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佛教在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形成了那些中国佛教教派，以及历史上中国化佛教鲜明的“玄”、“易”特点；再从社会需求和存在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在新时代国家领导人及各级佛协的指示下，明确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再经多年实践、检讨、思虑和总结，认为各宗各寺应该亮出各自的特色，接受社会和有关部门之检验。在此，慈恩寺作了一些初步的创新实践，也提出了在天台宗教义下、走人间佛教的依据经典，并提出倡议：寺院应与所在地社会需求相适应，服务社会、与时俱进。

    关键词：中国佛教、天台宗、天台止观、人间佛教、慈恩寺

    作为一个长期的课题，佛教中国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尤其是在现今这个“世界地球村”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在二十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了宗教工作的总体要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总书记的这一重大战略要求，为我们佛教界指明了工作方向，我们佛教界同仁们要发心、树信，无论在理论和实践均应踏实作为，将这一战略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为此，天台慈恩寺在之前初步摸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佛教经典理论上下功夫、在寺院布局上下功夫，在中管院人才研究所协作下，利用寺院拥有六大洞区洞窟群的特色，重新疏理、开展研讨，明确地作了以下思考并结合近年的初步实践与调整，现作探索性的小结、并汇报如下：

    一、对历史演进之了解和认识

    佛教从秦汉时期分别从水、陆两路传到中国以来，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凈其意”思想与中国本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善福恶祸”思想相通，从早期的零星、少量经典接纳、包容，再经过以大量译经为特色的文字中国化，到形成各宗理论的义理中国化，经历了东汉、东晋、隋唐、宋元等中国化特色时期，与本土的庄、老、孔、孟以及医、易、儒、道等传统理论求同存异，形成了天台宗、禅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等中国化佛教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台止观、顿悟成佛的禅宗和往生极乐的净土，乃至影响海外（如日本、韩国）并产生了新的流派。尤其典型的是：隋朝时的智顗大师将佛教理论和实践方法全面梳理、高度总结，形成了佛教中国化义理主流的三大部和五小部，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

    佛教中国化之所以得以施行，在佛教教理上有一坚实基础，那就是“依国王法”，佛弟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适应其风土人情。用更贴切的话说，就是“爱国爱教”。因此，对一位合格的佛教信众而言，信佛就应爱国，只有成为好公民、才能成为好弟子；作为佛门的好弟子，往往是明理、开放，既能接受新事物，也能遵循传统的人。经过东晋时大范围的文化冲突到交融，乃至出现“三武灭佛”这样的大事件；最终，融合了中国传统理念的中国佛教成为了世界上最兴盛、人类得益最广泛的文化内容之一。

    随着社会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各种信仰教派走向融通，佛教与儒、道之间日益调和；中国社会也形成了吸收佛教心性学说的宋明理学、吸收佛教理事无碍理论的程朱理论，吸收了佛门禅宗心外无物的陆王心学等等；佛教之义理，对中国哲学、文学、风俗、艺术等等也产生极大影响。于是，佛教本身也在中国传统的儒（文）、道（易）、医、艺、哲的大熔炉中被“中国化”了，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化佛教的特征

    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突出在“玄“、“易”两字，即表现了佛教义理上的玄妙性，但也表达了佛教实践中的简易性，“玄易相容”成为了的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

    1、强调明心见性：中国佛教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智慧德性，即觉性；佛，即觉者。因此，觉悟本性者成佛，应该是我们有情众生本具的最高人生目标。何况，心性是玄妙的，让人迷惑难解；见性成佛，须内外彻悟。这是“玄”的一面。由于中国文人雅士及道学思想之参与及阐释，更让心性之玄妙性玄之又玄，乃至让世人对佛教产生了巨大误解，一度、乃至目前尚有众多人士因此将佛教教理误解为“唯心论”。因此，佛教中国化的应有任务之一：在继承、担当的同时，应该让世人解除误会而得中国化佛教之祖师本意。在这一方面，天台宗任重道远。

    2、希望顿悟成佛：见性成佛、明心即可。一旦真智显露、明心见性，心外无佛，即心即佛；一念觉悟、刹那成佛，这就是极其方便简易的顿悟禅，也是大多信众们所期盼的。谁不愿成为“觉者”呢？要成为觉者，应立稳脚跟；然后，看清环境、知道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又不贪着世俗，还能精进努力地奉献、并开发智慧，方能尽快地成就。禅宗提倡农禅并重，即有此意。

    3、倡导念佛安心：净土宗提出“称名念佛”，自然极其易行，念佛念佛念念是佛、毕竟成佛。无论称名、观想或实际念佛，内外相应，往生极乐佛国。天台宗提倡“导归净土”，也是借其三根普被，并以念佛而遣魔事；明朝时智旭大师开创“净土法门”，也是天台学人对佛教中国化的又一贡献。

