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为了颂扬海外中华儿女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我认识不久的一位新朋友，介绍我去采访抗战时期著名的华侨女记者黄薇。初夏的一天，我叩开了黄薇女士的家门，得以了解这位一度名声显赫的女记者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片断。

    曾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亲临徐州前线，以百余篇实况报道唤起广大侨胞的抗日热情；曾在菲律宾负责编辑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还被提任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第一任总编辑。这位新闻界老前辈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则源于少年时代对包办婚姻的反抗。

黄薇出生在福建龙岩，虽是书香世家却也难脱封建陋俗，四五岁时便被许给了当时省议长郑丰稔的二公子。说起来，这位郑议长也算是位开明和善的长者，虽然身居高位，却主动和刚上高小的黄薇通信，还把她信中的错别字一一改正后寄还。高小毕业，黄薇要去厦门的集美学校继续读书，他不但不反对，还表示要给予资助。说起这一点，她至今还心存感激之情。

    在集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黄薇求知欲旺盛，学习之余看了许多书报，开始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她活泼好动，又是学生会委员，学校里的各项活动自然少不了她，而且往往还是主角。同在集美学校读书的郑二公子对此颇不以为然，由于两人从未说过话，他便写信给父亲告状，说她在学校抛头露面，唱歌跳舞还演戏，简直不像个女孩子。郑议长已经从黄薇的信中觉察出了她思想上的变化，看了儿子的信更加担心这个聪颖大方的女孩子将会“飞”走。为了能拴住她，写信要她回家乡完婚，并许诺婚后仍可以继续上学。

    不过十四五岁，哪能就让婚姻羁绊束缚了自己呢？她明确地表示：自己短时间内不可能回去结婚，中学毕业还要上大学，尽管很感谢郑议长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但这种封建的包办婚姻是不合理的，希望能够解除婚约。

    一个普通人家的黄毛丫头竟然敢反抗有权有势的省议长，还大逆不道地提出退婚，这在当时的社会真是匪夷所思之事，一时间议论纷纷不一而足。痛感失望和难堪的郑议长恼羞成怒，不但派人对黄薇的母亲施加压力，而且要动用军队到学校将她强行抓回。黄薇闻讯并未被吓住，在哥哥的帮助下逃离学校，到厦门的一位同窗好友家躲了起来。抗婚终于成功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注：龙岩最早叛逆封建主义的三个女性是：黄薇、张翠君和郑惠英）。一年之后黄薇以优异的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集美女子小学要聘请她去任教，却遭到校董的否决，理由是解除婚约是对社会的叛逆，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为人师表。

    她被激怒了，愤慨地写出了对封建愚顽的控诉，并呼吁社会支持妇女解放的斗争，维护妇女做一个自由人的权利。这篇反对封建腐朽制度的檄文在《厦门日报》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鼓励使黄薇在受到极大鼓舞的同时，也深切地认识了报刊舆论的巨大作用，从而萌发了当新闻记者的念头。

    为了进一步汲取革命思想，黄薇毅然割断了初恋的情丝，奔赴有“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之誉的日本求学。抗战爆发后，她又怀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到祖国，以笔为剑驰骋于抗日救亡的战场

    黄薇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去世后，哥哥把家搬到了南洋。她去探亲时接触到了不少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南洋的进步人士，并通过他们了解到日本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便决心前往留学研习，为此，她在倾心相恋的男友和苦心追求的理想之间做出了抉择。

    她考入日本明治大学，除学习政治经济学外，还在新闻系旁听，并很快成为学生左翼团体的领导成员之一。（注：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黄薇参加发起了“留东妇女会”，并加入“社会科学座谈会”等团体的革命活动）。“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露出狰狞的面目，中国大地燃起了抗战的烽火，她和一大批留日学生一起回国参战，在中共党组织的建议下又赴南洋宣传抗战，半年后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重返祖国。（注：黄薇此时参加了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发起的抗日新闻人团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

