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嵩尧将勤俭视为“治躬”（自身）第一义，治家第一义，勤俭为治家法宝。

    周恩来还将勤俭视为治国的法宝。我们中华子孙一定要世世代代地把握好勤俭这个法宝，即使将来以强国站立于世界之林，也不能丢弃勤俭这个法宝。

    上述两方面三代人的相同观点，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周氏家族的一脉相承，是思想上共鸣的亮点。由此看出“诚”是做人的根本，进而可以推断出一切坏事都是从不诚开始的。

    勤俭是治家的法宝，进而可以推断，一切腐败现象都是从不勤俭开始，进而演变为贪得无厌，最终走向灭亡的下场。

    “诚”和“勤俭”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灵魂所在。始祖周敦颐在开拓营造周氏大家族这块土地时，首先抓住做人的根本“诚”字，然后子子孙孙就是这块土地上繁育后代。周恩来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是出类拔萃、世界公认的伟人。

　　四伯父周贻赓：不要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比

　　按本支周贻赓是周恩来嫡大伯父，按大排行称四伯父，但实际上，周贻赓一直将侄子当亲子。

    周贻赓对弟弟周劭纲一家十分关心。周劭纲长期在外地任小职员，收入低微。1907年，周恩来的两位母亲相继去世，无依无靠的周恩来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只身在东北的周贻赓心里始终惦记着家乡的亲人。他不断地给恩来侄儿写信，又是询问又是嘱咐，每次俸饷发下来，他第一件事就是寄些银票回家，贴补家用。周恩来也经常给周贻赓写信，向四伯父请教各种问题，汇报家中的情况。周贻赓十分喜爱这个侄儿，总想着待有条件时一定好好培养他。

    1910年秋天，周贻赓把周恩来接到奉天，从此周恩来与周贻赓一起生活了七年。周贻赓告诉侄儿“不要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比，要努力刻苦学习，要本分，勤俭节约，不要浪费粮食。”“吃饭时米粒掉在桌上要拣起来吃了。”“看见大姑娘小媳妇不可抬头看”等等。周贻赓只要和弟弟周劭纲、侄儿周同宇在一起，他就会不厌其烦地议论他的恩来侄，为他担忧，他为牵肠挂肚，也为他自豪。周恩来从心里深深感激与敬重四伯父周贻赓，对四伯父的抚育之恩念念不忘。1916年3月21日，周恩来收到伯父的来信，在学校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作文《禀家长书》，充分体现了伯侄之间的深厚感情。

    周贻赓是周恩来的生存、成长、成才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

　　六伯父周嵩尧：曾想捐物买飞机

　　周恩来和六伯父周嵩尧是一种既亲切又特殊的关系。1908年，周嵩尧升任漕运总督衙门总文案，工作十分繁忙，无暇顾及家庭。1914年，周嵩尧在袁世凯的大帅府办事处秘书任上时，曾经力主南北议和，并一再为南北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吁。

    1920年10月12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之前，曾经过山东济南，在堂叔周嘉琛家住了四五天，周嘉琛给了银元120元资助。经过南京，在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家住了几天，二伯父给了一些资助，我祖父周嵩尧曾对我们几个孙子说，他给了300块大洋。

    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主持国共和谈时期，写信给六伯父周嵩尧，邀他赴南京会晤。一日谈及1939年他回乡祭祖一事，并手书姑父王子余送给他的一首五言绝句给六伯父周嵩尧校阅。因《周恩来家世》解读此诗有误，我已在《<一封家书的回忆>补遗》（将在《丰碑》报上全文刊登）一文作详尽的论述。祖父周嵩尧加注内容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侄（周恩来）自延安来南京主持和议，来函相邀（当是扬州弥陀巷北首住宅）。久别重逢，屡次晤后（不止一次），一日谈及数年前（七年前）回绍兴祭扫祖墓晤王子余妹婿（周恩来称姑父）子余口占一绝赠之（即此诗）。因取案头竹纸手录示余，即此诗也。偶检旧箧得之记数语以示子孙。”“子余口占一绝”、“手录示余”足以证明周嵩尧在场，耳闻目睹是事实。

