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两省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组织的省份,两省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关联的整体。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发动了一系列震撼西北的武装起义,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两省的统治。1932年,由我父亲与刘林圃等人领导和发动的“两当兵变”,就是其中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我父亲习仲勋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敢地投入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12岁入团,1928年4月,年仅14岁就在狱中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我父亲刚满16岁,就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前往国民党军杨虎城西北军苏雨生部王德修营做兵运工作。1931年1月,也在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的刘志丹在与苏雨生谈判时不幸被捕,组织上让王世泰找我父亲联络,想以武装劫狱的方式将刘志丹同志解救出来。我父亲觉得国民党军重兵把守,靠几个人几条枪不可能成功,只能智取不能动武,避免了一次盲目行动。组织上后来通过杜斌丞等将刘志丹营救出狱。王世泰伯伯事后回忆说:“仲勋同志虽然年纪很轻,但为人处世却十分干练,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谈话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苏雨生部做兵运工作时,我父亲利用特务长外出便利的机会,抓住一切机会向基层官兵灌输革命道理,替一些被欺负的士兵打抱不平,很快就在这支部队中树立了威信,担任了秘密的地下营委书记。
1931年冬,该营移防凤县。父亲和李特生、李秉荣、吕剑人等同志,随军进入凤县,他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该营积极开展兵运活动,目的是为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转变为公开的红军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在凤县策划两当兵变期间,父亲采取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方式,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压榨掠夺的罪行,并在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革命教育,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积极物色对象,培养骨干,建立党组织。发展了徐天洁、左文辉等一批党员,以父亲为书记的营党委和各连支部逐步建立,形成了有力的核心。为了尽快发动起义,父亲以凤州村刘家独院为秘密集会地点,经常召集地下党员在这里开会,研究革命工作,开展兵运活动。同时还以打猎、游玩作掩护,经常在凤州城外的南岐山、猴石山和张果老洞等地集会,交谈情况,布置工作。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严密的组织工作,经省委同意,并在省委特派员、省军委秘书刘林圃同志的领导下,于1932年4月2日午夜12时,趁一营换防到甘肃两当县城宿营之机,在两当县发动武装起义,成功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200多名士兵改编成革命武装,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革命斗争。据参加兵变的左文辉伯伯回忆,兵变部队在第二天进行整编时,就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第五支队的旗号。虽然这支部队后来经过连番激战,队伍被打散,但许多参加起义的官兵后来辗转前往照金革命根据地,加入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甘肃两当县和陕西凤县,都给我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生前我们常听他提起这个在他革命生涯中留下重要足迹的地方。我父亲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早一张照片,就是发动两当兵变前在凤县的合影。
凤县这块革命热土有着许多光荣的记忆。1936年2月,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凤县到达陕甘边根据地。我父亲当时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动员民众送衣送粮,欢迎远道而来的兄弟红军。1936年9月,贺龙、任弼时、肖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也是途经凤县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两支红军都在凤县发动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里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也给这里的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战争时期,贺龙伯伯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我父亲兼任政委,他们共同率部收复了延安,在解放大西北的征战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凤县双石铺还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创办的工合组织西北办事处所在地。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在武汉成立后,通过组织工业生产,争取国际援助,支援抗战前线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抗战时期,“工合之花”开满西北大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延安事务所的成立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曾在双石铺组建钨铁社、机器社、造纸社和耐火砖社、采矿办事处等组织,路易·艾黎经常往返于陕西凤县的双石铺与甘肃两当的杨店之间。解放战争时期,路易·艾黎为了支援解放大西北,将他们坚壁清野拆开隐藏的三十辆大卡车组装起来,无偿借给彭德怀任司令员、我父亲任政委的西北军区使用,这些车辆为进军西北和和平解放新疆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父亲和路易·艾黎在晚年还曾谈起过他们各自在两当和凤县的这段经历。
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踏上陕甘这块红色的土地让我心情无比激动,感慨万千。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和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会师于西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赞誉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不仅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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