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云南报来一个案子，案由是一个50多岁的女地主分子利用毒菌毒害社员。谢觉哉先看了各级法院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这个地主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判处死刑。接着，他详细地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如下几个疑点：第一，她是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捡菌子，无人能证明有毒的菌子就是她捡的；第二，菌子的毒性有多大，为什么有人中毒，有人没有中毒，缺乏鉴定材料；第三，这个地主分子是有意去捡毒菌还是无意？如故意的，大家叫她吃时，她完全可以挑选些无毒的吃，就能掩盖此事，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谢觉哉想，地方法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的情况下草率判决，有没有因为被告是地主分子而推论是她有意作案的因素呢？为慎重起见，谢觉哉指示将案卷退回，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后，再把材料送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重新调查，证明这个地主分子根本分不清菌子有毒无毒，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毒菌就是她捡的，当时她自己之所以没有吃，是因为捡菌子时，她自己留了一些在家里，煮熟已经吃饱了，并不是其他什么原因。于是，将此案由死刑改为无罪释放，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写了检查。

    通过这一错案的纠正，谢觉哉告诫法院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看案卷，他说：“我真为你们不认真看案卷，不分析案情，出现这样的错案，失去人民对法院的信任捏一把汗啊！”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对冤错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解决当事人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挽回不良影响，不可疏忽大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