    周嵩尧在北京近四年间，周恩来曾几次将周嵩尧请到西花厅来，向他请教一些历史问题，如清末民初政府各级机构建制、各级官吏工资之安排等，周嵩尧一一予以解答，他为自己能老有所为而感到无限欣慰。周恩来十二岁就离开了淮安，搞不清周家亲属的情况，他就让秘书何谦给周嵩尧写信，请他介绍一下周家的各方亲属。周嵩尧很快回信，并附了周家亲属情况。周嵩尧在写完这封信后还不放心，又特意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附件，附件全文共3000多字，是周嵩尧用毛笔工整地书写而成。这是一份有关周恩来亲属最为全面和具体的"图谱"，也是研究周恩来家世的一份珍贵资料。

    抗美援朝期间，周嵩尧曾想将自己收藏几十年、传世二百余年的清初王云的一本山水画册捐献给国家，期望变卖后买飞机、火炮以打击侵略者，后因当时尚无文物商店，此举未获成功，但却表现了周嵩尧的一腔爱国情怀。1953年临终前，他将自己收藏观赏一生的20多件老古董赠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留言将这批古文物全部赠给故宫博物院。后由故宫博物院移交给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八叔同八婶的苦处已算受尽”

　　周贻奎和周恩来父亲周劭纲为同胞弟兄，周恩来称贻奎为八叔。周恩来从一出世就和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母生活在一个大宅院里，后来随嗣母陈氏到了宝应、清江浦等地。

    1907年周恩来的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叔、八婶一起生活。周贻奎与夫人杨氏带着儿子恩硕、侄儿恩来、恩溥、恩寿一家六口，生活十分艰难。有时四兄长周贻赓从外地寄点钱回来，有时杨氏和周恩来一起跑当铺典当衣物，将房子押给人家，以维持那半饥半饱的生活。

    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中写道：

    “这几年来八叔同八婶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别的地方去要。”

    疾病和饥饿逼得八叔年仅41岁就离开了人世，八婶顽强地度过了将近一生的灾难生活，古稀之年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勤之一字岂可忽而视之”

　　1908年秋冬之交，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重新回到淮安那个破败的老家。在老家里，大多数男人都外出谋生，只剩下残疾的八叔贻奎和八婶杨氏以及幼子恩硕三人。此时突然变成了六口之家，只能由八婶杨氏领头支撑着，十岁的恩来成了家里唯一一个“要紧的男子”了。

    生活极其艰难，周家没有土地，只有住房，有时还要抵押部分出去，有时四伯父（周贻赓）寄些钱回来，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借贷无门时，就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几乎不是童年周恩来所能承受得了的。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并承担。从小经历的艰难生活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对封建家庭和习俗的强烈憎恨。

    周恩来正是在家庭衰败，备受人情冷漠的困境中，得到了龚荫荪新思潮的传播，而使他萌生了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新思想。1909年秋天，龚家被抄家封门，少年周恩来在故乡失去最后一个“乐园”。

    回顾周恩来的童年，思想是痛苦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刻苦的。

    1910年春天，周恩来的三伯父周贻谦受四弟周贻赓的委托，将大鸾引领到东北。东北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民族存亡匹夫有责，他一边读书，一边关心时事。从高老师处借到邹容的《革命军》看。邹容在《革命军》中疾呼：“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在书中连呼七声“革命者”，终于叫醒了周恩来。

    此时此刻他的思想境界，已经远远地超出全班同学，因此，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周恩来与众不同地响亮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他在东北三年思想上起了质的变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过程，与他童年时代受两位母亲的良好教育密切相关，与龚荫荪革命思想影响有关，更与伯父数年来给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有关。归根结底，与《周氏家训》有关。

    这里有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写的两篇作文，做了有力的佐证：

    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学校里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周恩来的题目是《诚能动物论》。严修亲自选定这篇作文为全校第一名。

    《一生之计在于勤论》，其手迹虽然难以辨认，但仍然可以依稀认出几行字来：“欲辞行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一暴十寒。于□则虎头蛇尾，勤于其始，惰于其终，……闻鸡起舞，无忘雪耻之志，勤能补辍。……求学生之计，大至于国，小至于生身殆，无不使其赐，然则勤之一字岂可忽而视之哉。”

    周恩来对"诚"、"勤"的论述，不正是六伯父周嵩尧撰写的《周氏家训》在周恩来身上最好的验证吗！

    （作者为周恩来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