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从小院到荒滩地，再到自家农田，甘家的月季花越开越旺，成为正定首批万元户之一。

    以前只有劳模受表彰，谁知道在院里种个月季花，成了万元户也能当先进、上台领奖？时至今日，甘语录还记得乡亲们对于父亲获奖的惊讶。

    不过，当年的“特别奖”获得者、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的高培琦却深知此举的深远意义：“开表彰大会、搞‘率先致富奖’是习书记提议的。写着县委书记和县长名字的证书，300元奖金和一辆自行车，意味着政府给致富农民撑腰呢。”

    支持并号召群众靠勤劳致富，让生活好起来、富起来，是习近平任职正定后，始终牵挂于心的大事。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1984年2月，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定从事农业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从事其他行业的占百分之三十，工农业总产值里农业占百分之七十，其他占百分之三十。习近平认为，应把这两个比例颠倒过来——让百分之七十的人去搞多种经营，让工业、副业、旅游业收入占百分之七十。这样群众生活才能改善，经济才能发展。

    习近平发现，解决了高征购问题，发展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有了空间，但当时全县干部群众中却普遍存在着“想富不敢富、想富不会富、想富不能富”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思想干扰仍影响着正定，因干涉农民种瓜引发的留村“拔瓜事件”曾轰动全国，更是一度让人谈“富”色变。

    在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王志敏的记忆中，南牛公社树路大队村民就因私下买卖土布，被工商部门当作非法交易处罚。

    习近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即表示：村民们的交易行为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工商部门不应没收。

    树路大队的情况在正定并非个案。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入分析了类似现象存在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没有划清勤劳致富与剥削致富的界限，“把运用正当手段实现勤劳致富与投机钻营、非法剥削混淆起来了”。

    他还多次在会议上批评一些干部把先富起来的“两户一体（指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看成是搞歪门邪道的非“正统”百姓。他说，这是一种偏见。

    1983年10月，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他就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大型商品生产会议——发展商品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期长达5天半，590人参会。

    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

    翻看习近平当时的会议讲话，“鼓励勤劳致富、率先致富，是党的一项基本政策”“正当的劳动致富，都是无可指责的，必须大力支持”的话多次出现。

    如何在经济上帮助扶持、在法律上坚决保护，使群众能够大胆致富、公开致富、光荣致富？

    在习近平的主持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84年3月7日，县委《关于大力发展“两户一体”的几项规定》提出，“对于取得显著成绩的‘两户一体’，由县政府为其颁发光荣证，并予以适当奖励”。

    1984年4月4日，县委办公室《关于认真检查对待专业户的一些错误做法的通知》提出，“对‘两户一体’进行打击、刁难、阻碍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各级都要为‘两户一体’撑腰”。

    李亚平介绍，习近平很重视“发挥致富样板作用”，尤其是鼓励他自己分包的滹沱河南片和城关片9乡1镇要率先致富。

    习近平提出发展庭院经济，通过搞试点、开现场会引导人们在自家院里搞副业，一批致富能手出现了，他们有的在院子里养鱼种花，房顶上种菜，有的在院里建起大棚，冬天种花和错季菜。

    种月季花致富的甘国田就是这样走进习近平视线的。

    获奖后，不仅正定县很多人来买他家的月季花，县外甚至省外也有人慕名而来。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一拨又一拨来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人种起了月季。

    “不管谁来，不管谁问，他都耐心地教。”甘语录说，那时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习书记说了，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才真的值！

    习近平不光关注着泥土里走出的甘国田，他还希望涌现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这是习近平为正定发展商品生产谋划的路子。

    1983年，原本在县广播站工作的张新立，因爱好无线电发明，喜欢技术创新和改造，辞职办起了春光电器厂。

    1984年，厂里研制出一款新型舞台灯光设备“彩色灯光声控器”。习近平听说后，马上就来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子调研。

    “我在厂里给他现场演示了这套产品。”张新立回忆，“习书记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

