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97年去世以后，到现在已15年了，我每个星期都去八宝山给他扫一扫墓，跟他说说话，真的挺想他的。想他不是完全作为一个女儿想父亲，我是怀念那老一代的这些共产党员们，真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真的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由此我们的党也就真的能强大，要没有了这个，我们还能强大吗?

    我父亲1923年入党，几乎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我自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父亲，除了“文化大革命”时他蒙冤入狱的9年之外。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是真正了解我的父亲，是在他去世以后，我有幸参加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的工作。父亲很多档案资料都在我这保存着，因为那时他写一个东西我就给他放在保险柜里，一共装了七八个柜子的档案，基本都是他的手稿。可惜的是那时候我没有记录这些文稿所用的场合和日期。在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工作的16年中，我才真正好好地研究了父亲，了解了他的一生。

    一、父亲一生坐过两次监狱

    我为父亲一生的经历震惊。他这一辈子坐过两次监狱，一次是1929年到1935年，他在监狱里被关了6年，但那是作为共产党人坐的是国民党的监狱。他在监狱里不但保护了当时的中央候补委员、新任顺直省(就是后来的北方局)省委书记，还在监狱里出面做党支部书记，带着大家进行了五次绝食活动，以示抗议。因为当时狱中酷刑非常厉害，条件也特别差，父亲在狱中得了肺结核，还吐血，同时还得了痢疾。他绝食最长的一次21天，已经超过了常人的极限。狱吏就往他鼻子、嘴里灌水，敌人要让你活着。他腿上有很大一个疤，就是戴脚镣戴的。但作为共产党员，他坚持了下来，直到刑满出狱。在绝食斗争胜利以后，监狱被迫答应他们的条件，给他们开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接触法律和有系统地学习法律，就是在这个时候。

    另一次父亲坐监狱是在“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他被关了9年。我们知道，在此前我父亲职务已相当高了。所以我们家人那时候担心，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又是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突然被打倒，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批斗，住监狱，这样的冤屈能否承受?出来以后问他，这9年是怎么度过的?他说在狱中就是想大事。监狱房间很小，他从坐国民党监狱中积累的经验，不活动的话腿就不会走路了，嘴不动的话就不会说话了，所以他每天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头来回踱步、练腿、练胳膊，念英文，唱京戏。到1972年，允许我们探监的时候，父亲除了有点瘦，精神状态没变，体力没变，嗓音没变。而当时有的老同志不会说话了，不会走路了，神经出了问题。

    父亲的一生有15年是在牢狱里度过的，父亲近75年的党龄，一生中平均每5天就有一天是在狱中度过的。

    他在狱中想着大事，因为他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的问题终会得到公正处理。他在监狱里就想法律，想大事，那时候我给他送过马恩列斯毛这些著作，还有画报。我担心他眼睛老看白墙，将来会出问题，所以给他送点人民画报什么的，五颜六色的，能保护眼睛。没有笔，没有纸，怎么办?父亲的手就像老农民的手，粗大得很，他用粗大的手把牙粉袋(过去牙粉是纸包的，刷牙的时候把粉撒在牙刷上)、画报撕成小细条，然后把馒头或者米饭嚼了以后当浆糊，粘到书里当重点线。就这么样，他读了三十多本书。1979年平反以后，他用三个月就领导制定了国家七部根本大法。这全得益于他在监狱里对法律的研究，第一次坐监狱他接触法律，学习法律;第二次坐监狱他就是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那时父亲已是77岁的老人，81岁时又做了全国人大委员长，直到90岁完全退休。总之，他的一生真的非常不平凡。

    二、父亲一生未进中央政治局常委

    以前，父亲是毛主席非常喜欢的一个干部，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会他就肯定在，有时候没有会也把他叫去，所以我们经常看不见我父亲。我们睡了，他还在主席那儿或者开会，等我们早上起来上学了，他才刚睡。但“文革”中他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即使如此，父亲从来没有什么怨气，不计较个人得失。比如说，他是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的时候常委会称中央书记处，有五大书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毛主席去重庆的时候，怕出事，所以我父亲和陈云作了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位子至少排在第六、第七位。到八大召开时，毛主席说，全国解放了，各路的精英都到北京了，领导层内部也需要平衡。父亲没进政治局常委，他也无所谓，只要工作就行，他的口头禅就是“只要工作就行”。然后到了十二大，他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了，一般没有委员长不是常委的，但后来因我父亲年纪大了，没让他进常委。他说“没关系!”，一心一意带领全国六届人大干得有声有色。好多老人都说六届人大是心情最舒畅，成果最多的一届人大。

