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论”就是最典型反应求实路线的一种精神，包产到户等于是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来的集体经济路线的一种批判，私人经济和雇工经营是对城市集体经济和公有经济也就是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种批判。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私人经济还没有占到全国经济的半壁河山，但是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形成对解放以后直至文革时期三十年来党的“一大二公”空想脱离实际的经济路线的一种否定与批判，等于回到“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的路线，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私人经济，资本家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共存的市场经济格局。正是在这种格局下，农村家庭经济、城市私人经济、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党内外的民主诉求与事件不断出现，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资本主义复辟，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空气越来越浓。人民欢迎市场经济，社会需要市场经济，大企业家也就是以前说的大民族资本家的出现，以及代表市场经济、代表企业家说话的政治诉求，再加上知识分子对社会上不合理现象的批评及对共产党的民主诉求，与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间的冲突和摩擦更加尖锐和激烈，致使邓伯伯与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和公开。也就是这段时间，我开始减少了去邓伯伯家的次数和邓伯伯聊天的时间，那时我一直没有理解邓伯伯为何向“左”转，为什么宁可要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不要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于去中宣部任部长一事，大约1982年，邓伯伯讲自己不愿意去任职，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共产党的宣传与全社会文化需求非常难以统一。为此我与邓伯伯进行过探讨，我当时认为，文化与宣传不是一回事，文化是全社会的，是党内外所有人都需要的，不是政治。文化界人士与共产党对文化的理解与需要必然有不同，大众的文化不是共产党的一家的文化，宣传是一种政治手段，是共产党向全社会宣传自己政治主张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但不能替代全社会的文化，不能强迫全社会都接受共产党一家的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文化。邓伯伯还是去中宣部就任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与胡耀邦的冲突，很遗憾我无法支持邓伯伯的观点。

    我父亲也是对市场经济有顾虑，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资本主义，但又觉得经济确实发展了，也是好事，他的这种矛盾心理曾经向邓伯伯谈过。在我父亲晚年与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听我说一个外国公司想聘请我，立刻给我一个告诫：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当买办。我父亲这一辈人亲身体会过旧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腐败与堕落，所以对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将引入资本主义的许多要素有非常强的抗拒心理，在社会主义理想无产阶级革命与发展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漩涡中难以取舍。

    直到又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这几年我才明白，邓伯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我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是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的一段历史，邓伯伯只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代表，过多苛求个人的责任没有意义，全面认识历史的规律性和发展的趋势，时刻记着人民的利益，才是对邓伯伯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