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附近的河北省平山县的下东峪村，我最亲爱的母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成立了。

    我们新华社的几个小朋友坐着一辆大车，后面跟着家长——我妈妈骑着一匹马紧随其后。当我无意回头望时，正看见妈妈在悄悄地流眼泪。我想可能是妈妈不放心我从小没离开过她，马上要住校会不会不适应吧。我刚到学校非常想家，每天黄昏我都和几个小朋友站在村口，面对着快要落山的夕阳大哭一阵子，直到哭够了才离去。由于学校里老师和阿姨对我们关心和照顾得非常好，很快就习惯了过集体生活，慢慢地就忘记想家了。

    11月7号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给我们每一个新同学发了礼物，是每人一个铅笔盒。我清楚地记得，铅笔盒是铁皮做的；底部用红漆写的“高米力”三个大字；铅笔盒的封面是一副“东坡好学”的画；在铅笔盒里放了整整10块用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我和同学们都特别高兴，因为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能吃上糖是何等地不容易啊!

    这个铅笔盒每天伴着我上课、上自习、考试  。1949年春天，铅笔盒伴着我坐着大卡车，在老师、阿姨的细心照顾下，从西柏坡经过保定府到了北平西郊的万寿路——育英小学的校址。

    铅笔盒伴我到1954年小学毕业保送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整整6年的中学时代。随着知识的增长，铅笔盒里装的笔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它们都被我摆放的整整齐齐。有一次,一个同学看了我的铅笔盒虽然文具多，但是摆的好,一点都不乱。她吃惊地说：“看你大大咧咧的,没想到铅笔盒里的东西会摆的这么整齐！真看不出你还挺细心呢！”在女附中的6年里，铅笔盒伴随我学到了那么多知识。1960年铅笔盒又伴随我参加了高考，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度过了5年的大学时光。在科大，正赶上了苏联撕毁协定单方面撤走了苏联专家的困难时期，我们为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而发愤图强地学习。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唸外语、上课、晚自习一直到11点多才睡觉。我的铅笔盒就一直跟着我寸步不离。里边还装着钱学森用他自己的钱买的计算尺，送给我们每人一把。1965年8月，我在科大毕业又带着它奔赴工作岗位——山东医科所工业卫生研究室。

    大约是70年代初，我们研究室的一位家在农村的同事，他老婆带着孩子来济南看他，我作为同事也去看望人家。送点什么好呢？我想了想就把跟着我上了17年学的一点都没损坏的铅笔盒送给了他的儿子，作为小礼物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

    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过了几天以后，当我路过宿舍楼前的垃圾堆时，突然看见我的铅笔盒静静地躺在垃圾堆上，底部的“高米力”三个字格外耀眼。天哪！这不是我的铅笔盒吗？我惊呆了。站在我的被抛弃的铅笔盒躺着的垃圾堆旁，我久久不能平静，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一个伴随我上完小学、中学、大学和工作岗位的来自西柏坡的铅笔盒，在经历了20多年的南北转战后，竟倒在了垃圾堆上。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的吗！是我错了？还是……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