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党中央撤离延安，蔣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议，准备打内战。他集中了强大的兵力，派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决策：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队、机关全部撤出延安，以战略退却转为战略进攻。我们在延安出生的孩子，跟随部队一起行军，转展南北，历经敌机扫射轰炸，在敌军的围堵下横渡黄河，突破国民党晋北地区封锁线，于1947年7月到达西柏坡。

    1948年初，杨尚昆主任将母亲找去交待说：“刘超同志，从延安来的孩子应该上学了，你来当校长，办个小学，不能让他们总跟着大人在机关里转。”因他知道刘超在到延安前，在四川老家不仅是抗日救国的青年，而且还是优秀的学校教师。于是母亲就在嘉峪村找了两间房子，配上桌椅、黑板，还找了几个大人当老师，我记得同学王红的妈妈就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初春就开学了。开学那天，还把驻在西柏坡地区中央机关的孩子，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照了两张照片，共有24人，站在前排左边第3个是叶向真，第4个是我，第6个是任弼时儿子任远，他左边的女孩是张华岗，右边第3人是毛远新等。很幸运，这张照片被保存了下来。上课时，发了一年级一册课本，老师教大家背颂、默写课文：天亮了，鸡叫了，太阳出来了，农民下地了…。这里的课堂虽说要比延安的大树下识字班那种席地而坐、大地当纸、树枝当笔的条件好多了，但是这里没有宿舍，六七岁的小孩每天要从各个村庄步行到这里还是有困难的，况且家长工作紧张，不稳定随时会调动到各地去，故没有多久，学校就解散了。这样我就没有学校可上了。过了不久，母亲听说西柏坡腾出一间能装下十五六个学生的房子，给住在就近的孩子们上课，老师是毛主席秘书叶子龙的夫人蒋英阿姨，母亲就让我也去那个教室上课。同学们有李讷、叶燕、二娃子、毛远新、任远、刘涛、杨小二、傅小钟等。我每天背着书包翻山，独自走这熟悉土路上学，来回两次，也没有人接送，特别是放学后回家天都快黑了，这样坚持了十多天，母亲感到不安全，不放心，干脆不让我去了。这两个学校都是育英学校的前身，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后来先后都转入了育英小学。

    我的两次上学都这样流产了。母亲发愁怎么办呢？等到春暖花开时，又传来消息，要在西柏坡身边的平山县山沟里的下东峪村，滹沱河畔组建寄宿制供给部小学，中直机关责成当时的供给部把这些孩子管起来，实行衣食住行全面管起来的供给制，由李一纯、孙统一、刘建勋来领导这项工作，他们就是我们的校长，到这里来我们就是“公家的孩子”。我完全符合入学条件，父母就决定送我过去，虽然舍不得我离开家，但想到工作忙，就下了狠心。他们一点也不惯我，给我找了一匹认识去下东峪路、驯练有素的红马，带上一个简单的小布包袱，爸把我抱上马说：牠比我们还认得路，两腿夹紧马肚子!坐穩，我们还要开会，就不送了。父亲把马屁股一拍，马就驮着我走了。这路还是不近，一会过小河，一会下小山，走了大约一半路程，看到一个骑马的男孩，从另一个岔路口向我走来，见是同行人，一问，他也是去下东峪上学的，名叫秦铁，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秦邦宪（博古）。我们一同到学校时，天色己晚，老师把我们领到食堂吃晚饭，饭后带我们到新生男女混合的临时宿舍睡一觉，苐二天办完入学手续，编了班，才到班里的女生宿舍住下。

    苐一次过儿童节。我刚进校门己是1948年5月下旬。我刚熟悉一些新环境，就见到学校各老师阿姨们忙碌起来，说是要过“六一”儿童节，首先要布置教室与食堂，要在墙上挂标语条幅，还要在天花板周围挂上红黄绿色彩条，条上还挂了动物造型的各式各样的五彩灯笼，真好看呵！老师们还拿着毛笔在很多鸡蛋壳上画各式图画，我问老师为什么要画这样多？老师答：这是要送给每个同学的儿童节礼物。我听了很髙兴，因为我也能得到一个可爱的有画的鸡蛋壳。老师还要领同学唱歌跳舞、排演“兄妹开荒”，表演节目。到过节那天，学校放假，不上课，我们参加“儿童节庆祝大会”，校长讲话，丰富的节目表演，好热闹！正高兴时，老师叫我说：你看是谁来了？我一看，意外地发现是妈妈，我边喊边走近妈妈身边，扑到她身上。妈妈告诉我，她从家峪村到下东峪，步行近一整天，我还是觉得路很远，妈妈很累，她问我：这里好吗？我答：己经慢慢习惯了，站在旁边的老师说：以后想妈妈，可以给她写信，我帮你送去。后来母亲就与大人们讲话去了，她认识这里的校长、老师和阿姨，与他们交流我是早产儿，年前刚生过病等情况。苐二天因为我要上课，没有与她告别，她就回嘉峪村了。后来学期中我还真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她，学习很忙等内容，是老师将信送给妈妈的。记得学校放短期暑假时，我回到嘉峪村，父亲对我的信很不满意，批评我信上不提他一个字。

