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安排王新兰与肖华同上抗日前线
抗大毕业后,王新兰又被安排进军委通讯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为红军和中共秘密党组织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的通讯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发报知识、机械原理和英语。在通讯学校,王新兰半年就学完了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学业,而且理论、操作都名列前茅。
1939年,王新兰从通讯学校结业后,被分配到延安红色中华社(新华社前身)新闻台当报务员。
一天傍晚,王新兰和女伴们在延河边游玩谈笑,她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刚刚学会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甜美的歌声被前来散步的毛泽东听到。毛泽东问这个“女高音”是谁,有人回答说,是新闻台的报务员,而且是萧华的对象哩!
毛泽东早在江西苏区就认识小有名气的萧华,就微笑地向她打招呼:“唱歌的小同志,你过来,你是萧华的女朋友吧?你知道萧华现在何地吗?你想见他吗?”
王新兰一看,是毛泽东!顿时激动得无法言状,红着脸轻轻地说:“我想写信给他,可是不清楚他的部队现在转战到哪里了。”
毛泽东对王新兰说:“这样吧,你实在想见萧华,我马上拍个电报,让萧华等几天,我设法把你送过去。”
可是后来萧华回电说:“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暇顾及。”
直到1939年底,王新兰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一一五师师部,然后由罗荣桓亲自安排,到了萧华的挺进纵队。
不巧的是,萧华下部队去了,王新兰只好在纵队队部等待。一个身挎盒子枪的小战士向秘书耳语,冲她一笑,王新兰问:“为何笑我?”
秘书说:“他认识你!” “奇怪,我在延安,他怎么会认识我?” “我们萧司令员经常看你的照片,司令部的同志都知道你。” “啊哟,真想不到他还如此痴情!”王新兰心里欣喜万分。
这年11月21日,成了王新兰和萧华心中最甜蜜的纪念日。从那天起,他们便携起手,不再分开,共同去迎接未来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有趣的是,王新兰婚后从敌电台里获悉一条新闻:“延安最近给匪首萧华送来一个美人,此人经过特种谍报训练,能飞身上马,双枪百发百中。”萧华得知,连声笑骂:“一群无能之辈!妻子明明是我爱上的,怎么说成是送来的?他们哪里懂得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
肖华,结伴王新兰创作《长征组歌》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波澜壮阔,英才辈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长征是中国人民漫长奋斗史中的辉煌巨卷,被誉为影响世界命运的英雄史诗,人民军队坚定无比的丰碑,人类在极地中寻求生存,绝境中夺取胜利的绝唱。它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人们曾不断探索把长征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壮举,英雄史诗,转换成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琳琳总总。在异彩纷呈的艺术宝库中,有一颗璀灿的明珠——那就是二十世纪红色经典《长征组歌》。这是一曲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一曲经久不衰脍炙人口长征颂歌。
提起《长征组歌》,也许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对于创作组歌的作者以及作品诞生的经历,恐怕就鲜为人知了。组歌的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诗人,而是来自兴国的开国上将肖华。
1964年,全国肝炎流行,肖华下连队染上肝炎,呆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经理指示要肖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1964年4月,肖华夫妇来来杭州西子湖畔。当时正在筹备纪念长征三十周年,不少媒体约肖华写点纪念文章。肖华考虑到身体健康状况,不便写长篇大论,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长征中十二个“关节点”,即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形成一组,并用毛泽东同志《长征》诗中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王新兰回忆当年肖华写作情景说,尽管在写作前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他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甚至通霄达旦,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写得很苦很苦,人都瘦了十几斤。她说,真的是“沤心沥血”。
“组诗”写出来后,分别寄给周总理和在京的许多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十二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农民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赞颂了红军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战士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特别是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唯独没有长征的内容,周总理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长征组歌自1965年“八一”正式开始首演。在观众的心目中,词曲都只有一个版本。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河、遇秋四个人外,还有总政文工团时乐濛也同时写了一稿,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
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的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一次总理审查战友文工团的“组歌”,肖华夫妇带着五个孩子也去了,审查结束后,总理对肖华说:“再听听孩子们的意见。”总理问肖家五兄妹:“两个《长征组歌》,你们都听过吗?”他们回答说,听过。总理又问“你们说,两个组歌,哪个好?”四个大一点,不好意思说,十三岁的肖霞夺口而出:“北京军区的好”。总理又问:“好在什么地方?”肖霞说:“好听好唱”。周总理笑着说:“看来咱们意见是一致的”。
战友文工团排练时,总理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不仅穿上红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当时的演出班子,要求很严,彩排时,肖华夫妇还在杭州,所到的将军都是流着泪看完的。王新兰说:“总理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肖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先前,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四十年历史风尘,四十载岁月沧桑。2004年10月,已经演了千万场,唱了四十年的《长征组歌》,第一次回到长征的故乡,回到组歌作者肖华将军的故乡。这一圈由音符滴落所产生的涟漪,激荡起红色大地的豪情,苏区儿女的深情,组歌演唱者的激情。《长征组歌》,那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此稿在写作过程中,参阅和引用了余玮、吴志菲采写的“王新兰:萧声杳香心若兰”,钟东林的“《长征组歌》的幕后故事——肖华夫人王新兰专访” 等一些出版物和有关文章的内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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