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医司令

    我们的父亲吕炳奎1914年生于江苏嘉定县杨甸乡，幼年染病垂危之际，幸遇走方郎中救治，从此立志学医，以冀解人之难。16岁时拜嘉定名医汪志仁为师；20岁起，挂牌应诊。由于医术高明，而对穷苦农民更是送医舍药。不久他就在嘉定西部几个乡镇享有医名，有了很高的社会威望。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着进犯上海，11月11日上海失守，11月14日嘉定沦陷。嘉定境内先遭国民党败军的骚扰，又遭日本侵略军的烧杀，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拯救家人和乡亲，父亲以行医防身为由，先后购买了10多支步枪，1支手枪和1挺机枪。当时国民党军队溃退后流散于嘉定的枪支很多，杨甸地区农民为了自卫纷纷买枪，因父亲在那一带威望很高，因此土匪来收枪时，大家都说是寄存在吕先生处的就能保留下来，这样杨甸一带大约收集了200余流散支枪。

    1938年春节后，父亲发起建立了“杨甸民众自卫队”，也称七村联防，后发展为嘉定外冈游击队。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后，很快显示了威力。1938年清明节前，四五个土匪窜到杨甸敲诈农民，群众武装把他们打跑了。群众武装还深入到朱家桥镇，捉拿做尽坏事的汉奸徐朴民、刘世民,并就地枪决。这一除暴安民的行动，在上海近郊影响很大，一时盛传“嘉定城外出了一支真正抗日锄奸的游击队”。“八一三”周年自卫队500余武装到嘉定城外向日军鸣枪示威一小时，更显示游击队的实力与抗日决心。

    “杨甸民众自卫队”一身正气，是与父亲的爱国心、正义感分不开的。他身为有名望的乡村郎中，和四方村民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社会上与三教九流也有广泛接触，在和这些人周旋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因此日、伪、顽把他看成眼中钉，一面扫荡、袭击、暗算，一面拉拢、劝降，但都没有使他胆怯与动摇。

    1938年9月初，中共党员邱生凡受党委托与父亲会面。父亲向邱生凡详细介绍了杨甸地区群众武装和日伪、匪顽方面的情况，认为只有扩大真正的抗日力量，外冈地区抗日斗争才有希望。邱生凡向父亲阐明了抗战形势、任务与共产党的主张，同意他扩大抗日武装的计划。邱生凡回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了部队情况。为了提高父亲的阶级觉悟与思想认识，党组织安排他去上海参观当时有“孤岛上的解放区”之称的由我党主办的难民收容所，并动员上海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前去参加部队。

    1938年10月初，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注意隐蔽，稳步发展”的指示，这支队伍虽然打着国民党部队的编号，但在父亲、邱生凡领导下，实际上已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上海郊县三支抗日武装之一。他们烧毁日本军用飞机，伏击日军运输汽车，截击日军汽艇，铲除汉奸、土匪，使匪徒及伪职人员受到很大震动，当地民众受到很大鼓舞，因为父亲走到哪里，还不忘给乡亲们看病，所以也被当地民众亲切称为中医司令。

    1939年4月，新四军六团东进作战，他们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捣乱破坏，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简称“江抗”）,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相继创建根据地，成立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东路工作委员会。1939年7月7日，父亲率部与“江抗”汇合，歼灭暗中投降日军的许雷生部队。7月20日父亲在青浦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1日配合叶飞全歼邓敬烈匪部一千余人。7月底在“江抗”部队支持下，在八字桥痛击日军，毙伤日军近20人。7月24日经过整编，外冈游击队加入主力部队，编为“江抗”三路三支队，父亲任支队长，邱生凡任支队政治处主任，从此父亲正式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1940年2月，父亲调到苏常太地区的江抗东路司令部，跟随谭震林政委行动，谭政委专门给父亲与任天石讲课十余次。这对他转变思想，成为革命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如他自己所说：“1940年到来到江抗东路司令部之后，在随谭震林政委一起行动时，每天晚上谭政委都给我和任天石同志上课，十几次课之后，我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认清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进一步懂得了革命不只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更是要消灭国民党统治。”

    经过谭政委这次特别教育之后，父亲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对革命具备了全面的理论上的认识，使他工作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也从一个爱国热血青年逐步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职业革命家。