    三、直面批评，实事求是

    1949年我父亲进北京以后受的小冤屈也多。当时，什么不保护古建筑啦、什么大马路主义、还有什么大广场主义等等，给他扣了好多帽子。天安门广场原来有一个三座门妨碍交通，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有人认为这三座门不能拆，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古建筑得留着。父亲就给了他一个马扎，坐那儿看看这一天的车辆流量，看看如果这三座门还搁在那儿交通怎么办？父亲说：设想多年以后北京车辆应该会发展到三百万辆，现在路这么窄，怎么办？再一个是大马路主义。他们说长安街路修三十米宽、五十米宽，我父亲最后说一百五十米宽吧，便被人说成是大马路主义，要大而求全。父亲说，现在不到一万辆车，多少年后就一百万、几百万辆车，得有发展的眼光，得给后代留有余地。结果现在马路这么宽还不够用。再一个是保护古建筑。有人主张把新城建在西郊，但刚进北京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偌大的北京市有点规模的工厂才有11座，其中一座还是酱油厂。最大的一座是钢厂，大概年产4.9万吨生铁。老北京实际是一个纯消费城市，拿什么搞建设？蒋介石走的时候把黄金都带到台湾了，国库是空的，北京是空的，北京没有自己的工厂生产，完全是消费城市，大批人在失业，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再建一个新的城市可能吗？

    现在以今天的眼光批评那个时候，得按照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来批评。但当时父亲都不吭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他作为北京的大管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心，都要考虑周到。当时他要求在北京建煤气厂，不能让老百姓带着蜂窝煤住楼去。如果住楼房一家一户都用蜂窝媒，会是什么景象？然后就是修水库，密云水库到现在还是咱们关键的水源地。北京人还爱吃芝麻酱，再困难北京市民没有芝麻酱不行，于是就想方设法的，分配一人二两芝麻酱。关键是这二两芝麻酱你知道当时有多难弄？北京这么多人，一人二两，加起来是多少？但是他理解北京市民们的生活需求。有一次傅作义夜里打电话给父亲，说王府井的便道坑坑洼洼、一脚高一脚低的太不好走了。第二天上午他就给傅作义打电话，让他去看看，路全铺平了。所以父亲有他特强劲的一面，也有他特细心的这一面，他把老百姓的生活想得特别细致。那时候还有人批评市委大楼，盖那么好的一个市委大楼，其实那是盖人民大会堂剩下的砖瓦盖起来的。而且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包括北京站，当初设计时听了多少人的意见，到现在看都觉得特别雄伟，没觉得多土、多过时吧？另外我父亲集思广益，这是他一辈子的特点，哪怕是才十几岁的小孩子的一句话，如果有道理他都听得进去。所以，父亲在基本决策上的事，失误不是很大。他去世以后我采访杨尚昆，杨叔叔说：你父亲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央工作没有犯路线错误的人。其实这就是得益于他事先集思广益，想得很全面、很实际，实事求是地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最后决定的事，决策的事，应该就是比较正确的，错误不是很多的。

    四、对待干部的刚与柔

    父亲一辈子受过不少冤屈，但他总是这样一种工作状态，我觉得他一生真是无憾。他忠诚地履行了他的入党誓言，入党75年就这么坚守过来了。我想讲讲他对于干部的保护。有人说我父亲很威严，好像脾气很大，但是我从做女儿的亲身感受和从16年对父亲的研究，觉得父亲是条汉子。一个是，他很强势，一直做第一把手。毛主席安排给他的工作都是一把手，那是看重他很有能力；但另一方面，在他的情感里，又有很柔软的一面，表现在大的方面就是保护干部。这是我觉得很感人的一段故事。父亲1929年入狱以后，当时新任顺直省委(就是后来的北方局)书记因叛徒出卖也被捕人狱了，但是叛徒并不知道父亲的职务，只知道他是党的领导干部，而且知道他是原任的顺直省委的组织部长。父亲因为已经暴露了，所以在审讯时他就说：“我是新任的省委书记。”结果那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就没有暴露，关了11个月就被释放了，而父亲被判了政治犯中最重的刑期。后来日本人一打进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大赦条例，重刑犯一律减刑三分之一，他减为六年，1935年刑满释放出狱。这是第一次我听到的，他为了保护别的干部，自己坐了6年牢(当时判的9年)。

    再一次，就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文革”到底为什么先打倒他，这里头我知道的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保护罗瑞卿。其实也不是保护他，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罗瑞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他不给拔高。当时成立了罗瑞卿审查小组，邓小平是组长，他是副组长，还有叶剑英。邓小平开了一个打招呼会，把这个组建立起来后，就去三线了。最后这个小组写的关于罗瑞卿结论的报告，我父亲没有签字，因为他提出对罗瑞卿要实事求是，不同意报告所作结论。

    还有吴晗的问题大家都清楚，父亲认为这就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认为吴晗这些人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所以有什么批判吴晗的文章、小册子在北京他不让发，北京报纸也不登。反正对这两个人的保护是先打倒他的其中原因之一。还有什么原因？也许永远成了一个谜，反正他是最先被打倒了。

