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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在毛泽东时代,有幸成为赤脚医生
2021-03-09 13:44:51
来源:燕赵中医
作者: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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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中毕业之后,那是1975年春天,我的老家衡水县仲景村的卫生所只剩下一个乡村医生李存保,他忙不过来了。

    这个村子很大,原来还有个女村医,嫁到别的村子了。

    村医李存保打算找一个帮手,一起完成村民的医疗保健任务,他看上了我这个有家庭医学背景,又刚毕业的高中生。因此,就和村里的干部说了,村里的大队干部也很了解有关情况,就同意了,尤其是当时正处于冬春季防疫的季节,需要给生产队的猪、户里的鸡,挨家挨户打防疫针,这是个辛苦的差事,一般人不愿意干。

    我接到这个差事,很高兴,终于让我有机会走向医生的行列,未来也许可以到衡水卫校读书,尽管我也很向往河北医学院,但是,我亲告诉我:“上个卫校就不错了;河北医学院的梦就不要做了,县大院的很多孩子还等机会呢。”

    当时,生产队的猪圈很大,一个猪圈可以养几十头猪,一般是十几头猪在一个圈里,这些猪就好像是运动员,见了人就跑,哪个打了预防针,哪个没有打针,可是很难记住。

    我后来摸索,逐渐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长杆子把猪赶到一个角落里,然后人下去,从它们的屁股或者脖子上进行注射。猪不怕疼,就怕人接近。每天掏鸡窝,就像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我们都是晚上去做这些事情,大约做了一个多月,完成任务之后,就去接受赤脚医生培训了。

    1975年3月份,我参加了小侯公社医院的乡村医生(也叫赤脚医生)培训,由一个老西医张西平先生做教员,有四五位各村送来的年轻人做学员,每天由张先生念一段书,进行讲解和实践操作。经过3个月的培训,两本《赤脚医生教材》就学完了,可以回村里做赤脚医生了。

    我记得课本里,有解剖、生理、药物知识,其他主要是各种常见病的诊治要点,后边有针灸十二经穴位,可能有一些中药方。但是,老张先生是西医,而且是当年经过教会医院培养的西医,他英文很好,是县医院的内科业务骨干,因为是右派下放到公社医院。他不懂中医,也不学习中医。他人很慈祥,也很有个性,喜欢读书看报,每天送报纸的一来,他都第一时间看报纸,最喜欢看的是《参考消息》。我到公社医院工作之后,经常和他抢着先睹为快。

    经过3个月的培训,我就回到村里的卫生所,成了正式的乡村医生,背着药箱四处巡诊,上门打针。那时村里没有输液的设备,输液被称为“打吊针”,那是公社医院才有的配置,一般的人只要“打吊针”,就意味着病情很严重。

    在村子里当赤脚医生很辛苦,有时候刚躺下,就有人来叫门。如果是冬天,那就更受罪了。很多慢性病人,痛苦无望,只是熬日子。

    记得村子里有个人打针,是他自己买来的“争光霉素”,或者叫“庆大霉素”?记不准确了,但是发生的过敏意外,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村医李存保为患者打了一针,患者觉得不好,就去厕所,二便失禁。他自己描述的主诉,是眼睛看不见了,心里不舒服。就给他注射了山梗菜碱、尼可刹米、副肾素等兴奋呼吸和循环中枢的针剂,后来又派人去叫肖张公社医院的胜刚来出诊。经过紧张的几个小时,病人看见东西了,但是,他在被子里一直哆嗦,一颠一颠地不住颤抖。尽管如此,病人心里明白自己闯过了一个生死关头。他自己风趣地说:“还是命大啊,要不然,这一会儿,就该到土地庙去报丧了。”

    父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应该打654-2注射液,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

    当时,我的医学知识还很少,只是见证了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知道了乡村赤脚医生不容易。

    很多人不知道庆大霉素名称的来历,这也是出于政治形势的逼迫。资料说,庆大霉素是为数不多的热稳定性的抗生素,因而广泛应用于培养基配置。中国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广谱抗生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科技成果之一。它开始研制于1967年,成功鉴定在1969年底,取名“庆大霉素”,意指庆祝“九大”以及庆祝工人阶级的伟大。