    1940年5至8月，父亲任江抗东路第二纵队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同年6月18日，三支队在昆山石牌大风湾与日军激战，毙伤日伪军20余人，史称大风湾战斗。

    1941年5月，父亲调任路南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参与了反“清乡”及开展浙东的准备工作。他在苏常太期间，还利用医生及本地人的身份积极开展地下工作，电影《51号兵站》、《沙家浜》就是反映他们当时的地下斗争情况的。

    1941年5月间中共江南区委员会成立，刘少奇、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开辟浙东的工作。江南区党委决定将淞沪中心县扩建为“路南特委”。当时父亲为路南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江南区党委指示路南特委立即组织浦东工委的武装力量，向浙东挺进。

    1941年6月华中局派谭启龙负责领导中共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以浦东为跳板向南发展，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5~10月间，陆续有各路部队从浦东南渡浙东。为了进一步加强到达浙东部队的领导，1941年10月，根据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谭震林的通知，由吕炳奎、王仲良、蔡群帆在逍路头组成中共浙东军政分会，指定由父亲任军政分会书记，统一领导三北地区抗日斗争，至此三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浙东根据地建立初期，父亲曾任四支队政治委员。后因其具有医生身份适于地下工作，又有开辟三北根据地的领导经验，组织决定让他开辟三东根据地。舟山地区经济发达，如果开展工作成功，将为未来根据地经济提供良好保证。1942年10月起，父亲先后担任三东地委书记、三东地区特派员等职，并兼海防大队政委。

    1944年底至1945年8月，父亲先后任浙东江防处主任，三北工商管理局局长，三北税务局长，浙东财务委员，浙东银行襄理。

    1945年8月至10月，任浙东纵队北撤海上抢运委员会书记，组织了3000余船次参加北撤任务。1945年10月底他在北撤途中指挥作战时负伤。

    父亲1946年4月任苏北鸿济贸易公司经理。鸿济公司为苏北解放区最大的贸易公司，负责军需物资采购、情报及统战工作。在曾山同志领导下，父亲负责在淮阴地区购买房屋数百间，供国共谈判成功后党中央迁址所用。

1946年5月，吕炳奎在苏北如东县栟茶镇鸿济公司任总经理。

    1946年8月至1949年2月，父亲任华中海上工作委员会书记，江南工作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同期兼任华中海防纵队政委，负责统战、情报工作及物资保障工作。

    在长期的海上工作中，父亲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以高超的医术为载体，在上海结识了各界人物，开展着统战、情报等工作。当时统战过来的就有申屠宏等好几位军统少将，他们在上海解放时曾保护了上海的户籍资料。七十年代末申屠宏曾常住我家，写了很多资料，后来成为杭州文史馆馆员。父亲通过拜老头子掌握了码头资源，通过这些关系，以做生意为由头将军需物资运到解放区。一次粟裕司令派给他搞干电池的任务，结果他们一下子搞到了满满一艘机帆船的电池。

    海防纵队前身为苏北海防团，主要负责海上物资运输，保卫渔民出海捕鱼。海防纵队有机帆船40余艘，每艘船上有铁板工事，配有机枪，有的船上还配有榴膛炮、平射炮、炮击炮，出海续航能力达30天左右。1947年7月父亲指挥海防纵队四连六连在江苏合德缴获敌坦克登陆艇1艘，这是我解放军拥有的第一艘现代化军舰。海防纵队于1949年3月改编为华东海军第一纵队，成为解放军组建海军的基础力量。

    二、新中国中医事业的铺路基石

    1951年至1954年，父亲任中共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初，江苏省委书记邀请几十位专家到家里过除夕，席间，向专家们谈及中医问题。省委书记提出要创办一所中医院、一所中医学院，并说吕炳奎副部长抗战前是一位中医，在嘉定地区很有名，要他来负责组建中医院、中医学校，请他当院长，专家们一致赞成。父亲当即表示愿重操医业，一辈子为中医事业奋斗。

    当时中医正处于卫生部采纳余云岫废止中医案的余波之中，中医在社会上被视为封建残余，中医从业人员也是士气低落，对未来充满悲观失望情绪。

    1954年3月，父亲以省委统战部与省卫生厅的名义召开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中医专家有70余名。开幕式在省政府礼堂举行，陈毅市长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举行得非常隆重，许多老中医感动得热泪盈眶。会后向中央作了报告，省市也陆续举行了同样的会议。