    插班上课，补习算术。以前我上过多次一年级，学过好几个一册，认识的字不少，语文课不成问题。那时学生近90人，只有一、二两个年级，二年级人少，大概只有一个半班，给他们上课的是大家最热爱的朱凡、丁力老师。一年级小孩多，估计有三个班。我那时愿意跟大同学，比如孩子头王同庚、马文斌，唱歌打拍子指挥李吉提等同学一起玩，宁愿在二年级当妹妹，也不愿在小班当大姐。而那时老师听了妈妈那些话，恰巧把我插班进一年级，为这事我埋怨母亲许多年。我记得当时的教具很简陋，在石板上写字，敌机来轰炸，老师领着我们躲进山洞里。以前学的课本与现在的内容不一样，特别是算术过去学得少，我不但要把同学们学过的课程內容全部补上，还要学好新课程，我着实下了一翻功夫。在崔老师的帮助下跟上了班，学会了加减乘除和四则运算。我在这里系统的学完了上、下两学期，基本读完了一年级的课程。下学期是九月开始的，但学校这学期的开学典礼和学校正式成立日期，却选在1948年冬天11月21日举行，因为这个日子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附近，寓意着我们要走苏联革命的路，建立新中国，恰巧这时我满8周岁了。学校在硝烟里诞生，留下了一张最珍贵的集体合影照片。

    严格的军事集体生活。在学校有严密的作息生活、上课日程。每个人都要按时起床、出操、吃饭、上下课，体育活动等，比如，吃饭，饭前先洗手，之后排好队，一个同学指挥大家唱完军歌才能进食堂，那里有许多方桌，每桌可坐下八个人，要老师发了口令：坐下！同学们才可坐，之后，还不能动，待老师把饭菜分好后，喊口令：一、二、三，大家才可动筷子吃饭。谁要是违犯纪律，就要被老师叫出队列，站在大家面前，听老师批评，这是很丢脸的事，故同学们一般都不违反规矩。最开心的事要算周末，老师要我们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洗脸盆，排着队到校外不远处的滹沱河支流岸边玩耍。那支流的河水清澈透明，且河水很浅，一眼就可望见河底下，大大小小圆圆的彩色石子，岸边是细细的沙子，我们脱了鞋，光着小脚丫，一会在河里踩水，一会到岸边挖沙，还能去抓那些游过来的鱼和虾，有的用手抓，太滑，游走了，用脸盆去截挡，就可以揪住，我们把摸到的鱼虾集中放到老师的盆里，排着队快乐的送往厨房。

    我在育英小学学习的这一年，也正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五大书记在西柏坡一面领导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一面筹办新中国诞生的各种事情的一年，全国解放，新中国就是这样从西柏坡走来了。特别是1948年9月，中央准备在这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父亲魏传统参加了大会秘书组工作。此间，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经常找他汇报情况，开会研究问题。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的报告说：“这次全国解放的胜利是长剧里的短小序幕，还不是高潮。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还告诫大家：“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1949年3月下旬父母亲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车队一道开进北平，住在香山，进入一个全新的大“考场”，开始全国执政的大“考试”！1949年3月中旬，我是跟着这所童年摇篮、鍛炼我的熔炉学校，乘坐军用大卡车，欢天喜地的进入了红墙绿瓦的北京城，住在复兴门外新北京万寿路，傅作义的军营房子里。告别了西柏坡的下东峪。

    魏兰简历（育英资深校友）

    魏兰同志原名魏兰兰，1940年11月生于延安，在延安保育院长大。在战争年代随父母转展南北，饱受战火洗礼。1946年初随周恩来赴重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1947年随中央军委机关由延安撤退，行军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进西柏坡下东峪中直育英小学，1949年随学校进京。1954年进师大女附中。1960年参军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5年10月毕业。1997年退休。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师职干部，大校级衔。曾兼任东南大学、哈工大和原华东船舶工业大学教授，中国惯性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