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我刚上育英小学，家从中南海搬到景山后街碾儿胡同，开始与邓伯伯为邻，并与罗小韵、邓英陶成为垂髫之交。文革中期1972年邓伯伯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常到邓伯伯在朝内新鲜胡同家与邓伯伯聊天。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红卫兵运动到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我也从17岁的高中生逐渐成熟起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疑问越来越多，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产生越来越多疑问。这段时间我看了许多书，当然也读了大量马恩列斯毛原著，并特别下功夫研读资本论。

    理论的学习和文革的实践有越来越大的差距，无产阶级革命的宏伟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差距实在太大，文革的对象和目的越来越糊涂，工厂农村的生产越来越差，工人农民越来越反感文革，越来越不喜欢中央文革，甚至怀疑毛主席的正确性。这些问题我们（淘淘、陈一咨、吴鹏、吴燕等人）向邓伯伯请教甚至争论，邓伯伯也非常喜欢听我们讲述自己所在单位的事情。有一点至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邓伯伯不同意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怀疑。我们怀疑毛主席皇权意识很重，打倒刘邓陶和一大批干部是为了维护毛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邓伯伯反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全人类的最伟大理想和事业，毛主席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失误或错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伟大正确的。虽然我从内心深处没有被邓伯伯说服，但邓伯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理想和决心我是非常佩服的，他为人民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鼓励着我在农村广阔天地与农民打成一片，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在农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1975年邓小平二次出山以后邓伯伯受到重用，与我们的聊天中经常提到邓小平和胡耀邦如何与江青四人帮作斗争，并向我们了解社会上对邓小平上台后的反应。当时的形势也非常鼓舞我们，感到文革乱象快要结束了。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次邓伯伯向邓小平提到我父亲，邓小平问及我父亲情况，邓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到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向我父亲提到此事，父亲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尽快落实政策，尽快平反并出来工作。但父亲要求我必须先给我一个在文艺界的叔叔（方琯德）看，同意后再转交邓小平。我叔叔鉴于当时江青四人帮势力还非常大，与邓小平的对立和斗争非常激烈和尖锐，江青是主席夫人，他认为邓小平很难占上风，给邓小平写信会有很大风险，所以就把这封信销毁了，果然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又一次下台。那段时间邓伯伯与我们谈论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批判，对“论总纲”“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批判，他和胡耀邦与四人帮的对抗，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那时我感到邓伯伯是一个正义凌然的革命家。到邓小平第三次出山的七十年代末，邓伯伯告诉我邓小平想请我父亲回中办工作，我父亲拒绝了，并且选择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搞研究工作。邓伯伯对我父亲的关心和帮助源于他们在延安时期就曾经先后在延安马列学院教过书，解放初期又同在中南海工作，特别是1956年邓小平当总书记时期又同在书记处秘书组工作过，所以彼此非常熟悉。有一件趣事，在一次书记处会议期间，中午吃饭休息时，邓伯伯和我父亲去和平门荣宝斋逛街，一高兴就忘了时间，等他们俩回到会议室，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已经散会，邓小平看他们俩回来这么晚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俩可紧张了好一阵子，准备挨批。

    1979年底我结束了在河南农村的插队生活，向邓伯伯汇报了自己在农村生活的体会。在叶老庄队干部给我的送行会上，我谈出自己对农业生产发展方式一点体会：大寨式的道路（方法）农民不认可，有的农民认为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和觉悟，农民喜欢1962年那种“小包干”“大包干”甚至“包干到户”的方法，赞成邓小平“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观点。在那个时期邓伯伯通过淘淘、陈一咨和我等一批插队知青了解很多农村的情况，了解农民的疾苦也了解农民的想法，所以很赞成这个观点。后来听说，我的这些话被传到瓦岗公社和确山县，被当时的领导当作“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言论追查。