    那时候，父亲也管政法，我们对台湾有时候也派遣特工人员，或者对其他国家派遣特工也是他管的，但都会经毛、周等人同意。“文革”中就要把派遣出去的这些人打成叛徒。父亲出来证明说，这些工作都是我批准的，我负责任，不需要他们负责任，还按上红手印。我这儿有这个珍贵的原稿，公安局的警察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印件。刘涌就是当时的这一批人，我们1978年底回北京的时候，刘涌哭得很伤心，说幸亏遇上我父亲，要不然他的命都完了。

    我觉得，父亲这个人有很刚性的一面，但他真的爱护干部。他对干部有时候可严了，严到写错一个字都不行，很认真，很严谨。但是批评完了，他对干部就跟老父亲和儿女坐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什么都没关系，怎么反驳他都没关系。

    五、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我父亲接触群众很有方法。因为他小时候种地种到18岁，解放前长期搞农民运动，也领导工人运动，所以他跟工人、农民接触的时候很容易，有不少农民、工人的朋友。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方法他也懂，他不靠说教。像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大夫，是妇产科专家，我父亲进了北京以后是第一书记，到协和医院看望林巧稚，林不见，说耽误她看病人的时间。最后父亲怎么见的？我母亲生了我弟弟，林巧稚需要到家里家访，我母亲通知父亲赶快回来，说林大夫要来家访，我父亲才第一次见林巧稚。父亲对她也不说教，就把她和儿童医院的老院长诸福棠拉到龙须沟，让他们看龙须沟的生活条件，他什么都不说，看完以后回家来吃了个便饭。龙须沟修好了以后，又带着这三四个专家去看，林巧稚由此彻底服了我父亲。她对我说:“是你父亲让我认识了共产党。”

    我父亲不说教，从来不说教，就是拿事实说话，龙须沟那么一个污水沟，曾经臭气熏天的地方，修好了，而且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别的地方都没修，先修的龙须沟。所以林巧稚后来跟我也特别好，我的命也是她救回来的。“文革”期间我得了血崩，林巧稚不管别人怎么批斗她，说她给黑帮头子的女儿治病什么的，仍坚持医德，细心给我诊治，要不是她，我也许活不到今天。

    父亲即使出国也不忘与工人群众交往。有一次他出访南斯拉夫，人家给他设计好了行程安排，但他不是严格跟着安排走。他们曾路经南斯拉夫一个有名的工人茶馆，就是工人下了班以后常在那儿喝茶的地方，他就要求停下，进去跟人家聊了一两个钟头。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什么要人，从不把自己当回事。有人现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要这个规格，要那个待遇；父亲是只要工作就行。在商县，他就帮助把老农民家里打架的两口子给调和好了，对此他特高兴，说这也是工作。说实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才尊敬他，而是通过这16年的研究，觉得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一切不是说而是做出来的。

    六、父亲说：“我一生无憾！”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挺有意思的，经常是我们睡了，他还没回来，我们早晨起来，他刚睡。偶尔某天晚上我父亲有点空了，母亲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叫过来跟他热闹热闹，用这法子让他休息休息。有时候赶上吃饭了，能跟他一块儿吃个饭。到了周末，人家的孩子都是去动物园、博物馆、商店，我们的周末如果父亲能带我们出去，不是麦田，就是车间。他是视察工作，顺便也算带我们出城了。他也希望我们多接触农民和工人。

    父亲年纪大了彻底退下来以后，我们才可以和他一天到晚在一起。但是他谈的、做的，还是看文件、谈话，思考国家大事，很多领导来家里探望他还是谈工作。

    我现在特别留恋商县(我父亲出狱后和我母亲被安置在商县)。在商县，我们那儿是烧煤饼子，把煤粉和上土，晒成煤饼子烧，一次要买三个月的煤粉，那时才五六十块钱，但这点钱拿出来也不容易，我们曾经为此，竟然差点吃窝头就盐水，可想那时生活是很艰苦的。1978年底让我们回北京的时候，我把装米的坛子、缸，还有小破椅子，还有我父亲自己做的凉鞋，就是把男孩子穿的懒汉鞋面上剪四个窟窿当凉鞋穿，这些我都带回来了。为什么呀？我就怕回来以后还是那样的日子，我们这些东西还用得着。现在太原建立了彭真纪念馆，这些东西他们稀罕死了，当宝贝收藏了。

