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到达石阡县甘溪乡，这里的半山坡上有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上“甘溪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萧克的题字。

    《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序》全文：1934年9月，红六军团在军政委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军团政委王震、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从江西出发，经湘、桂进入贵州瓮安猴场，准备西渡乌江。此时，红六军团接到中央纪委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印江，红六军团应迅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红六军团决定改变行动路线，掉头过石阡，经江口到印江。然而，桂军并未南移，敌人还早料到红六军团要与红三军会合，于是调动湘、黔、桂兵力24个团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企图将红六军团歼灭于石阡地区。甘溪遭遇战，红六军团虽然损失较重，但牵制了湘、黔、桂敌军主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达到了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的预期目的，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进行长征，完成了作为长征先遣队的光荣使命。同时，它还在石阡传播下了革命种子。

    甘溪是一条小街，离石阡县城约40里，两面崇山峻岭，中间的坝子形成一条走廊，一条清澈的小河依山流过，甘溪因小河而得名。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向江口一带前进，继续执行向湘西、湘西北发展的任务。3日，中革军委再次电令：桂敌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中革军委1日电令，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转移。

    （实际上，此时桂敌不但未南移，敌人还准确判断红六军团不会西渡乌江，而会走近路经余庆、石阡到印江去同红三军会合，因而急速向石阡地区调动部队：以湘桂两军主力进至镇远与石阡间的大地方一带拦截，另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和黔军一部，由南向北压迫红六军团，企图将红军聚歼于石阡地区。）

    4日，红六军团占领了瓮安猴场（现草塘），拟西渡乌江时，两次接到中革军委向东往江口方向前进的电令，其中一则为：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应即向江口前进，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5日，红六军团即掉头东进。当时红六军团有两个师（第十七、十八师）共6个团（第四十九至第五十四团），外加一个红军学校。

    7日，红六军团行军序列为：前卫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十七师第四十九、五十团、五十一团；中间是军团部、通讯连、侦察连、红军学校及十八师五十三团；后卫是十八师直属部及五十二团。全军团顺序东进，准备到石阡西南的甘溪一带休息，然后利用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前卫部队3个团于上午进入甘溪，不久，侦察员在街上擒获了敌侦探，才得知已遭遇桂敌主力（桂系廖磊第七军的部队），与敌交火后，在石阡境内的湘敌、黔敌以及当地民团闻讯陆续投入战场，蜂拥而来的敌军很快占领了甘溪周围的山头和高地，且火力占据优势，居高临下向甘溪的红军发起猛烈进攻，并侧击向甘溪方向运动中的红六军团主力纵队。

    红六军团被迫仓促应战，被截为三段，首尾不能相顾，只能各自突围。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先头部队的四十九、五十一团之一部首先从甘溪战斗突围后，与军团主力失去了联系，遂决定“先找到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然后迅速回头支援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由石阡、江口县境的崇山峻岭间通过，并沿梵净山麓西北前进，10月15日，在黔东苏区的沿河县水田坝（又称铅厂坝）附近与红三军一部会合。李达见到了贺龙、关向应，即把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中的情况作了汇报。贺龙得知红六军团的艰难处境后，万分焦急，当即研究了接应的办法，并决定亲自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16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主力南下，从沿河水田坝出发，星夜兼程，以9天急行军，绕梵净山东侧，经印江、松桃、江口，抵梵净山南麓，在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与红六军团担任掩护任务、一度与军团主力失去联络的第五十团会合。随后，两支部队又沿梵净山西侧急进，继续往印江木黄等地寻找红六军团主力。

    而此时，红六军团主力（十八师、军直机关和十七师一部）正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与敌周旋。10月10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施秉时，已减员上千人，且伤员极多。这里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指战员们吃不上饭。部队因为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被迫“焚烧行李，减少辎重”。许多人没有鞋，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密林中疾走，不少人因饥饿和伤病而牺牲。15日，军团主力在龙塘又遭敌截击，经与敌拼杀后，于10月17日旋回甘溪，但将近黄昏时又被敌人发现，敌军兵分两路夹击，红军则利用夜色掩护顽强抵抗。当晚10时左右，军团主力在马桑坪一猎户的引领下走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在天亮前冲出了绝境，通过了敌镇远、石阡之封锁线，向江口、印江方向快速前进。18日，红六军团向中革军委发电报告突出敌包围的消息。

    （解放后，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克将军一直在寻找当年带路的猎户刘光荣，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找到刘光荣的儿子刘明亮，这时刘光荣已去世20多年了。萧克将军给刘明亮家寄来《红六军团征战记》等革命书籍，并寄来他和甘溪战役幸存者及其后代们的合影，还写信来询问刘明亮家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寄钱帮助他的3个孙子上学。萧克的外孙在写给刘光荣的曾孙刘成的信中说：“你的曾祖父与我的外祖父既然有这么一段情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至此，红六军团主力脱离了大于我数十倍之三省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0月19日到达石阡、江口边界的板山桥，与尾追之敌激战后进入江口县城；20日凌晨，进驻德旺；21日，经甘沟、阴家槽越过苗王坡，到达印江缠溪；23日，经永义官寨、慕龙，宿落坳一带；24日上午11时，红六军团主力经新业落坳抵达木黄三甲，与经新业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三甲的红三军主力胜利会师，先期与红三军会合的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所率部队亦归建。

    此时（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而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正在石阡的崇山峻岭里奋战，以巨大的牺牲做出遥相策应。

    甘溪战役是红六军团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斗，全军团损失大半。红六军团进石阡时近万人，木黄会师时及以后，陆陆续续归队的不足4000人。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曾无限感慨地说：“甘溪战斗，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