曾被多家报刊杂志采用。

    玉兰在晚婚上经受的考验，又何止这些呢？

    1966年6月，玉兰写的介绍自己人生体会的文章《十个为什么》，先后在《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轰动一时。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以崇敬的心情，纷纷给她寄来许多毛主席像章。表示学习和提问的信件，最多时一天达到83封。其中，还有一些求爱信。由于信件太多，玉兰工作又忙，她所在的下堡寺公社党委，就专门安排了两个人替她复信，一般信件都及时作了答复。但是，有一封特殊的求爱信，却叫玉兰为了难。

    那是当年的8月，临西县委为了更快地培养玉兰等年轻干部，特地对下堡寺公社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组成了由玉兰担任公社党委书记的“青年班子”。他们平均年龄30来岁，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好几个大、中专毕业生。不久，有个公社副书记，对玉兰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他比玉兰大两岁，工作积极能干。由于他是大学生，条件比较优越，成为许多姑娘追求的目标。可他都不动心，偏偏给玉兰写了封很长的求爱信。

    多年之后，玉兰还一直记着这封信的大致内容。她向我回忆道：“这封信写得很热情，意思是，你是当代青年的学习榜样。目前，我们在一个公社工作。你的工作，你的理想，你的为人等，都使我尊敬你、爱戴你，不知向你提个要求合适否？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总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已经年龄不小了，符合晚婚条件。我不知你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对你，是百分之百的满意。我要找了别人，又怕把‘玉’没了；但又怕等来等去，把‘砖’也耽误了。”

    “人家对你那么痴情，话又说得在理，你该动心了吧？”我听了，跟玉兰开起了玩笑。

吕玉兰和在东留善固插队的知识青年谈心。自左至右为：孙秀蕊、刘宝慧、吕玉兰、白洁、贾梅玲等。

    玉兰说：“那么多人给俺介绍过对象，俺都没有动心，一封信就要打动俺的心，哪有的事儿？不过，对这封信，俺还是挺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俺这个人，不管在什么问题上，总要好好地想一想，经过反复思考，才能下决心。他对俺的态度是诚恳的，文化程度比俺高，比俺大两岁，条件不错。但是，他要俺马上表态，意思是早点结婚。而俺刚到公社工作，上级交给的许多任务还没有完成，工作局面也没打开。俺想，还是要首先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俺的晚婚‘五年计划’不能变。另外，俺们刚到一起工作，互相也不了解，应当多了解一下再说。所以，俺当时没有给他答复。”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又有一些人不断地给玉兰介绍对象，他们中既有地方领导和部队干部，又有大学生和技术员，但都被玉兰婉言谢绝了。因为她从1968年开始，又先后走上了县、地、省的领导岗位，工作十分繁忙。她想，等把县的工作搞上去了，把地、省的工作熟悉了，再来考虑个人的婚姻。

    玉兰一再制定她的“晚婚计划”，通过新闻媒介，一时传为美谈。后来，周总理也知道了这件事，多次予以表扬。据玉兰笔记载，1970年6月23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即将启程前往朝鲜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时，就曾提到这件事：“我们还是要提倡计划生育，晚婚晚育是个好办法。今天，在座的有两位，一位是吕玉兰，一位是王海容，就是晚婚的代表。应当号召年轻人，向她们学习。”不几天，周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来访的朝鲜代表团时，又提到：“吕玉兰是中国妇女晚婚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