    我们在商县生活很苦，但那时心情真的特好，那种天伦之乐是我们过去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的，我们可以和父母天天在一起，过上普通家庭都有的生活。我母亲生我哥哥的时候得了严重关节炎，暖瓶根本提不起来。我父亲给她烧水、倒水、扫地、倒尿盆(那时候小平房没有卫生间，我父亲都得出去跑很远去上公共厕所，然后给倒尿盆)。因为我白天得上班，做饭由我来做，火不好用，父亲就给我们搪炉子。他生活能力特别强，这是因为他在农民、工人中间生活了很多年。我们在门前头，开了一块地，种上菜，这不是乐趣，那时我们的生活很穷啊！种点菜可以省点钱。这是一家人经过了9年的分离，然后又聚在一起了，又能这么朝夕相处，那真是一段我特难忘、父亲也特难忘的日子。后来父亲还老说，什么时候能再回商县一趟就好了。

    父亲虽然退休了，但是也和在商县的生活不一样，因为父亲还在政治生活之中，没有像在商县那样完全脱离政治中心，享受纯粹的天伦之乐。他年纪大了，谈话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我在旁边给他当翻译。另外他要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给中央写信，提出来不能给农民打白条，还有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样改革等。另外，他还曾写信给当时一些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提出建议。但他自己什么职务都不要，他说：我就是公民一个、党员一名，什么职务、名誉都不要。我们家一年到头，总是来很多人，愿意跟他聊聊天，听点建议。还有的人，当时还在职，说要(从谈话)补充点力量，所以来谈话的人很多。再有，就是在1991年之前，他坐火车视察，每到一个县停一下，然后跟县长、县委书记直接聊，聊着聊着他就能听到真正的东西。他有时候给点建议，人家就会觉得还行，确实直指问题所在，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他的建议。

    父亲每天的生活，看文件是一大块，看报纸、参考消息是一块，然后是读书，不光是理论书籍，还包括学英文，一直学到去世。再就是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1991年他偏瘫以后，又加上每天的肢体锻炼，特别辛苦。他希望恢复健康，继续做些工作。他非常自强，就是想一定要学会自己能够自理，胳膊腿还能够自如伸展。你像他右手坏了以后，就练习用左手，没多长时间就可以夹黄豆吃了。还用左手练写字，一般人用左手的话很困难，要是我怎么也不会，他就硬学着自己能夹黄豆吃。然后扶着双杠练，自己练习走路。这时，锻炼是他生活中的一大内容。另一大块内容是跟各级干部，包括一些老乡们谈话。他的生活排得特别满，他认为这都是工作，谈话也是工作。有的人说跟他谈话像增加了营养似的，像充了电似的。1997年春节，前来探望的人我们有一个大名单，这是作了记录的。所有的常委全都来了，而且是一个一个来的，每个人都想跟他谈一点什么，此外还有很多干部。大年初一那天，我说爸你太累了，今天谁也别见。结果他还生气了，又叫来一批人，然后初三就病了。在医院住了75天，就走了。他在世上最后一句话不是跟我们说的，还是工作。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革命……马列主义。”实际上他是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

    最明显的是1992年那次生病。1992年那次他病得很重，整整病了一年，医院报了四次病危，后来出院了。那一次他表现得特别坚强，非常顽强。最后这次因为是来得太凶猛了，我75天没脱衣服死守着他。他一直手摸着拳头，到走的前三天拳头松开了，我就把我妈妈、哥哥、弟弟叫到医院来，我说爸要走了。后来他第三天就走了。他这手一松，我知道他要走了，意思是他就不再抗争了，也没法抗争了，都95岁的年纪了，抗不过去了，精力、体力已经消耗尽了。想想看，这一辈子住了15年监狱，受了那么多冤屈的人，还能活到95岁，他要是有那么多私欲，就得有好多烦恼，他就活不了那么长时间。

    “文革”前，周恩来曾回忆说，中国最忙的是他和彭真。确实永远是那样的，不仅是说他现在领导制定的这几部法律忙得不行，而是他永远是这样的工作节奏。父亲每天休息大概也就是四五个钟头，如能睡够四个半钟头，这一天状态就很好。说实话，他没有休息的时间，休息就是散步，夏天能游游泳，至于别的运动，包括桥牌，包括跳舞，什么都不会，所以带的我也什么都不会，我现在除了游泳和散步也什么都不会。秘书、警卫员也是如此，跳舞都不会，从来没参加过。父亲全部的精力就是用于工作。

    父亲第一次病重的时候说：我一生无憾！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说无憾。他真的用他的一生，用生命履行了他的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真的没有自己的事，没有私事，就是工作。不管做什么，就包括我们在商县的时候，那些农民、工人、干部，在他散步的时候都愿意围着他，什么都愿意跟他说，连两口子打架、孩子教育……什么都说，他就很高兴，他认为这也是工作，这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为什么觉得用震撼两个字，父亲一辈子这么多坎坷，这么多挫折，但是精神永远压不垮，打不烂。由此可看出他的忠贞，看出他的坚强，看出他的无私。无私就无畏，反正你把我弄成什么样，我也还是要工作，为党工作，所以无憾。这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慢慢想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