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过去了，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撤出延安的动人场景还历历在目。延安的老百姓哭着舍不得部队走……

    1946年秋天，蔣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议，准备打内战。他集中了强大的兵力，派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决策，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队、机关全部撤出延安，以战略退却转为战略进攻，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此时，我随父母刚从周恩来在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回到延安。这时我快满6周岁，已有些记事了。

    我们是在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的。起初是中央军委派吉普车把同行的妇女小孩先送到蟠龙。总政傅钟主任和父亲等干部是骑马到达蟠龙。第二天，我和妈妈是坐在一架毛驴拉的板车去瓦窑堡。同年五月，我军围歼胡宗南军6700余人。

    在撤离延安时，由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负责中央机关的队伍行军。因父亲所在的机关属于军委总政治部，为了工作的需要，安排父亲和傅钟副主任部门的人与刘少奇伯伯住在瓦窰堡（现名为子长县）九沟台村的同一个院子里。

    就职于总参军调处当翻译的王光美阿姨也与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那时她还没有与刘少奇结婚。她和妈妈的关系很好，（这时母亲已是总政治部秘科的秘书）她常到我们住的房间与妈妈聊天，她将一枚精致的发卡送给我，别在我头上，我高兴地跳起来。

    有一天，院子里来了一位手中拿着照相机的叔叔，给我们照相，这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经过七十年历史的沧桑，被保存了下来。

    在瓦窰堡，小圃阿姨想尽办法做了两个毛驴可以驮着走的木架子小床，一边装一个孩子，另一边装两个，这样才创造了小孩夜行军的安全条件。从瓦窰堡出发到绥德，离敌占区越来越近，开始行军时我们没有经验仍是在白天走，那长龙似的队伍浩浩荡荡的铺设在大路上，目标很显眼，结果就遇上了敌机的低空轰炸。开始就听见远处飞机传来隆隆的响声，很快就又听见队伍中大人的喊声：“停止前进，立即隐蔽，赶快卧倒！”妈妈马上拉住我的小手，很快地跑到路边的一个土沟里，带我爬下，不准动！不一会就听到不远处飞机投下炸弹爆炸的轰响声、机枪哒哒的扫射声，我看见四周烟尘浮起，哨烟弥漫，尘土飞扬，扑的我满脸满身都是灰。我因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知道害怕。后来我听妈妈说，王若飞的大儿子，就是在这种轰炸扫射中被打死的。

    我们这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为了减少暴露行动目标，只能白天睡觉晚上行军。我非常不习惯，部队一到宿营地，大人们都去睡觉了，我睡不着，到处乱跑，去看马吃草、逗毛驴。行军时特别忌讳小孩大声哭闹，因为那时敌人的飞机特别猖狂，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高射炮打它，所以飞得很低，连孩子的哭叫声都可以听到，以此来寻找轰炸目标。为此，晚上行军时不仅要用衣服被子把小孩的头包的严严实实，有的还用毛巾塞进了小孩的嘴巴，防止孩子的哭闹引来敌机，影响整个队伍的安危。我听妈妈说，廖承志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把嘴巴悟得太严，第二天孩子闷死了。后来我们行军到绥德以北的杨家沟时，敌人把守的严，又遭遇敌机轰炸。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也不把它当个事了。后来在孩子们口中流传着一句歌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啦巴巴！”

    过黄河是最惊险的一幕。我们从绥德到陕西名为碛口的黄河渡口，路程虽不远，但危险却特别大。这里是我们与国民党争夺的重要拉锯地点，战斗激烈。虽说我军在过河时已控制了这个据点，但敌人并不死心，派胡宗南的部队追击，河对面有山西闫锡山的军队拦截，天上还有敌机不停地轰炸；再加上天气也不帮忙，过河时已到四月开春时，正是黄河涨水之季，风大浪高水流急，船在水中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浪打翻。故在渡河前大人们都做了充分准备，为了防止敌军干扰，选择了晚上渡河。渡河前，父母将我用毯子包住，再用窠腿带把我牢牢地捆在毛驴的背上，然后把毛驴赶到船上，父母一块上船。在船上父母亲最担心牲口受惊乱动将船打翻，将我们推向激流之中，还好，这些事都未发生。在漆黑的夜空里，只听见黄河激荡的哗哗水流声，由熟习水情的船工一浆一浆的把我们送到黄河对岸山西境内。