    这样对于肾脏损害很严重的“新药”,当时乡村卫生室,是买不到的新药品。

    那个时候的注射器,都是玻璃管,全村都是公用一两个注射器,它与几个针头,泡在一个大口的酒精瓶子里。那时很多药片,比如去痛平、安乃近、胃舒平、酵母片、甘草片、苏打片等,都是500片,或者1000片一瓶,装在一个大玻璃瓶子之中,摆在药厨子里。患者来了,就从其中取一些,把几种药包在一起,每次一包,一天三包。大瓶子里的药物用完了药,就可以做装针管的大瓶子了。到了谁家,就用一碗凉白开水,冲洗一下,然后注射药针,基本上是退烧的安痛定,也有需要溶解之后使用的四环素、青霉素等。慢性盆腔炎,有胎盘注射液。

    药片也很少,整个村卫生室,就有一个药厨子,村民来看病,都是包几包药片,有的碾碎了,有的不碾碎。让病人带回家,村医记账,以备将来复诊查阅,也是医疗档案文书。

    1975年秋假期间,我被选拔到衡水地区卫校参加“放射科训练班”,那个时候我没见过透视机,更没有做过照相。因此,讲课的时候,什么荧光屏、球管、多大尺寸的照相盒子都不知道,但是知道了1895年伦琴发明了X射线,知道了阴极射线,胶片感光,放射科有暗室,需要显影、定影等处理过程。

    学习透视、造影、拍x光照片,就必须懂得全身的解剖,因此,这是一次大提高的过程。

    一个多月的放射科科训练班结束之后,我就到衡水县医院放射科进修学习半年。这期间,1976年1月周总理病故,我6月回到公社医院,成为了一个公社医院的职工。

    在县医院进修期间,我学会了打羽毛球,这是那个时期县城才有的体育项目,乡下没有。那时中学里边,有篮球,原来药房的司药王九义爱好打篮球,所以他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就去学校打篮球了。付洪耐院长看到有的时候病人取药,需要等着他回来,很是着急。后来就专门招了一位腿有残疾的残疾人做司药,他不去打球,可以24小时长期住在药房里。

    我到小侯公社医院之后,就在院子里画了场地,没事的时候就和同事打羽毛球,连药房的腿残疾的司药,也出来参与,先是观摩,后来也上场参加活动。整个小院子里,充满了欢乐。

    那时,公社医院有十多名医生,为了迎接新设备,就翻盖了十几间瓦房屋,带走廊,比较宽阔。大家内天早晨起来,拉车、推土,把后院填起来,前院种白菜,补贴生活。

    记得夏天雨水很大,为了浇菜,就把一个水桶,上边、下边,分别用两根大麻绳捆好,两个人对面,站在小水沟的两边,每个人手里两根绳子,把水桶灌上水,一起用力甩出去,把水倒在垄沟里,灌溉菜地。

    到了麦收的时候,公社医院的职工,就去帮助生产队用镰刀收割麦子,天不亮就出发,干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公社食堂的郭三亮就骑着自行车来送饭,白馒头,炒蒜薹,那种劳动的快乐,和饥肠辘辘的享受,至今仍然让我回味无穷。

    秋天,雨水太大,为了保护公路不被冲垮,就被派到公路边上挖水沟,每天很辛苦,到中午吃完饭,就躺在雨衣上睡一会儿。过独木桥的时候,我的腿被划破了,站在水里,伤口的肉翻出来,是白色的“注水肉”,我很担心自己会得破伤风,回到医院赶快上药,早晨伤口干燥平复了,但是,任务还没完,继续出去干活,再次把伤口泡开,翻着白肉。连续几天,“轻伤不下火线”,那个时代不知道哪里来的精神和干劲,现在想来是很难做到了。

    那时,那是毛泽东还在健在的时代。

    1976年7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王九义大夫被抽调出来,去支援唐山。后来,朱总司令逝世了,人们经历了周总理的逝世,以及天安门广场事变,大家的心里有所不同,甚至是一种麻木状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各地都自发建立了灵堂,进行吊唁和追悼活动,大众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时隔不久,我有一天正在忙活,公社办公室的秘书来找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帮忙。我放下手边的事情,到了办公室,他拿出大纸、毛笔,开始写大字:打、倒、王、洪、文,他每写一张,就让我晾到一边去。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吃惊,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都是中央的大官。

    因此,我说:“你写这个,是要开会吗?”

