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同志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连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意识到我在带着笑意注视他，他就走出窑洞，躲到河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制谱似乎比作词更费斟酌些，他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我的意见。作曲的时间拖的比较长，大约到8月底9月初，全部编曲才算完成了。他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我说，“为虎生翼，不是一个好句。”他笑道：“不管它。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当律成同志把“翼”生出，抗大三分校已经正式开学，我搬到三分校政治部住，继续搞时事政策教育工作，律成同志却调到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做教员去了。但是郑律成同志虽然离开“抗大”，还是经常回来教歌。三分校的每个连队，无论在行军途中，无论在集合会场，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1939年秋冬，这嘹亮的歌声在延安的山山岭岭都在回环荡漾着，那歌词不管是“虎”不是“虎”吧，确乎是生“翼”了。在这年冬季，《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还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一次晚会，由郑律成同志亲任指挥，进行专场演奏。此后不只抗大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传唱起来。

    大约是1940年夏天，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同志邀请郑律成和我到文化沟口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抗战根据地，很受广大战士欢迎。我们本来都不会喝酒，肖部长笑着说：“今天破例，都喝三杯。”我们只好听命。肖部长继续说：“一杯酒，祝你们继续合作取得更大战果；二杯酒，祝你们更认真地向工农群众学习；三杯酒，祝你们再接再厉写兵，并且为兵写！”我们表示，一定把肖部长的话铭记在心，当做党的嘱咐来遵守，当做终生任务来执行。

    后来，《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便正式刊登在《八路军杂志》上，这表示军委正式认可了它们。后来，我还与郑律成同志约好共同编写一个反映冀南抗战的歌剧。只完成了一个序曲，律成同志便离开延安去前方，我也调离抗大政治部，计划中断了。以后三十多年间，不曾再凑到一起工作过，每当相逢，总不免回忆起这次未完成的合作，觉得是件憾事。也常想另外找个题材，弥补上这个遗憾；直到前年9月在长影小白楼会晤，还相互约写过。总以为来日方长，谁知这次匆匆一面，竟成永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