    省中医院按300张床位的规模筹办，当年秋天，父亲调到省卫生厅任厅长兼党组书记，他坚持在医院动工基建的同时，先维修旧房，开设门诊，邹云翔、曹鸣皋、叶橘泉等十几位名老中医都参加了门诊部的工作。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在两年多时间中，培养了200余名各科师资，编写出版了27种教材，积累了中医课堂教学的经验。为后来成立的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中医学院，提供了师资、教材和教学经验，仅支援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师就达40位之多，如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颜正华等，他们大都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专家。

    1956年9月父亲奉命调至卫生部。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徐运北和中医司副司长何高民到住所看望父亲，谈了一些工作情况，也谈了中医司司长缺职的情况。父亲意识到将要肩负的重任，表态说：“徐部长，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中医事业。我是中医，一定为中医讲话，为中医事业工作，这就是我的决心。”

    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初期遇到的难题。北京中医学院筹建工作条件很差，由于学院无教师、无教材、连学生的碗筷都未准备，入学后学生抵触情绪很大，上街游行要求改善办学条件，并向卫生部提意见，向周总理告状。学生“闹事”，卫生部主管部门医教司经过半年周旋，仍无法解决办学的基本条件。这时，父亲主动提议，南京方面有房子、教师、教材，暂时迁至南京。这个意见得到卫生部、中宣部、文教办的同意。父亲带了三封介绍信直奔南京，向江苏省委求援。消息传到北京老中医耳中，他们马上向周总理报告：北京中医学院不应该南迁，也不同意南迁。总理得知后，批评说：“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了！”亲自责成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处理此事。

    齐燕铭提出了把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院让给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拿出400万元为人民大学在西郊扩建校舍。院址解决了，但北京中医学院的师资、教材仍无办法。父亲又奔赴江苏省求援，求得教师40名并带全部自编教材，使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

    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南京、北京、成都、上海、广州等中医学院都先后举办进修班，如北京的《内经》班，南京的温病、针灸班，成都的《伤寒》班，培养师资的同时，向全国推广南京的教学经验。到1960年初，全国各中医学院的师资队伍已经形成，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奠定了基础。

    父亲对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1958年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时，卫生部中医司会同中宣部体卫处、国务院文办文卫处，总结出“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于1958年9月25日以卫生部党组名义向中央报告。毛泽东主席10月11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卫生部的这个报告，正是由父亲主持起草的。在毛主席批示精神的鼓舞下，二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武汉、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相继举办，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1976年“四人帮”垮台，中医百废待兴。1977年父亲恢复工作，接管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工作。复职后，他首先是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起草了一份关于对中医工作的认识和建议的书面材料，准备向中央报告，当时得到许多记者支持，并由新华社发了“动态”清样，直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同志看到清样，即召集卫生部正副部长到中央开会。说吕炳奎的意见很好，你们根据这个意见，写个报告，由中央批示转发。这就是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1978年（56）号文件的来历。

吕炳奎离休后在家给患者诊疗

    1982年退居二线后，父亲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他又致力于推进民办中医事业的发展，他和崔月犁同志等一道，创办“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2003年春季，中国大地发生了数十年一遇的瘟疫灾害。在这紧要关头，九十高龄的父亲毅然主动请缨，上书温家宝总理，要求亲赴前线抗击非典。温总理批示组建吕老抗击非典医疗小组。父亲坚持要去前线诊治病人，但因各种原因并未成功。而这期间有一个朋友，是北京垂杨柳医院护士，在护理非典重病号后也出现了高烧等症状，因惧怕大剂量激素及隔离治疗，求到了我哥哥吕嘉戈。父亲根据其病情开出了很简单的方子，其方以“宣肺、清热、解毒、利湿”为纲，服用三日之后，护士的烧全退了。这是父亲诊治的唯一一例非典病人。

    非典是父亲的最后一次为国出击，然壮志未酬，使得他更认识到了中医的危机——后继乏人乏术、政策执行不利等等。中医的一切让他魂牵梦绕，中医的现状促使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上书胡锦涛主席要求振兴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