    他说:“是,要传达中央文件。”

    我不敢多问,他也没有多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政治风云突然变化,打倒了“四人帮”。当然,此前听说“林副统帅”叛逃温度尔汗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很恐慌。

    在公社医院,我经常被叫起来,执行“特殊任务”。

    比如晚上,让我骑自行车去几个村子送信,发通知。那个时候,通信不顺畅,电线经常被大风刮断,所以,为了保证上级的文件及时传达,就需要人骑自行车送过去。

    有一天早晨,公社秘书把我叫起来,让我去“报靶”,也就是别人实弹射击,让我躲在靶子前边沟里,他们放枪,然后吹哨子,让我出来,看看射中了几环。我近视眼,看不太清。他们和我,以吹哨为好。这样危险的事情,我也干过几次。

    当然,那个时候的美差也有,就是到民工挖河的工地去巡诊,背着药箱,在大食堂吃肉卷。一个“懒龙”肉卷子,用八两面,四两肉,这样的大肉卷子,我不但吃了自己的一份,而且一起去的同事不吃肉,也都给了我。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多,那一次真是吃多了,那个难受也从来没体会过,很不舒服。

    在公社医院的时候,兽医站的朋友,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他自杀了;公社中心校长,据说和女知青有瓜葛,上吊了。那个时候,很多事,不便于问,但是听说之后,仍然心中很震惊。

    骑自行车下乡巡诊,到各个村子宣传计划生育,也是我参加的一项工作,那时主要是控制三胎。

    公社医院经常报疫情,每周电话上报。没有大的疫情流行,有几个肠炎、痢疾,都是估计一下,脑炎、结核、麻疹,就相对认真核实一下。

    1977年秋天,公社医院分到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参加修乡村之间的公路,那是公社办公室大院,往北边去几个辛庄的道路太低洼,要从边上取土垫高。医院分了三十米的任务。我正在复习,准备迎接考试。

    付洪耐院长很为难,他说:“不派你去干活吧?咱们的任务不好完成,医院里都是老头和妇女;派你去干活吧,万一你考不好,就会埋怨是我做得不好。”

    我说:“院长放心,我白天去干活,晚上回来看书。”

    那个时候,经常没电,所以早晨天不亮,我就打开放射科的黑玻璃窗户,读书,做练习。

    干完了医院修路的工程,我使用的X光机器出了故障,请来的杨西录先生修不好,只能到生产厂家去修理,那是石家庄东方医疗器械厂生产的,他们说来修理或者以旧换新。我和张红显医生抬着旧的球管,坐火车到了省会石家庄,当时下小雨。

    我们拿着介绍信,在火车站凭信件介绍,坐三轮车住到石家庄旅馆,就是现在博物馆广场西边的楼房里。当时的旅馆,我们住的是上下铺的房间,我住在上铺。旅馆前边是一个大货车的停车场,天不亮就有很多大货车发动起来,很吵闹。

    我在石家庄旅馆,(那时候很多旅馆叫招待所),住了十来天,等着修机器。这期间我们抽空去了一趟河北新医大学的院子里参观。当时已是落日时分,院子绿树成荫,很安静,我走在父亲曾经读过书的这个大学里,觉得如果幸运地考上这里,那该多么幸福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是一个乡下青年的美梦。

    我更加坚定地每日看书,一天十几个小时匆匆而过,一同来出差的张红显抱怨说:“真没意思,你哪里也不去,就在屋子里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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