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杨尚昆回忆：“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这是迄今为止反映叶剑英口述张国焘电报内容最具体最直接的回忆，也未提及“武力解决”的内容。

    据吕黎平(吕维熙)在《解放军报》1979年5月1日《严峻的时刻》一文中的回忆，“密电”的基本内容是：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但吕黎平以后又更正了自己的上述回忆：“是‘武力解决’还是‘彻底解决’记不准确，但有用武力危害中央的意思。我在写这篇回忆文章之前，曾专门查阅过当时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当时的说法是‘武力解决’，故我亦用之。”吕黎平证明他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关于“武力解决”的内容并非来自自己亲眼目睹的电报，而是“有关文章”。 结论应该很明确：张国焘当年“密电”的亲阅者都不认为有“武力解决”的内容。

    历史上没有实施“武力解决”的行动

    当时究竟有没有要对中央实施“武力解决”的电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并不是最可靠的依据，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人说过更不是过硬的佐证，能否找到电报的原件也并非唯一的方法，真正的关键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当年电报直接关系人的言行，看其所说所做是否体现了“武力解决”这一内容。

    首先看陈昌浩，他作为“武力解决”的主要执行者，应该是最为关键之人。然而在事发后关键的几小时里，中央秘密采取了一系列北上措施，陈昌浩却没有相应的动作。尤其在得知中央单独北上时也没有加以阻止，只是让少数几个人追上去劝说四方面军的人回去。据徐向前回忆说：“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当时陈昌浩究竟是如何“答复”的徐向前没有细说，但陈昌浩当年的警卫员李培基非常朴实的回忆可以作为补充：“陈总政委冲着电话直骂大街。说追上去就可能打起来，红军打红军那是发疯了。陈总政委下命令说，哪个敢开一枪就先毙了哪个。陈总政委对红四方面军有绝对的指挥权，一般情况下徐帅都听他的。后世人在提到这件事时，从来不提及陈总政委的态度和立场。但当时如果没有陈总政委坚决反对打的态度，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李特的表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当肘李特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右路军的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的教育长。据当时任红军大学政治科军事教员的闻睫三回忆：那天红军大学刚开始北上，李特带着些人赶来阻止，“他们来回跑着，冲着部队叫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队伍发生了混乱。“我看见毛泽东同志和几位领导同志从西南边不远的一个茅棚里走出来……只听毛主席高声地说：‘……捆绑不或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 走吧!’李特无可对答，听得一个‘放’字，便慌忙上马而去。”这盼回忆资料起码说明李特只是奉命前来劝说红军大学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并不想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