    4、实践“无非止观”：无论顿悟、渐悟，称名、参禅，要转凡成圣，在方法上正如智者大师所言“无非止观”。止是得定之因、观是开慧正要；以戒修定、定能开慧，信愿行不离戒定慧果，“空、假、中”囊括宇宙中“真、俗、胜义”三谛。

    如此，佛教在中国已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佛教”充分反映了佛教的深广玄妙，也发展了佛教的简单易行。

    三、时代需求：

    现今已进入“地球村”时代，信息、交通都便捷起来，关键是世界人们均已开始向往“开放、了解、交流”，乃至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相应的知识就会应运而生。从国家的层面上说，谁发现、谁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宗教方面。因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早已为世界提出了概念和目标、为我们宗教界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佛教人士赋予了时代的重任。如何做、做不做，我们无由选择，唯有担当；各人、各寺唯有尽己之力，努力而为。这一毋庸置疑的任务就是：应该亮出、现今中国佛教之社会主义时代特色。

    近四十、或说三十多年来，我们各大教派或因循守旧、或担心生存、或金钱至上……不依国务、偏离教义，侧重宗教形式，以致对于国家号令、发展方向置若罔闻……或许这是我们所有宗教、所有佛教宗派、乃至每一名佛弟子都应该检讨的。

    天台山慈恩寺常住在“二十大”以来，经多次禅修、检讨、觉悟，僧众们认为，现如今，中国佛教应体现两大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

    一是结合现实社会和科学技术、继续融通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社会民众、力所能及地消除有缘人士的心理纠结和压力，助其净心安心。

    二是引导信众加强觉知、奉献社会、提升思想觉悟，为国家所指引的社会目标努力奋斗。这也是时代赋予佛子们的社会义务。

    对于保守的佛教徒而言，佛弟子就是以天天念经拜佛为务，这是必须从观念上加以突破的。佛陀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凈其意。”尊好教戒，完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恰恰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履行的道路。

    “诸恶莫作”，首先在于“不做国贼、不谤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出自《梵网经菩萨戒本》、《优婆塞戒经受戒品》）”。

    “众善奉行”，是要行菩萨道，要服务他人、服务集体、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和世界人民。

    “自凈其意”，是此总印之核心，也是佛教区别与宗教（或言其他教派）的关键和要点。唯有反观自照、自凈其意，才能发现、改变自己的错误观念，纠正错误的行为。佛陀是开放的，佛教是开放的，是无私奉献的；在此过程中，被一些自私之人学保守了、学狭隘了，这是不应该的。

    四、慈恩寺在佛教中国化上的创新实践：

    习总书记分别在2015年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连续三年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2022年的“二十大”又强调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说明我们各大宗教及其基层没有达到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甚至浮于表面，才会再三强调。为更好地落实党和国家有关精神，我们边学习各级佛教协会对指示精神之解读、边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回顾历史、重温教理，探讨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设定目标和任务，组织实施与保障。

    正如全国政协王沪宁主席2023年10月25日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的:“团结引导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新进程上中国佛教界要坚持思想、政治引领正确方向，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引导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爱国优良传统，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入推进我国佛教中国化，坚持全面从严治教，着力加强人才培养，积极推动对外友好交流，促进我国佛教传承。”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研究与运用相贯通，坚持发挥佛教界主体作用与各方面大力支持相结合，做好教义教规阐释这篇大文章，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佛教思想体系，夯实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因此，我们佛弟子首先应该夯实“依国王法”、以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尽快形成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各自的地域特色或文化特色，做好社会之时代适应和教义阐释，推动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之时代文章，以及中国佛教理论体系之发展。

    慈恩寺为响应政府四套班子领导提出的将黑洞建设成为“佛教文化胜地”的指示精神，边建设慈恩洞窟、边为人们心灵减负，慈恩寺做了二件应循时事之事：一是开展洞窟文化研究，二是开放禅堂、举办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天台止观禅修。

    1、洞窟文化研究：借助对洞窟规划设计内容之研究，我们既对《大藏经》加深学习，又对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等石窟群加深了解，从而加强对佛教教义教规之阐释、重温教理。同时，探讨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加强自身健康发展与时代适应性的内在素质，以“慈恩洞窟”打造“江南敦煌”为契机，开创石窟群整体规划布局之先河，拟定不同洞窟的时代主题，为海内外洞窟艺术设计者提供经典依据，借助佛教故事、弘扬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正能量——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鼓励人们为社会、为国家多作贡献。