    让他没想到的是，得知厂子遇到销路困难，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帮忙介绍客户，使春光电器厂的产品卖进了中央电视台，厂子也就此活了起来。

    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寒气逼人。

    “走，咱们给张新立拜年去！”一大早，习近平就带着李亚平，骑车20里来到位于东权城村的春光电器厂。

    习近平看车间，问经营，并叮嘱，厂子发展再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找他。

    “习书记，张新立比你年龄还小，你又是县委书记，咋给他拜上年了？”回到机关，李亚平不解地问。

    “因为他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习近平的回答意味深长。

1983年8月，为了让农民增收，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右一）到河间县考察棉花生产。（资料图片）

    为了孩子们而发火

    “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习近平

    “习书记今天发火了！”

    1984年3月的一天，习近平骑车下乡回到机关大院不久，不少人便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头一回见习书记发这么大火”。

    什么事惹得在人们眼中一向平易近人的习近平如此生气？

    原来，当天习近平一行骑车来到北贾村小学查看校舍。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贾村，小学竟然是这样的景象：

    坍塌的大门，破败不堪，无人修葺，老师学生就从墙上的一个大窟窿进进出出；

    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驶过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

    因为风吹雨淋，十几间教室房顶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门要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

    育红班的教室里，孩子们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习近平声调有些提高，责问赶来的校长。

    《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发火时的痛心：“将成为北贾村甚至成为中国栋梁的一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学习的？课桌，水泥板的，比凳子还低，你去趴半天试试看！日后，你这里不出人才，倒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

    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听到习近平的批评，赶紧解释：村里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习近平打断村干部的回答，“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

    “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好好改善。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

    临走时，习近平语气有所缓和：“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

    据说，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发火。在回机关的路上，习近平还反复向身边的同志们强调：人命关天，怎么能当儿戏。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

    习近平深知，教育兴，人才兴，事业兴。事实上，早在1982年春，习近平开始分管教育工作后不久，就建议并部署了对全县学校危房的一次大普查。

    普查的起因是他听到许多群众反映，孩子在家是宝贝，到了学校是乞丐，许多村最破的是学校，甚至流传着“远看像破庙，近看是学校”“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顺口溜。

    普查结果令习近平吃惊。

    全县200多个村的中小学校，竟有3500多平方米的校舍是危房，万余名小学生常年趴在水泥板课桌或者土坯台上上课，4万多名中小学生自带板凳，大部分校舍陈旧，不能遮风挡雨，教室窗户无玻璃，冬天无取暖设备……

    由于体制原因，办教育、搞投资、管学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队在办学上形成了与己无关的“惯性”。

    虽说归教育局管，可正定当时是“吃饭财政”，1982年财政收入才1296万元，除去教师工资等“大头儿”，用于教育的款项已经剩不下多少钱来维修校舍。

    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习近平在全县教育工作“三干会”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与公社、大队无关”的思想，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对辖区的学校是主管单位，实行“谁家的孩子谁抱”。

    然而，会也开了，办法也有了，一年时间过去，落实情况却不如人意。

    1983年10月的一份县委《情况简报》上显示，南牛公社南永固小学，教室18间，因房子已经漏天，门窗破烂不堪，一二年级学生已停课一星期。

    留存至今的简报上，习近平写于18日的批示清晰可见：“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县委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了。”

    随后习近平又看到一份报告，县第一所完小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校舍全是危房，时至深秋，仍有两个班孩子在露天上课。

    习近平坐不住了。

    “走，咱们去学校看看。”他叫上时任副县长的何玉，推起自行车就准备到学校去。

    没想到，还没走出县委大门，就接到去石家庄开会的紧急通知，习近平便让何玉继续前往，回来向他汇报。

    “没有一间房是不漏天的，没有一根房梁是不用棍子顶着的，没有一扇窗户是有玻璃的，没有一个门不是铁丝扭着的……”听完这样的汇报，习近平急了。

    “在他看来，人命关天，这是大事。”何玉回忆，“我跟他说，其实，不止这两个学校，咱们东北片、西北片好多校舍都是这样的。”