    部队继续行军，经三交、临县往北走。那时，父亲带着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给他的亲笔信，率工作组到山西晋绥地区及部队调研。父亲来到蔡家崖晋绥军区贺龙部队的司令部，受到贺司令员的热情款待，他握住父亲的手说：“欢迎总部来的客人，我们军内的大秀才！”在这里贺龙与父亲长时间的促膝谈心，他详细讲述了从一把菜刀闹革命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长征等传奇经历，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里父亲也到习仲勋的晋绥边区政府做地方群众工作，写出了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报告，递交中央。1948年4月，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父亲等人写的调查总结报告基础上提升出来的内容。

    离开兴县后，我们继续向晋北行军。到过界河口、岢岚、五寨、神池、阳方口、宁武，再往北走，特别是过神池、代县地区，大人们严肃紧张，不隨便说话，因为这里是北同蒲鉄路线，有敌军布设严密封锁线战场，战事频繁，常会发生一些意外情况。过敌军占领区我们晚上走，过我军解放区白天走。

    1947年，是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反动派激烈较量、战斗残酷的一年。六月，我们从代县行军到原平，这里属晋绥边区六分区，是解放区的地盘。白天行军在路上，沿途有许多枣树林，没有人去采摘，这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同行的王家泽叔叔，在路边的枣林里捡了几个又大又红的甜枣让我吃，其实我很想吃，但我想起部队的规定，对王叔叔说：“我是小军人，我也要遵守纪律，不能吃枣。谢谢叔叔！”他转过身对妈妈说：“这孩子真好！挺懂事。”

    离开忻州县后我们就行军到五台山。这时已至七月初，五台山下天气很热，上了山却很清凉。过了滹沱河就进入河北省来到平山县温塘村。

    在温塘，当接到党中央的通知后，我们就向西柏坡进军。我们被安置在一座小山下名为嘉峪的村庄。我记得，当年母亲教我做慰问袋，送到前线，鼓励战士英勇杀敌！母亲还领我去参加“三整”、“三查”运动大会。我在群众大会上见到受苦受穷的战士，痛哭流涕地控诉地主老财对百姓的欺压与剝削，全场愤怒地挥臂高喊：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国！

    父亲的工作比妈妈更忙。那时，按党中央的要求，要在平山召开全国敌军工作会议，父亲负责会务文书工作，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起草文件。所以他几乎每天都要翻过那柏树土山到西柏坡去开会，有一次，他带我去玩，在开会的院子里,我遇见了也在玩耍的李讷，我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我们两开心的在院子跑跳，李讷还分给我牛奶蛋糕吃。

    父亲忙完“敌军工作”会后，劳累再加上气候变冷，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医生说他的病很重，家属要做后事准备，母亲急的直落泪。 后来医生把父亲附近朱壕村医院去治疗。

    1948年初，我进了中直机关育英小学学习。当时，党中央五大书记在西柏坡一面领导解放战争，一面筹办新中国诞生的各种事情，新中国就是这样从西柏坡走来了。特别是1948年9月，中央准备在这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父亲魏传统参加了大会秘书组工作。1949年3月下旬，父母亲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车队一道开进北平，住在香山，进入一个全新的大“考场”，开始全国执政的大“考试”！1949年3月中旬，我跟着学校乘坐军用大卡车，欢天喜地的进入了红墙绿瓦的北京城，住在复兴门外新北京万寿路，傅作义的军营房子里。告别了西柏坡的下东峪。

    从延安撤退，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暂时放弃了小小的延安，却嬴得了全中国。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讲：“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附：总政机关行军路线图

    魏兰简历（育英资深校友）

    魏兰同志原名魏兰兰，1940年11月生于延安，在延安保育院长大。在战争年代随父母转展南北，饱受战火洗礼。1946年初随周恩来赴重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1947年随中央军委机关由延安撤退，行军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进西柏坡下东峪中直育英小学，1949年随学校进京。1954年进师大女附中。1960年参军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5年10月毕业。1997年退休。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师职干部，大校级衔。曾兼任东南大学、哈工大和原华东船舶工业大学教授，中国惯性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