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红军长征胜利，也是正确路线指引的结果。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保证政治方向的正确，战胜了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的干扰，使长征得以沿着正确路线前进。1934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峰，错误地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而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结果又遭致失败；实行战略转移后，“左”倾领导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以致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人员损失过半，由8万多人员剩下3万多。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来红军向湘西前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避免了向湘西前进而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三，革命理论的指引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长征途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机关报《红星》以宣传革命理论为己任，在及时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指示精神的同时，还注意及时总结长征中的经验教训，帮助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如总结了红六团担任探路先锋进入草地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大家能打一仗进一步。在红军长征过程中，部队普遍建立有“列宁室”，它除了担负俱乐部的职能任务外，还组织干部战士进行军事、政治学习。行军中的“列宁室”工作也很活跃，“列宁室”摆有沙盘、识字牌、棋类、报纸、书籍等。行军出发前，有关干部对学习问题都有认真的准备，如第二天行军读什么报、如何读、谁来读、什么情况下读讲，都有切实的安排。中、高级领导干部，在长征中更是注意紧密结合实际进行学习、研究。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理论学习，大大地提高了红军官兵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从而保证了长征过程始终有一个正确理论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