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永涛，男，汉族，生于1963年6月，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专业，先后在永昌一中、永昌三中从事高中英语教学20多年。后从事《永昌县志》编撰工作，后调入永昌县委宣传部从事红西路军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再调入永昌县旅游局和金昌市委文明办，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成立后，被组织部门调入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专职从事红西路军史研究工作。目前是省委命名的红西路军史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天下骊靬》，在港台澳地区引起轰动。201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路军鏖战永昌》专著。先后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甘肃省委党史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15年被永昌县委县政府授予“永昌县首批届拔尖人才”。

    《西路军鏖战永昌》（二十一）

    王定国：红西路军前进剧团与敌遭遇记

    我们西路军前进剧团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科长是刘瑞龙。剧团随总政治部到达永昌县城后，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我们每天派出部分同志深入到街道、家庭做宣传解释工作，一部分到东街会馆戏台演出节目，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扩大红军影响。经过数日的宣传发动，逐渐消除了老百姓的恐惧心理，外出躲避的大部分群众返回家中，不少人还投入到支前工作的行动中。

    随着红军的西进，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阀调集了青海、甘肃的正规军和地主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红军进行尾追堵截、分割包围，企图歼灭我西路军。我们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做宣传工作，晚上担负县城的警戒防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城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现东寨城遗址）。我们剧团接受总部命令，到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

    12月5日清晨5点钟，我们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县城出发。12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天寒地冻，我们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到8点钟左右了。这时，因敌情变化，九军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忽然发现数里外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剧团负责人当即判定是敌人的骑兵赶来了，立即带领我们隐蔽。但这里地形辽阔平坦，村庄零落，无地形地物隐蔽。大家掉头朝西跑，跑了不到一里地，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土围子离县城约20公里，在甘新公路南边，叫郭家下磨屯庄，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庄内的老百姓早已外出躲避了。我们很快关闭了庄门，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立即爬上房顶，占据门楼和庄墙，准备抗击敌人。我们进入庄院不久，敌马步芳一00师的马步銮骑兵团（即黑马队），就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敌人把剧团当作九军军部，四面围得水泄不通，剧团全部人员被围困在里面。

    全剧团虽然有几十个人，但战斗力很弱。除团长、政委、指导员每人有一支手枪，七八名保卫人员有步枪外，其余大多数是十五六、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没有什么武器。敌人不停地用步枪、机枪朝庄里射击，还有迫击炮也向庄内打。相持到9点多钟，剧团负责人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无论如何要派人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接应，就决定利用南边墙高，敌军包围不太严密的情况，吊下人去报信。当时找不到绳索，不知谁出了一个主意，把大家的绑腿带子连接起来，七手八脚，很快拧成了一根绳子，从十多米高的围墙上掉下了一个男同志，他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攻不下围子，便用火力掩护，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大杨树，居高临下，一齐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女），中弹牺牲。同志们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在紧张的战斗中，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武功、副团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煌等十多名干部、战士，都相继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剧团主要负责同志的牺牲，给我们带来极大悲痛。“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大家满腔怒火，坚持战斗，用手榴弹、石头、砖头、木棒打击敌人。就这样，大家一起坚持到傍晚，敌人始终没有攀上围子。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同志们滴水没进口，粒米未粘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活着的人都滚成一个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在滚动。邻近傍晚，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派来人传话，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但剩下的都是女孩子，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都牺牲了，无法突围。在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自此，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便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