    1980年我进入社科院农经所，又跟陈一咨在一起工作，从他那里知道安徽“包产到户”事件的一些具体过程。1979年8月，安徽一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送到农经所，所长推给副所长，副所长又推到陈一咨，此前这份材料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拒绝过。陈一咨看到后认为这份材料具有极大意义，农民通过土地承包、产量承包（公粮任务承包），极大调动生产积极性，安徽肥西县山南区承包土地当年产量翻二倍半，完成征购（交公粮）指标5.7倍，对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和农民吃不饱饭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陈一咨立即把这份资料送到胡耀邦和邓伯伯处，并得到他们全力支持。那年9月初王耕今副所长把郭崇毅的第二份报告“责任到户的性质及有关问题”上送，中央办公厅将之转发全国，极大推动农村改革，同时也引起党内激烈的争论。当时和邓伯伯谈论农民要包产到户的时候，邓伯伯给我的印象是只要农民能吃饱饭，农民有积极性，生产组织形式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就应该坚决支持。还告诉我邓小平也是支持的，只不过还没有公开表态。当时公开反对“包产到户”的中央领导有不少人，而胡耀邦、邓力群、万里和宋平等都最先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党内斗争围绕“资本主义复辟”、“倒退”、“以农民的利益为党的最高利益”、“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政治”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争论，邓伯伯态度非常明朗，坚决支持农民的意愿，支持农民承包土地的要求。

    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倒台邓小平上台，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经济工作如何搞，特别是当时许多农村缺粮，大批农民外出逃荒，农民的处境非常困难，这是党内绝大部分人知道的事实，而且也知道大寨道路难以推广。党内以邓力群、胡耀邦为首的一批高级干部敢于顶着“复辟”“倒退”“发展资本主义”等大帽子，坚决支持广大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以发展生产力为最大的政治，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摆脱贫困为党的原则。八十年代初邓伯伯一手操作组建“发展组”，帮助陈一咨把一批有志于农村问题的青年从全国各地调到北京，甚至动用国务院的名义发调人介绍信，对推动中国农村改革起到了重大作用。

    邓伯伯为何能够成为党内第一个支持“包产到户”的高级干部，与他的儿子邓英淘在农村插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1969年陈一咨从北京大学主动要求到河南新蔡农村插队，一边劳动一边进行农村调查，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陈一咨到处联络各地有志于农村问题的知青，淘淘就是其中一个，后来淘淘、吴燕和我就先后到河南确山县瓦岗一起参加芦庄农业大学的工作，参加农村劳动，对此邓伯伯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大约1972年邓伯伯从干校回到北京，我们（包括经常去邓伯伯家的人：杨晓东、石小抗、曲守国、吴岚、郭岭梅、赵晓东、吕武健等）就经常聚集到邓伯伯家谈论农村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我的印象是，邓伯伯非常关心农村问题和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相信我们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何况邓伯伯本人也在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过几年，对当时农村的情况有较深的体会，所以才能够第一时间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邓伯伯是党内较早支持农村改革的高级干部。几乎是同时，胡耀邦伯伯也表态支持包产到户，支持陈一咨进一步调查研究安徽包产到户的具体情况和社会意义。后来有人（邓朴方）说陈一咨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旗手，那邓伯伯就是第一个支持农村改革的党内理论家。

    八十年代初，农村搞包产到户，城市也放开私人经济发展个体经济，“雇工经营”的问题随之产生，邓伯伯对发展城市个体经济最初也是支持的，国务院还正式制定了一个政策支持和保护个体经济和准许雇工经营。八十年代初我们经常到邓伯伯家讨论包产到户和雇工经营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我的印象中，邓伯伯对雇工经营有几点独特的看法：小规模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可以准许；但超过一定数量的雇工就是剥削应该限制；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剥削。为此邓伯伯在86年还与邓小平有过一次尖锐的争论，邓力群的观点是只能够容忍一点点小剥削，小到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绝不准许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存在。而邓小平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角度，也是作为总书记亲身经历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1960年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与刘的冲突，北戴河会议对邓子恢、陈云的批评，1964年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为那个时期党内掌握实权的第二号人物，这些都是邓伯伯不可能有的经历和实践，这些经历让邓小平的政治意识更靠近社会实际需求，更靠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对极左的脱离实际的政策和路线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用今天的语言是更“接地气”，与邓力群理想化、理论化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邓伯伯对社会主义概念和理论的执着常常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冲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