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做好一般宣传工作外，在长征路上，谢翰文还积极参加了“扩红”的宣传鼓动工作。“云贵川,川云贵,扩大红军有成绩。”在经过贵州的贵阳、龙里一带的时候，谢翰文总是飞快地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看见路边有庄子，就走进群众家里，轻言细语地去做“扩红”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多新战士,就是这样被他招进来的。

　　4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发现前面的山坡上蹲着许多群众,远远的望着他们。谢翰文想发动他们当红军，立即迎上前去打招呼。那些群众见状，立即往山顶上退去。谢翰文向他们喊话：“掌柜，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保护干人(即穷人)，不拉夫,向你们来讲话。”结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站在了半山。开始，谢翰文对老汉苦口婆心地说了很多的话，但这位老汉充耳不闻。经过多番宣传之后，两人便一问一答地对谈起来。经过这位老汉的壮胆和敦促，那些退向山顶的群众又一哄而来。谢翰文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的大道理和工农当红军的重要性。一番宣传鼓动之后，陡然从人群中站出来一个青年：“我去当红军，谁同我去?”很快，又从人群中钻出四五个青年。

　　4月21日早晨,当队伍经过兴仁县观音山时，谢翰文见到一个放牛的男人，便鼓励他去当红军。放牛的男人爽快地答应了。临行前，他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去当红军，对家里的伤兵要好好地招待。”原来这位放牛男人家中还收留着3位红军伤员。

　　在长征途中，谢翰文做了许多的政治思想工作，获得官兵的一致好评。

　　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哈达铺，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

　　英勇不屈，与妻子笑傲刑场!

　　长征胜利后不久，谢翰文被抽调到红军大学担任校务处长。进校后，他忘我工作。老将军汤池回忆说：“谢翰文同志名为校务处长，实际上是负责学校全盘工作。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精力充沛，既要负责秘书处、队列处、组织处的工作，还要管理全校师生员工们的吃、穿、住，尽管他工作很忙，总是能够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

　　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由保安迁至延安。第二期开学后，随着学员不断增多，校党委为了充实基层领导，谢翰文担任学员十三队队长。他以普通学员身份与学员们一起生活、学习和劳动，组织演唱组、出墙报等，把全队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不久，谢翰文又调回校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改为宣传部长)。他决心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当年在抗大同谢翰文一起工作过的牛克伦回忆说：“我们科长学习很勤奋，每天晚上大家休息后，他回到自己宿舍，点上蜡烛，身子靠在床头上，入迷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有时读到通宵。记得有一次，他向我们背诵《马列主义问题》，居然能逐字逐句的背诵一半以上……他的记忆力很强。”

　　在宣传工作中，谢翰文特别认真地抓了抗大的宣传喉舌——校刊《伟大的事业》(后改为《抗大》)的编辑工作，他对每期准备刊发的文章，都要认真地审阅、修改。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竟昏倒在办公室。同志们把他送进医务室，他吞了几片药后又继续工作，直到校刊交付印刷后，才在床上躺下来。

　　抗大开始一段时间，生活比较单调，为改变这一状况，谢翰文经常组织各队队员进行歌咏比赛、故事演讲、体育运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1938年，为活跃学员们的文化生活，谢翰文组建了 “抗大文工团”。缺少道具，谢翰文便号召团员自制乐器，他本人也制了一把二胡送给乐队。排练节目时，他亲自当导演。“抗大文工团”所演出的节目，深受人们欢迎，成为当时陕北地区有名的演出团体。

　　1939年6月1日，为庆祝“抗大”创办3周年，谢翰文举办了“抗大成绩展览会”，受到了罗瑞卿等校领导的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抗大”，看完展览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由于谢翰文在政治宣传工作上的突出成绩，1939年被评为“抗大”46名先进政治工作者之一。

　　1941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军队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急需大批强有力的领导充实前线工作。谢翰文被抽调到十八集团军任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在离开抗大的前一天，他还嘱咐从事宣传工作的牛克伦：“要把我们的宣传搞好，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1942年5月，日寇出动五六万兵力对华北的冀中、太行、大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总部决定实行战略转移。5月25日，彭德怀、左权率领的转移队伍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的转移队伍，不期同时进入了辽县南艾铺地区。此时，日军已发现了八路军的行踪，以重兵对艾铺一带进行包围。由于机关人员多，目标大，再加上作战兵力少，山区道路少，集体行动非常困难。彭德怀与左权、罗瑞卿、杨立三(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等人经紧急磋商后，决定分路突围。日军发现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后，便急速收缩包围圈，并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突围队伍进行轰击。

　　当八路军干部、战士进村准备生火做饭时，村外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谢翰文即拔出手枪冲出房门，只见日军从村外围拢过来。谢翰文见敌人火力十分密集，知道村前路口已被敌人封锁住，便率领总后政治部的人员从村后突围。当冲出包围圈后，回头发现携带总后政治部文件箱的妻子王振东被敌人火力封锁在村中。他转身冒着敌人的弹雨冲进村里，搀扶已孕的妻子往村后撤退。可是，已经迟了，敌人发现了他们，用密集的火力封住了退路。危急之中，谢翰文和妻子将皮箱中的文件取出塞进一户人家的柴灶里焚烧。这时，敌人拥上来。谢翰文和妻子双双被俘。当天，敌人将谢翰文夫妇及一部分被俘的八路军“总后”工作人员押至太原城。日军得知谢翰文是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便派特别审讯官专门负责审讯。但敌人从谢翰文口中一无所获。老羞成怒的敌人便对他施行酷刑，用刺刀捅穿其肩胛锁骨，用铁丝穿上，高吊在房梁上，脚下放一盆烈火，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英勇顽强的谢翰文没有屈服。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上报日军侵华总司令部，将谢翰文夫妇处死。他们傲然走向刑场。那一日，群山哭泣，大地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