    参加徐州会战实况采访的武汉战地记者团中，黄薇是惟一的女性。一身戎装加上一头与男子无二的短发，不论是在艰难的行军中，激烈的遭遇战中，还是在紧张危险的突围中，勇敢无畏的她只要不开口讲话绝对看不出是个女性。血与火的残酷洗礼非但没有使她退却，反而把她锻炼得更坚强。满目疮痍的国土，惨遭毁坏的家园，奋勇抗敌的战士，同仇敌忾的百姓，真实地再现于她的笔下，既记录了一页惨烈的史实，更唤起了众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情。
从前线归来， 鞍马劳顿的她尚未挥去身上的征尘，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又随世界学联代表团奔赴延安参观访问。在这方革命的圣地，太多的新气象深深地打动了她，吸引着她。想到自己虽然有足够的革命热情，却欠缺系统的革命理论，她由衷地渴望能够留下来学习和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与她进行了亲切随和的谈话。针对她的愿望，毛泽东主席说：“当记者也是学习，你是回国参加抗战的惟一华侨女记者，把自己见到的写出来向海外报道，这个工作更有意义。”毛泽东还告诉她：“最近陕甘宁边区各界组织了一个参观团，到晋察冀边区去慰问参观，你可以同他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在敌人后方的工作、斗争情况。”

    虽然留在延安是黄薇由衷的心愿，但她还是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开始了华北敌后的新历程。马背上长时间的颠簸对身体娇小的她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可是数千里行程，为了赶时间常常需要快马加鞭。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即便是痛经时也没有掉过队。黄薇在三个多月时间足迹遍及40多个县，采访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周士第、甘泗淇、舒同、李达、孙志远、陈锡联等八路军著名将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地方权政负责人，抗战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等等。

    她以所见所闻写成的百余篇敌后通讯，或报道共产党领导群众英勇抗战，或揭露日寇在中国令人发指的兽行，或呼吁侨胞以药品等急需物资支援八路军。这些通讯先后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连载了6个多月，许多华侨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在海外读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不少革命前辈和爱国华侨日后回忆起来都说：当年就是读了黄薇的那些文章而回国参战的。难怪后来这些通讯结成集子出版时，萧克将军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还是去重庆吧，那儿需要你……”左权将军代表共产党说的一席话，使她又辗转来到政治形势与天气一样雾蒙蒙的山城，以华侨记者的特殊身份进行对敌斗争

    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不仅是人才荟萃之地，更是各派政治势力较量之处，斗争尖锐而复杂。（注：当时活跃在重庆的三位著名女记者是：新加坡“星洲日报”和香港“星岛日报”黄薇、“大公报”彭子冈、“新民日报”浦熙修）。活泼干练的黄薇很快就引起了上层人士的关注，宋美龄曾在一次会上请她就华北敌后的情况作报告，听后感觉她口才好，“很会做宣传工作”，特聘请她到“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讲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很欣赏她的才干，希望她能参加国民党，表示准备让她当国民参政员，并可以派去美国留学。她却丝毫不为所动，以“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最好不参加什么党派”为由予以回绝。

    她连续发表的那些有关延安和华北敌后的通讯，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感，蒋介石责怪宋美龄不该让她到训练班去宣传共产党，随即停了她的课。“皖南事变”后，她及时采访了叶剑英将军和冯玉祥副委员长，又不顾阻挠将周恩来“千古奇冤”的激愤诗作发到海外，让侨胞们得以了解事变的真相。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大胆揭露，从而也使自己进一步成了特务们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冯玉祥得知有人要加害于她，便十分关切地要她躲在自己的公馆里：“他们不敢到我这里来抓人！”

    黄薇平静地谢绝了他的好意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不能在这种时刻躲起来，我要战斗，为了自己的事业哪怕牺牲一切。”

    无法说服她的冯将军久久地握着她的手，内心感慨万端，看着这个身材不高却有着无畏精神的女孩子，只好一再叮嘱：千万小心！

    关心她的又岂止冯将军，邓颖超也在为她的安全担忧，两次私下与她谈话，指出形势之严峻，要她马上离开重庆去香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仍然不肯走，态度坚决地表示：当初回来就是准备为国献身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邓颖超大姐耐心地为她分析：“你想过没有，你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会在这点上怎样做你的文章？”

    是啊，敌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他们完全有可能颠倒黑白把一个抗日女记者诬陷为汉奸，使他牺牲了性命还要蒙受不白之冤。如梦初醒的黄薇这才听了邓大姐的劝告，并在她的周密安排下离开了重庆。而就在飞机起飞前的几分钟内，还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特务们没找到机会下手又不甘心让她走掉，就派了一个女官企图利用搜身之际栽赃诬陷她。他们没想到这位奉命来搜查的女官，竟是黄薇在妇女干部训练班上教过的学生。她一边用手在黄薇身上象征性地摸索着，一边俯在她耳畔悄悄地说：“我是你的学生，我不会害你。”

    就这样，她逃离了虎口。回忆当初的的情景，她满怀深情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