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作为来自首都的维吾尔族烈士后代，我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英勇就义70周年系列活动。我父亲受到三、四十年代从延安来新疆工作的，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中共党员的教诲，坚持自学汉语，走上革命道路，领悟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年轻的一生。

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母亲吕素新（维吾尔族名字阿丽娅）。（1946年)

    1937年，我的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几经周折，转入了他向往已久的，由共产党人俞秀松和李云扬先后担任校长的省立迪化一中(新疆第一所民汉合校)。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了解中国近代史，他身在民族二班，但是立志自学汉语。他频繁地结识同届和高届的汉族班同学，常到他们的宿舍串门，与他们打篮球，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语。尽管初学时，我父亲的发音很不准确，字写得也不规范，有时会遭到个别同学的嘲笑，但他毫不在意，从不灰心。他让汉族同学用汉文写下他的名字，不断地模仿字体，反复地练写。他坚持讲汉语，不懈地练习写汉文，与汉族班的刘成霖、禹占林（回族）、尤力、崔景富、肖如宾、皮锡忠、陈锡华、乔国任、闫学甫等交上了朋友。尤其是刘成霖诚心诚意、手把手地帮我父亲逐字逐句地改写汉文词句，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遗憾的是，1941年在阿山行政区富蕴县做抗日宣传时，刘成霖被匪徒杀害。

1935年11月兼任省立迪化一中校长的中共党员俞秀松同志。1937年被盛世才逮捕，1939年在苏联遇害。

1938年，中共党员李云扬同志接任省立迪化一中校长。解放后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为了学汉语，我父亲还找到校外的良师益友——《新疆日报》副刊版编辑部编辑兼文艺版编辑室主任的文斐然同志（1986年病故前任新疆大学教务长），切磋汉语。文斐然被我父亲的孜孜不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感动。文斐然1932 年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北方局天津市委宣传委员。1935 年因叛徒出卖，组织暴露，经天津市委同意，转辗来到新疆。经与共产国际派往新疆的中共党员张逸凡取得联系后，安排在《新疆日报》工作。他围绕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侵略，用“七七”事变有意识地给我父亲讲解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原理和社会发展史。他们志趣相投，来往频繁，友谊日益见深。在文斐然的影响下，1937 年8 月，我父亲加入了由俞校长担任秘书长的“反帝会”，被编入反帝小组，成了一名反帝战士。他高唱着李云扬校长教唱的《反帝军歌》，手握《反帝战线》，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投身于抗日救国浪潮中。

    1938 年9 月，我父亲考入了中国共产党员林基路教务长创办的新疆学院附设高中部民族班（简称“学院民族班”）。林基路以炽热的感情、超凡的马列主义信念与智慧、幽默的语言吸引着同学们，他虽然不能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但同学们都判断他是从延安来的。许多同学都主动接近他，以求得他的启发、教育和帮助。林基路重视民族政策，提倡各民族学生交朋友。在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时，他鼓励汉族同学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同学家中去拜年。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对各民族学生一视同仁。他甚至衣着也仿照少数民族的习俗，头戴鸭舌帽，身穿条绒套头和条绒马裤，脚蹬皮靴。时为新疆学院教员，锡伯族的图奇春教授回忆说，当时刚成立的民族附属高中部有32个学生。因为民族同学爱好音乐，喜欢跳舞，但是，学校里的乐器很有限。他就向林基路教务长反映，是否给民族同学买一些乐器。林教务长满口答应，立即从有限的教育经费中拿出200块钱，买了不同的乐器。受到民族同学的一致好评。

教诲我父亲的中共党员老师。左起：政法系主任祁天民、军训教官杨梅生、林基路教务长、历史老师许亮。

    有一天，林教务长应邀参加民族同学举行的晚会。我父亲代表同学们讲话，用的是维语。他刚开始说第一句：“同学们，今天，林基路大哥……”他身边的一位维吾尔族同学就用维吾尔语悄悄提醒说：“应该是林教务长。”我父亲急忙改掉并向林教务长解释。不料，林教务长却风趣地说：“阿喀（大哥）这句维吾尔语我懂，同学们叫我阿喀，我很高兴。在座的同学比我小的，我就是你们的阿喀，比我大的，你们就是我的阿喀。”当我父亲把林教务长的话翻译给同学们时，场内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学校规定，每班学生要写周记，由教师轮流批阅。一天，林基路看“民族班”的周记，发现我父亲用尚不熟练的汉语在周记上写到民族团结问题，便找我父亲个别交谈，并给他当面批改汉语写作中的词句。林基路曾到我父亲他们宿舍和大家促膝谈心，讲抗日道理，我父亲成为民族同学中的小翻译。我父亲被林教务长的学识才智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深深吸引。一天，林教务长授完课要离开教室之际，我父亲站起来说道：“林老师，我有个问题。‘六大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吗？也是消灭阶级吗？”林教务长略微沉思后，对我父亲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晚上自习时到我这儿来。”晚上，我父亲来到就在自己宿舍后面的林教务长住室，敲门试问，能否进去。林教务长起身迎接道：“快进来”，顺手拿了一把椅子，“坐。”接着便从屉里拿出几块糖放在桌上。我父亲环视了一下，看到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临窗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木椅，靠墙摆着一张木床。林教务长以放慢速度的汉语，首先问到我父亲的家事，在了解了他童年经历后，林教务长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接着他用浅显的汉语给他解释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论点，耐心细致地解答了我父亲提出的问题。林教务长问我父亲：“你对现在上的课程都能理解吗？还有什么疑问吗？民族同学有什么要求？”我父亲看到林教务长这么平易近人，就所答非所问地打开了话匣子：“我猜想你一定是共产党员。延安是个什么样子？盛世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林教务长尽管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每一个提问，但以巧妙的方式向我父亲做了解释，我父亲也心领神会了。这时已是深夜，他们分手时，林教务长向我父亲推荐了几本马列的书籍，同时，找出自己手抄的毛泽东的文章给我父亲学习，说：“它既是语文课本，又是政治读物。”从此，我父亲常找林老师求教，在球场上也是无话不说。12月的一天，我父亲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林教务长得知后，把我父亲搬到他的住室里，让出自己的床给他。之后，林教务长请来刘医生给我父亲诊治，还替他交付了所有买药的钱。共产党人的热情诚恳、宽阔襟怀深深吸引和打动着我父亲。多少年后，我父亲还常对朋友和亲属们说：“林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不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