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父亲对我的影响
我们这个房子,从1949年2月住到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许动,现在这个白墙还是朱镕基总理来了之后,说不行,这房子得刷刷,皮都脱掉了,才刷了刷房。自1949年2月住进以后,所有的一砖一瓦父亲都没让动过。他一直是在楼上睡的,他的卧室夏天总是漏雨的,他也不让大修,说这就是机关,机关就不能弄得挺过分的。所以我们长这么大,没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家,而是机关办公室。尽管如此,我们还很感恩,让我们在机关里头住,才能天天看见父亲,要不然连父亲都看不见。现在我母亲101岁了,仍然在这儿住,仍然是住父亲那个漏雨的卧室。
父亲在衣食上始终保持农村生活的品质。在吃饭上,只要有大葱、大蒜,吃点面食,他就特别满意了。对于那些特别好的东西,他反而说不爱吃。衣服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也是穿布鞋,他在家也是一直都穿布鞋。他不喜欢也不许家里头摆这个那个的,我们家里头,客厅原来就只摆有两件东西,一个是福建的老乡送的木雕牛,一个是煤矿工人拿煤焦石做的狮子。
像我们做子女的,工作的事情如果他帮我们打个电话、写个条子,招呼一下,是很容易安排的。但这事他绝对不做。我们也没有开口让父亲去给我们说句话、办个事,没有过。父亲去世了以后,我们兄弟姊妹坐在一起,还是想父亲,想得厉害。大家提到:有这么个老爹(我们都叫父亲为“老爹”),“文化大革命”咱们都没低下过头;老爹当了委员长,咱们也没仰起过头,更没有借机找领导批条子。父亲在世没为自己家办过什么事,这就是我们家。举个例子,前些日子我整理相片时,看到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时拍的一张照片。他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去跟他热闹热闹,孩子们围着他照了一张像。我小弟弟那时候可能才十来岁,站在最前排,你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我翻照片时发现,他当时穿了一双我的带条纹的花袜子,一双我穿小了的带带儿的布鞋去见胡志明。父亲母亲从小就让我们对吃、住等条件不要追求好的,我们家现在第三代也是如此。此前全国政协报的记者采访过我一次,说递给我一个菜篮,我就是邻家的大嫂;拿着一个书本夹子,就是学校的老师。我们就是这样平凡的普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本身亦可证明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父亲对我们几个儿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我父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我这么个独生女,按说很宠的,但说实话,和我一样家庭的孩子,都穿布拉吉这样的花衣服,甚至有首饰、发卡啊,我都没有。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和哥哥的衣服改的,后来两个弟弟比我高了,又穿弟弟的衣服。上大学了,我穿的还是那时候叫的确良、卡吉布料子的衣服。前些日子我去看我大学时的系主任,他还说“穿一身蓝布褂子、穿一个带带儿的布鞋,进教室溜边走,说话像蚊子式的,那就是傅彦”。上小学时,我被从子弟学校转到普通学校,中学不让我上师大女附中,让我上女一中,他要让我做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孩子。好不容易毕业了,可以有一个暑假的时间好好玩。父亲他们到北戴河开会可以带孩子去,哥哥弟弟去了,父亲把我送到红星农场养了一个月的鸭子。小时候,我曾对此感觉委屈,不理解父亲。现在想来,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我(自认为)才成为没有骄娇二气的人。
父亲对我的影响,第一就是心胸要开阔,不计小节。比如说,我在学校跟谁闹不愉快了,特别是上高中、上大学以后,父亲不跟我谈那些碎碎叨叨的事,而是讲现在密云水库修得怎么样了,解决了什么问题,哪条路又修好了等等,一下就把我的心胸打开了。作为女孩子好像很容易计较小事,父亲的教育就让我胸襟很开阔,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他从没打过我,骂过我,也没有特别正式地通过谈心教育过我什么。但是就从这些小事,我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能闯过“文革”的磨难。当时很多人认为我会自杀,父亲在监狱里唯一担心的也是怕我自杀,但是我最终挺过来了。我虽然是女的,但是比有些男同志还不计小节。
第二就是没有什么私欲。这点我现在明白了,没有那么多欲望就没有那么多烦恼。比如说,我是1984年任正厅级干部,做总经理,一直到退休,做了24年正厅级干部,从没要求过待遇。再就是吃住方面,我也没什么讲究。我身上的衣服,就是普通市场买的,舒服就行,不讲究品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被宠得太厉害了,其实不怪孩子,还是怪大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不一定是说教,现在不是打就是骂,硬逼着孩子走自己让孩子走的路。但是结果,孩子逆反心理强,追求名牌,追求享受。我们小时候父亲没时间管我们,只能靠自觉。父亲是北京市的大管家,操心市民的用水用电,连芝麻酱都操心,但是我们家的事他却很少顾及。我经常笑他,说他可能连人民币都不认识。他兜里从来不装钱,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水收一毛钱,跟他收钱时,他说,我没钱找我女儿要钱去吧!但父亲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他只管我路走的正不正。
所以,我觉得父亲这一辈子真是很不平凡,他从小是个苦孩子,上学只上到小学六年级,是高小毕业生,却成为了一个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他虽只有小学水平,但好学,闲了就看书,看马恩列斯毛这些经典著作。许多他认为重点的地方反复琢磨,有时秘书都找不着出处的,父亲就告诉他在哪篇文章里,大概多少页,非常熟悉。而且他把这些理论都联系到实际工作中。比如说在晋察冀就是发展农村根据地,而到了东北,他认为重点要放在城市,不能如过去一样放在农村了,因为实际情况不一样,很讲实事求是的。他没有一点私心,就是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真的奋斗了一辈子。这就是我父亲。
当初我父亲又让我下乡,又让我养鸭子,是让我知道我就是个普通人。我现在就教育我的孙子:你就是个普通人,你没有权力吃喝父母,指挥别人;而且你现在长大了,该伺候你爸妈了。因为我就是榜样,我伺候了爹现在又伺候妈,我妈现在101岁了,我现在还给妈抠屎接尿。她去年12月底病了一场,躺在床上了,原来她一直都很自理的。我妈在慢慢恢复,也许还能起来。我父亲那老一辈,说实话一辈子就是“奉献”两个字,没别的。我父亲除了有些特殊的经历以外,其它和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一样的。他们忠贞、坚强、顽强,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很多地方都是有共性的。现在讲政治的关键,是讲奉献,所以,我们讲政治要理直气壮一点。如果不讲,就会真的如原来毛主席担心的,从我们第三代就垮了的话,到第四代、第五代就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像我小孙子就是这样。我们必须从上到下,理直气壮地讲政治。要现代人想一想,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
原载《当代北京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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