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解放思想在一些地方党组织呼吁非常强烈，但是，解放思想，对当下的意义，绝不意味着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在于它的内容。

    我们讲解放思想，一定要明确它的思想内涵，否则被一些反动公知借用过去，弄不好会造成在过去“接轨论”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离人民希望的方向或许背道而驰。那样的话，就会背离正确方向，那不是九千七百万共产党员和十四亿人民所希望的。

    就当下来看，我认为，提倡解放思想，就必须在全党高高举起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坚定不移地反对新教条主义。为什么要反对新教条主义？一是我们党在历史上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有几个时期差一点葬送我们的党，差一点葬送我们的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二是眼下我们正处在新的教条主义盛行的危险之中。敌人也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试图用两个字绑架我们党的意志，迫使我们党领导的真正的发展大业按照他们期待的方向，最后走向资本主义。这两个字就是“开放”。我们需要的开放与他们期待的“开放”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他们希望我们彻底成为他们的附庸，我们希望的是独立自主。

    我们内部，一些被西方收买、又掌握一定权力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和反动公知，打着和借用“开放”的旗号，企图与国际上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帝国主义势力相呼应，把我们带上不归路，从而让我们整个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主要危险。认识不到这个巨大危险，那我们将可能重蹈苏联东欧的覆辙。

    为什么此时要特别提出反对新教条主义？因为对当下来说，新的教条主义对我们是最为直接也是最大的威胁。

    在百年党史上，教条主义给我们的党留下极其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党内理论家”，他们虽然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是并没有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会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他们不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而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这个在王明等错误的教条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把我们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相继丢失，使中国革命一度几乎陷入绝境。

    毛泽东主席最早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巨大危害。早在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再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失利，促使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痛定思痛，认识到革命遭遇挫折是教条主义指导的结果。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也要看到，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只是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所说的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的问题。只有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教条主义的危害，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在清除之列。教条主义既有“左”的，也有右的。最典型的，就是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而批评排斥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正确主张。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当时威信很高，因此王明的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给全党带来了极大思想混乱。直至1938年9月，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意见，并指示对于中共内部分歧“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样毛主席才得以在全会上作报告，全面论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新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1941年1月，这种以右倾为特点的新的教条主义终于给我们党带来又一次极为沉痛的教训，这就是皖南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痛心疾首地指出，皖南事变的原因就在于“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他下定决心清算党内历次错误的总根源。这才有了党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就没有最后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已经严重祸害我们党的事业。正是因为有了延安整风，全党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巨大危害，当然还有主观主义、党八股等等，但是唯有教条主义对我们党的路线方向危害最大。正是这样一个整风，使全党的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修养得到普遍提高，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后来的革命和战争指挥才有了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的正确方向，才确保革命和战争的最后胜利。

    今天，我们提解放思想，为什么要把它和反对新教条主义联系起来？因为新教条主义眼下正在成为威胁我们政治安全的最大敌人。我们正在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危险的新的教条主义问题。

    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45年了。这45年，我们经济上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当然也有非常严重的历史教训。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这段历史，便成为摆在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怎样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走过的45年历史？按照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指出的，“要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怎样做到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那就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做到实事求是，就要真正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改革开放，而不是把45年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特别是不能把某些时候照搬西方模式“接轨论”指导下的实践并且被证明是错了的东西，还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继续错误地坚持下去。如果那样，那就是新的教条主义。不管什么年代，搞教条主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从这样的思维中彻底解放出来。而不是在“接轨论”的错误道路上寻求继续接轨，嫌“接轨”不够彻底，嫌跟美国跟得不紧，这不是我们的期待。

    历史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但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修正错误，敢于校正自己和承认错误。比如，这些年来，在一些人“接轨论”的盲目鼓噪下，我们盲目抄西方作业，犯过不少重大错误，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害，譬如房改、医改、教改等等，这些都是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也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伤害最大的领域。实践证明，我们所犯的错误，都是照搬摘抄西方模式造成的严重错误。对这些错误，眼下群众反应极为强烈。现在解放思想，就是要从这些说不得、碰不得的新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让真理回到人民中间，回到党中央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上来。

    把改革开放的经验教条化、绝对化，这是我们眼下最大的思想禁锢，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格格不入。如果不从这样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那么未来就谈不上发展，我们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就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案。今天我们讲解放思想，而有一些人也在讲解放思想。不过他们所要的解放思想，与我们眼下所要的解放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他们要的是美国西方所需要的“解放思想”，即要我们“突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突破”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方向，朝着资本主义道路大胆“开放”。而我们需要的是纠正我们自身的错误，向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前进。他们要的是美西方资本和所有我们的敌人满意，而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亿万人民满意。

    思想上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这些年只要一讨论，就被列为“禁区”，甚至被斥为“极左”，骂你是“文革思维”。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形成新的误区和新的教条主义，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损害极大，对我们党的形象伤害极大。比如关于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是亿万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毛主席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为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如果实行私有化，那就意味着变了天，等于胡汉山、黄世仁、刘文彩这类地主恶霸又回来了，人民又要重新被欺压。所以这是眼下亿万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只要哪个部门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了，立即会掀起轩然大波。

    这些年，理论界流行的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极其不满意的。有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只要你一提反对私有化，就说你是反对改革。甚至非常荒唐地把人们提问题时说到“民营经济”这四个字，就认为你是在反对改革。难道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中国改革的“政治正确”？这种新教条、新圣经，岂不大谬也？然而这一点，事实上已成为当今中国两种思想两种力量斗争的焦点。在中国，推行私有化道路，必然天下大乱。这是必然的。因为前边已经有了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在中国，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基本主导思想，便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来，在我们内部，总有一些挂着专家教授的头衔，以经济学家、理论权威的名义，在公开的讲坛上霸占话语权优势，向社会兜售从西方趸买的资本主义货色，在中国社会长期贩卖。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缺少讨论辩论的机会。对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原则问题，理论界谈虎色变、噤若寒蝉，结果现在弄成以支持私有化为“政治正确”的倾向，任由一些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国有经济极大损失，肥了个别资本家和贪腐大鳄，极大损失了国家财富。老百姓目前的怨声，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个最为根本的方面。

    就这样一个现状，人民群众听到解放思想，当然认为就是从这样一种思维中被解放出来，而不是被美国西方用“开放”的名义在被绑架的思维中延续下去。为什么一听到中国理论领域开始讨论解放思想的这个话题，西方政要和媒体如丧考妣？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放弃他们需要的符合他们要求的那些东西，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而我们内部，一些潜入我们体制中的敌对分子，打着“开放”的旗号，这些年任何时候都不忘唱“中美夫妻论”的双簧，不论美帝多么污浊和猖狂，他们都要鼓吹那些按美国调门设计的与人民相悖的话语和政策，这对国家安全威胁最大。

    以上这些已经被一些人固化为“改革”目标的新的教条主义思维，难道不需要我们从中解放出来吗？难道不需要按照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指出的“用改革开放来看待改革开放”吗？难道还需要用“谈虎色变”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吗？在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面前，我们不能麻木不仁、稀里糊涂、听之任之。姓资姓社，这是九千多万共产党员和十四亿人民必须明确的重大方向和道路问题，如果是朝资本主义方向继续前进，就是他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也绝不能允许。当初谈论不必关注姓社姓资，那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主体，有一点私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是我们制度允许的。但现在不同了，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磨刀霍霍，大有把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彻底摧垮和吞并的态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讨论不得、毫不关心，持这种观念的人，不是政治上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复辟。

    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四亿人民都知道的，关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人民群众也有必要弄清是非，不能稀里糊涂。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此已经做出过明晰的论述，即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