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也很有参考价值。当时在前敌指挥部地图科任油印员的罗碧星回忆说：“一天黄昏，我在地图科为政委陈昌浩印制他亲手绘成的川康边境平面地形图和我国西部平面图(包括四川西部、西康、青海、甘肃北部、新疆等)。印着印着，觉得不对劲：怎么搞的?党中央不是要我们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吗?为啥要印南下的地图呢?正当我百思不解的时候，叶参谋长手里卷着一个纸筒来到地图科，走到我面前后，将纸筒一伸，轻声而又焦急地说：‘你们赶快刻板付印，12点钟以后我派人来取。’我接过纸筒打开一看，是一张北上行军路线草图。”罗碧星回忆的那天显然是1935年的9月9日，中央与陈昌浩都在畦着做北上或南下的准备。陈昌浩如果准备动武，岂能只做技术上而不做政治上的准备。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悼词中说：“陈昌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一悼词表明中央也已经认可了陈昌浩确实没有要对中央“武力解决”。 再次看毛泽东。他是“密电”中“武力解决”的执行目标，又是“密电”的亲阅人，理应格外谨慎，只有设法及时脱身方才安全，但事实恰恰相反。据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回忆，毛泽东在9月9日晚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这就是说，毛泽东在那天晚间还亲自前往与陈昌浩同住喇嘛庙的徐向前处作最后的努力，劝说徐向前共同北上。这种自投罗网的行为完全不合情理，除非毛泽东事先就知道局势并非一触即发，这样做并不会有危险。因此，毛泽东当时的行为也没有体现“武力解决”的内容。

    再次看中央。在后来审查张国焘的错误时，作为铁证，又是毛泽东与叶剑英亲眼目睹的“密电”，中央理所当然地会一追到底。然而所有关于张国焘错误的中央决议均未提及张国焘的电报中有对中央“武力解决”的内容。当时“武力解决”的传闻究竟出自何处 既然如此，那么“武力解决”的传闻究竟来自何处呢?凯丰当年的文章解开了这一谜团。凯丰在1937年2月27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批判文章中说：“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原来，“武力解决”的传闻出自张国焘的部属之口而非张国焘的电报。换句话说，“武力解决”的内容虽然并非凭空杜撰，却不是出自张国焘“密电”。凯丰当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成员，这篇文章当时是转发全党全军的，这个结论显然也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应该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上述资料表明，“武力解决”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当时对中共中央来说，却也是已经非常现实的动向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