    2、举办适应社会需求的天台止观禅修：此举，既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形式之一，也是直面大众、是对自身素质的检验。

    禅修中，每天的开示是人们心灵减负、解决种种纠结的前奏；有了针对性的开示，在后续的静坐中才能“豁然开朗”。

    天台止观初级禅修中开示的主要内容，依据智者大师总结的“二十五方便”；又从佛门主供一佛二菩萨中，如华严三圣、西方三圣、东方三圣、大悲三尊等等，领悟、总结了“人生三根本”：“德、福、慧。”佛表品德，二菩萨中一表福泽、二表智慧；如华严三圣中，普贤表积福、文殊表开智。我们既要告诉人们贪欲之害，以便加以防护；又应告诉人们福报来源于自己在此之前对父母、尊长、六亲眷属之上贡下施，来源于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之奉献，来源于随喜他人的奉献之举；即过去未付出、现今无收成，现在不奉献、将来难富有。贪着只会销福，不顺与障碍则源于过去对他人、对集体、对父母、对领导、对国家等之不孝、不顺、不忠、不义，以及瞋、妒、恼、怒等等。如此，“人往高处走”，明理之人自然有其明智的选择，就会自觉地开启智慧、增长福泽、提升品德。

    从实践中发现，因机施教，以天台止观、结合念佛与禅门跑香等，以适应当下社会参学人士之需求，在为现今快节奏、信息纷繁的新时代背景下为心灵减负起到精滤、疏导之作用，也起到引导信众、为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筑基磊石出份力。

    五、创新实践之法理依据：

    1、随缘与应机：

    佛门讲究依据与出处，实践得依理而行；创新不离根本，得有机缘引发。

    机缘在于两大方面。一是信众因缘需求：2005年之后，社会上希望得到心灵减负帮助的需求逐渐增加，前来寻求解惑者时有发生，到2013年之后突然膨胀。二是环境许可（包括寺院环境、人文环境、政策等环境）：寺院自2001年政府批准、同意扩建，让慈恩寺将人工古洞窟加以利用；先是念佛的信众们来要求，在此“净净心”、消除“一念佛杂念更多”的瓶颈；再是年轻人“工作时心太乱”、“压力太大”、“心烦”、“不能安心工作”……希望让心“消停消停”等等。

    于是，根据信众要求，随缘设施，从开始的二三人、五六人，随着人数越来越多，到二三十人之后，我们设定了以每批二十人、三十人、六十人、一百人限定人数，乃至临时去添加棉被，因为信众要求“只要不让我们出去，有个坐坐的地方就行。”师父们被感动了，只好找被、找衣让他们披一披，以免他们着凉。于是，有了后来的网上限额报名才予以接待，为后来的止观禅修得以安稳、有序地开展。

    经过来慈恩寺参加天台止观禅修，大多数的信众跳出了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的人生观，树立了以奉献为主导的人生价值观，增强了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精神生活压力的自我调剂力和疏导力。

    2、理论与经验：

    在教义上有太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将儒教五常与佛教五戒对应，但尚未闻有大德明确那几部佛门经典作为倡导人间佛教的经典依据。为此，智渡曾到南昌拜会倡导人间佛教的星云大师，向他推荐《父母恩重难报经》（孝道）、《业报差别经》（因果）、《吉祥经》（幸福所在）、《善生经》（人际）和《玉耶女经》（妇道）作为“人间佛教五部基本经典”，希望由他老人家提出来、为“人间佛教”作基本经典。而他老人家谦虚地说：“你从诸多经典中选出（这几部经典）来，不容易啊！由你提出来一样的。”于是，学人这些年来有相当的精力花在这几部经典的弘扬上，乃至禅修期间也是让学员们每天读诵（详见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幸福大道》）；若能加上《地藏经》（止恶或离苦）、《药师经》（摄护或除障）、《心经》（开智）、《法华经》（成佛）等，或可构成天台宗学人为“人间佛教”寻找依据经典方面作些微薄贡献。

    政治上“依国王法”，爱国爱教。经济上专款专用并按佛门中“轻借予重”的原则行事，也时常开示信众浪费与损福原则、不可侵损国家财产、按时纳税等等。文化上融合中华和合文化，平等看待儒、道等教派，树立普世价值观，向共产党人学习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活上接纳行、住、坐、卧无非是禅，日常参加清理洞渣等寺务劳作，学习并体验祖师大德们在生活中实修，实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六、坚持中国化方向与服务社会：

    佛教中国化是佛教界自身生存、延续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切实需要，党和政府重视、尊重人民群众信仰自由的国策，及时地为宗教界指明了方向。各大宗教团体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再不提醒，极有可能出现教条或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