    “东北片、西北片不富裕，那条件好点儿的村总行吧？永安公社离县城近，几乎村村经济条件都不错，咱们再找时间去那里看看。”就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北贾村小学之行，有了那次发火。

    离开北贾村前，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村干部说，“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此后，他让县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乡镇、各村都要这样做。

    为掌握全县校舍危旧情况和修缮进度，习近平一有时间就去转学校。

    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开车去，一转就是好几个村。哪个村、哪个学校、哪一间教室是危房，危到什么程度，习近平都要在笔记本上一项不落地记下来。

    在听取校舍改善工作汇报时，他会当场点出来：哪个学校哪个教室的窗户修了没，哪个学校哪排平房的房顶补上了没？

    习近平掌握情况之细让前来汇报的县教育局局长和校长们很疑惑：“习书记咋那么清楚，啥都知道？”

    回忆起当年的细节，何玉还忍俊不禁：“他们哪知道啊，习书记早把情况摸透了，都在笔记本上记着呢。”

    “习书记可记挂着北贾村小学的事哩。”1984年夏天接任校长的王正安今年已经76岁，他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离开正定赴厦门前又一次来到北贾村小学，询问校舍改造工程进展。

    看到已经设计出来的新图纸，习近平问：“建新楼还差什么？”

    “我们村有两个砖窑和一个水泥厂，现在就缺钢筋。”王正安回答。

    习近平听了，扭头交代随行工作人员记下来，要落实钢筋的事。

    离开学校时，习近平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叠钱递到王正安手里，让给孩子们买图书。

    他推让了半天才接过来，忍不住鼻子发酸。

    习近平离开后，他和总务主任一起数了数，10元面额，整整20张，相当于当时县处级干部三个月的工资。

    此后，在县里支持下，学校从正定县建筑公司拉回来一车平价钢筋。1985年底，1500平方米的二层教学楼建好了。1986年的“六一”，孩子们开始了新校舍的第一堂课。

    近日，记者来到北贾村小学。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在校门前的小广场上欢快地奔跑着。

    “这栋教学楼是2012年再次修建的，这栋楼之前，就是托习书记的福，拆掉破瓦房盖起的二层教学楼。习书记第一次来时，那边是六七排破瓦房，后来盖起的新楼在这个位置，这边还有几间厢房，也是教室……”王正安指着校园内的建筑一一向记者介绍。

    “真希望习书记再回来看一看。”32年来，这成了老校长未了的心愿。

    同样怀揣一桩多年未了心愿的，还有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干事的贾俊华：“习书记调走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问我，有没有当年他帮助过的两个黄石小姑娘的情况。他说，不知道那两个家境困难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圆满完成任务。”

    1984年夏天的一天，习近平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正定。途中，铁路工作人员查票，发现车厢里一对小姐妹上车没买票。姐妹俩向工作人员解释，自己是湖北黄石人，去唐山投亲未果，实在没钱买票回家了，一边说一边急得直掉眼泪。

    习近平听了姐妹俩的诉说，尤其是看到她们穿得破旧，脸上稚气未消，就主动掏出钱来为她们补了票。

    两个小姑娘拉着习近平，坚持要恩人留下姓名地址，说将来一定去还钱。习近平只好告诉姐妹俩：“我是正定县委办公室的，我姓习。”

    后来，这对姐妹真的找到正定县委大院，可令她们没想到的是，习近平竟然是县委书记。最后，习近平不仅没要她们还的车票钱，还又掏钱让贾俊华送她俩到石家庄火车站，登上回家的火车。

    这件事，被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进了怀念习仲勋的文章《我用微笑送你远行》中，因为她十分欣慰，儿子能像父亲一样，“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