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时分，我注意到了司马南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坚决不为汉奸行为开脱，此乃我们的原则》。深入阅读后，几幅图片不仅吸引了我的注意，其内容更令我深感愤慨。其中一幅展示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致蒋介石的一封信的手稿。胡适在那时竟力劝蒋介石将东北三省割让给日本，声称此举能“促进中日关系全面缓和”。其奴颜婢膝之态，无耻至极。然而，日本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当时的目标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对胡适的提议并不理会。

    司马南的这篇文章虽简短，却蕴含深刻现实意义。

    为何近年来，一些散播妥协论调的声音愈发响亮？就在近期，清华大学内一位知名教授竟在公开场合表示：当前面对美国，我们最优选择别无他法，唯有屈服一途。这样一位学术权威，公然在大众面前发表妥协言论，却未遭遇任何反对声音。此类情况，近年来已屡见不鲜。大学讲台上的类似言论日益增多。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此类观点就已逐渐蔓延开来。它们不仅在课堂上、演讲台上频现，更渗透进了学术著作中。例如，近几十年来，为胡适歌功颂德的书籍层出不穷，导致年轻一代对胡适的评价模糊不清，难以判断其究竟是正面人物还是负面角色。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趋势，即为那些曾被民众谴责、历史上被视为反人民角色的个体，有人刻意挖掘他们的“成就”与“贡献”，并打着探寻真相的旗号，试图颠覆公众对这些人物的既有认知，重新进行评价。例如，鲁迅的兄长周作人，因在动荡时期投身汉奸行为，已遭历史严惩，但有人却对其在国难时期的“闲适”散文大加推崇，这些作品被一再出版，甚至在不同地区改头换面再次发行，书店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情形，恐怕连鲁迅本人也会保持距离。再如张爱玲，不论其个人品德如何，尤其是她选择与大汉奸胡兰成结为连理这一重大抉择，都有人将其作品捧至极高地位。从文学角度看，了解并阅读她的作品本无大碍，但将其奉为经典，不断向年轻人推荐，且不顾及作品背后的复杂背景，这无疑值得深思。此外，随着民国风的流行，一股盲目追捧民国时期的潮流在中国盛行一时，这同样令人费解。

    存在这样一股不良风气，使得诸多事物与人们的常识大相径庭。譬如，谈及民国时期的蔡元培，他竟被某些人塑造为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过往他多次向蒋介石进谏，以及参与策划4·12事件的阴暗历史，如今却鲜有人提起，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更令人诧异的是，部分人甚至对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改变了称呼，恭敬地称之为“蒋公”。举例来说，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涉及蒋介石的场景，演员们在开机前会对着蒋介石的画像，一遍遍默念“蒋公保佑”，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祈求演出顺利。这种荒谬的现象，在艺术领域内屡见不鲜。

    更为离奇的是，有人竟主张为千年前的奸臣秦桧平反，意图让已跪千年之久的秦桧“起身”，甚至提出为其树立一尊站立雕像。此类公然歪曲事实、扰乱历史认知的行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竟蔚然成风。若任由这股风气蔓延，假以时日，三十载或五十年后，我们的后代或许会对数千年的历史产生极大的困惑与误解。

    无论言论环境如何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绝不会容忍任何公开背叛行为，比如认贼作父的言论。我们不会允许放弃共产党人原则立场，或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投降观点。同样，我们也不会允许背离党和人民所坚持的主流价值观，去与历史上的大叛徒握手言和。更不能容忍的是，有人会在中美等西方势力激烈对抗的关键时刻，借古讽今，大肆宣扬投降思想。当前，我们的舆论环境正面临这些“不可容忍”的风险，特别是当投降主义言论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开媒体上时，而批评这些言论的文章却难以生存。这种情况，实际上比投降主义本身的蔓延更加令人担忧。

    时而，人们会质疑，我国的媒体与是否真的仍由党引领掌控，为何在如此至关重要的紧要关头，舆论场上鲜见我们积极发声？为何诸多妥协退让的言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与回击？这样的现象，无疑值得各级领导机构高度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