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8月4日电（段汝钦）

    众所周知，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在西医宣布无药可治的情况下，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据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在湖北武汉举行的第九场发布活动中介绍，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近5000人来自中医药系统，全国有97个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参与了救治工作。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百分之96.37，在湖北地区中医药的参与率也达到了百分之91.05。中医药作用的发挥还体现在抗击疫情的整个过程中，包括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中医药在阻止轻型、普通型的患者向重型、危重型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10个省市1261名服用“清肺排毒汤”的患者临床观察显示，没有1例轻型患者转为重型，没有1例普通型患者转为危重型。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了564名患者，这些患者都是轻型和普通型的，也同样没有1例转为重型和危重型。

    在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治疗中，中医药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退高热、促进渗出吸收、提高氧合水平、降低肺纤维化方面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医药有目共睹的、无可辩驳的疗效力压西医，新冠患者发自内心的感谢：“是中医救了我！”

    然而，在中医药介入抗疫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当然是来自与西医千丝万缕联系的药企。他们组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妄图大发国难财。中药“简便廉验”打破了他们发国难财的美梦，因此他们明知在没有特效抗疫药物的情况下，明明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遥遥无期，却压制中药进入抗疫中，这惹得中纪委不得不跨界两次发声来支持中药抗疫，这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奇葩现象。试想，如果有独立自主的中医药管理机构，会出现这种无厘头事件吗？因此，国务院成立独立自主的“中医药管理部”势在必行！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谈设立中医药管理部的必要性：

    一、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在理论上不能结合、只能在临床中互补

    西医是以机械唯物论为指导，产生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以解剖学和化学为诊治手段，追求“个体精确”而又割裂的实证医学；而在东方文化中孕育的中医，它的哲学基础是朴素唯物论，是产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阴阳五行为基本元素的，整体的、联系的、辨证的系统医学。

    西医是用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治疗疾病。不管病人是哪个地区、哪个季节；不管病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千人一方、万人一案。大家想想，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式的机械思维能治好疾病吗？我们中医把人看做一个整体，人与天地相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医治疗把人体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生命，体现了个体化、人性化、整体化。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的科技能力无法对中医进行科学的解释，就将其归为“不科学”的范畴，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去研究中医治疗的科学原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中医来源于哲学，而西医来源于科学，这当然是哲学指导科学，中医指导西医。 

    西医把人体肢解、医院繁杂细碎的科室分类，极大地增加了看病的困难与病人负担。从生命的高度而言，西医治疗未给予患者足够的尊重与尊严，人体被机械、粗暴的对待，西医像修车一样修理人体，同时伴随着很强的副作用。西医目前的治疗方式与治疗理念是落后的，所谓的“先进的”“科学的”现代医疗方式，已被“野蛮”与“粗暴”的所代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奠基人孙燕院士认为“中西医是两种卫生保健体系，在历史上各自做出过卓越贡献。中医中药是一伟大宝库，经受过历史的洗礼。和西医相比，中医更重视整体。---中西医能不能结合？我认为结合点在于临床高水平的实践，而不一定先从理论入手，那样难度较大而且容易引起争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要动辄妄谈中西医结合！我们是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用“中医为主、西医补充”的治疗理念服务病人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是符合实际的。那么，中医诊治疾病需要西医那些手段进行补充呢？

    一是用西医的诊疗手段弥补中医“四诊八纲”的不足。西医是微观医学，在血液检查、影像诊断、辨病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中医不可能使用望闻问切的手段把疾病进行明细化。尤其是肿瘤的治疗，肿瘤的细胞学形态、分化程度、基因检测等等中医望尘莫及。中医应该学习西医的基础知识，尤其要弄明白西医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段，只有弄清，你才能明辨是非、为我所用；也才能纠正西医的错误。

    二是利用西医的有效治疗手段弥补中医的治疗手段尚存不足问题。以治疗肿瘤为例，肿瘤与内科杂病的治疗具有质的不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内科杂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肿瘤则属于敌我矛盾。人体细胞的变异而产生的肿瘤细胞，失控生长，浸润性、转移性很强，有时中药是很难控制的。譬如小细胞肺癌，隐匿性强、恶性程度大，原发病灶尚未发现就已远处转移。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墨守陈规，一味的用中药治疗。因为小细胞肺癌对化疗特别敏感，在患者生理指标正常的前提下，应该化疗6个周期以上，同时利用中药益肾健脾，标本兼治，都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三是用中药西制的先进技术弥补膏丹丸散一贯制的传统用药模式。此问题屠呦呦老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众所周知，大部分患者对喝中药汤剂是有抵触情绪的，如何让中药简便廉验？如何让患者对中药喜闻乐见？如何让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我认为，我们中医药工作者决不能因循守旧，要想患者之所想。要利用现代医学的制剂技术提取中药方剂的有效成份配制成冲剂、或其它中药剂型是中药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西医结合打嘴仗几十年，至今没有结果。所以说天天喊中西医结合是没有出路的，只能用西医的手段来补充中医的不足才是光明之路。试想：一个不懂“阴阳五行”、“四诊八纲”的管理者天天在指手画脚，谁能服气呢？！外行决不能领导内行！西医决不能领导中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实行中医药的独立管理是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国务院应该顺势而为！

    二、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医药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医药无论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确凿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未传入中国的百年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防治疾病，从而使中华民族一代一代繁衍到今天。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防治传染病方面，根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三百多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得到了较好救治，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在几次重大的疫情救治工作中， 譬如1956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禽流感，中医药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且展示了中医辨证论治和三因制宜的优势。

    1954年、1955年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研究院（即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的蒲辅周老先生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等清热解毒之法，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1956年北京流行性乙型脑炎，蒲老根据当年北京气候暑湿重的特点，及时调整，采用三仁汤、三石汤、五加减正气散、千金苇茎汤等化湿清热治疗，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03年广州非典，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老先生指导下，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收治73例SARS病毒感染者，全部治愈，患者零后遗症，其治愈率百分之百。而西医使用激素治疗88例，死了10例。其中用纯西医方法治疗17例，死亡9例，死亡率百分之五十三，活者留下了严重的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导致了患者生不如死。

    2009年的禽流感防治中，中医药也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其成果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上。

    百年来，由于西医的进入，一些人格分裂者，妄图否定中医、废除中医，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中医药无与伦比的不可辩驳的疗效，使这些一代一代的人格分裂者灰头土脸、无功而返。中医药容不得任何人的亵渎、容不得数典忘祖者的侮辱。应该视为国宝，好好保护。因此国家成立中医药管理部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是对列祖列宗的尊重、是对人格分裂者的封喉！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指示的具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