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经历十分“精彩”。我随父亲经历了解放战争岁月；随父亲经历了在最上层、和最上层领导无拘无束的生活和工作的岁月；随父亲从“红色公主”到“黑帮公主”、又从“黑帮公主”恢复为“红色公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岁月；我经历了农村十年的蹉跎岁月；我经历了六次传染病，六次手术，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岁月；文革后，我任父亲的秘书，随父亲亲身经历过国家最重大的事件。我自己经历过什么，我自己做过什么，遭遇过什么都是过眼烟云，而一路上救过我命的人，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人，都永远铭记在心。在这里，我只记叙了其中的几位。(按时间顺序)

    第一位是李志玉同志。他1942年来到父亲彭真的警卫班，后作父亲的贴身警卫员，一做就是近五十年。1944年我在延安出生时，他已在父亲身边两年了。1946年父亲被派往东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乘苏联飞机先行赴东北了。父亲让李志玉同志留下，护送妈妈，哥哥和我从延安步行赴东北。我还不到三岁，哥哥不到六岁。不仅要爬山涉水，还要过敌人好多道封锁线。有时能有小毛驴，于是在小毛驴身上一边放一个筐，我和哥哥一边一个坐在筐里，过河的时候，我和哥哥就等于坐在水里。有一次村里给提供了一个马车，叫“轿窝子”：马车前头一个牲口，后头一个牲口，马车上面搭了一个蓆棚。多少日子爬山涉水过封锁线，妈妈太累了，在车上睡着了。不安分的我在车里爬来爬去，一下从窝棚边上掉下了车。李志玉一样爬山涉水过封锁线，应该也十分疲劳，可他却一直警觉的走在马车边上。我掉下去时，后面的牲口蹄子已快挨着我的小胳膊，警觉的李志玉一把把我提溜起来。我差点命丧黄泉，是他救了我的小命！

    1949年2月我们随父亲来到北京，复杂的北京危险四伏，李志玉同志紧随父亲，保卫父亲的安全，他24小时坚守在父亲的驻地。父亲的安全、生活、家庭、都是他操心的事。他资格很老，但没文化，父亲几次要送他去学习。他在晋察冀过封锁线时，头部受过伤，他总以此为借口，坚持留在父亲身边，默默的守护着。1966年文革开始，他第一个被撤走，那年12月4日父亲被抓走，转年妈妈被捕，哥哥在解放军农场，我带着14.5和16.7的两个弟弟。生活发生这么大的变故，20出头的我责无旁贷担起了守护这个家的责任。我没有坐公交车的钱，靠两条腿走遍了北京所有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寻找父亲。最后在厂桥的一个小胡同有军人站岗的地方，有了父亲的消息。我给父亲送了衣服、书。几年里，我没有找过任何人，父亲在中央和地方的同事我几乎都认识，但我没找，我不想看翻脸的尴尬，更不想给人添麻烦，我默默的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知。1970年有一次我在北医三院看病，上楼梯时忽然看见前面一个熟悉的身影---李志玉！我小心地从后面拉了拉他的衣服，他看见了我，立即带我回了他的家。从此他的家是我往返北京的落脚地。终于我不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扛着这个家了！1978年12月28日父亲回到了北京，当时还未平反，李志玉工作也不要了，自己决定做父亲的贴身警卫员，直到1990年生病去逝。他永远是我们的亲人，家庭中的一份子。

    我不能忘记的第二位是儿童医院院长胡亚美。1949年2月我五岁进北京后，我想是因为前五年在农村，空气太干净，进了北京，我得了六种传染病：麻疹，水痘，大脑炎，肺炎，腮腺炎，非典肺炎。（这非典肺炎是2003年北京流行非典时，胡亚美在市委会上说：“老市长的女儿刚解放时就得过。只不过现在变异了。” 我才知道。）尤其是我得大脑炎时，抽了两次脊髓都确诊是大脑炎，一般得了大脑炎不是死就是傻，可我没有。死神又一次和我擦肩而过。是胡大夫精湛的医术一次次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以后的几十年她是我父母、我、我女儿三代人的朋友、亲人。

    我不能忘记第三位是林巧稚大夫。林大夫在刚解放时，和父亲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父亲很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解放初他曾去协和医院看林大夫，林大夫说没时间，看病人要紧，吃了个闭门羹。作为市委书记的父亲丝毫没生气。直到妈妈在协和生我大弟弟，林大夫接生，妈妈认识了林大夫。妈妈出院后，林大夫来家里做回访，父亲才得以见到林大夫。父亲带林大夫和时任儿童医院院长的诸福堂等几位知名专家参观了臭气熏天的龙须沟。北京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市委没有修自己的办公楼及住宅，先修了龙须沟。修好后父亲又带林大夫他们参观了新龙须沟。林大夫后来跟我说：“是你父亲让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开始了，1967年我们被赶出了台基厂头条七号。住进了苏州胡同一个自行车大棚改的屋子。一天我去东单菜场买菜。我习惯的低着头走在大街上，忽然一个人抱住了我，这久违的拥抱，竟然吓了我一跳，是林大夫！我怕牵连她，急忙跑了。我走了好远，一回头，她还站在寒风里望着我。从文革开始我受批判，父亲、母亲、小弟弟抓进监狱我没掉过一滴泪，远远我们互相凝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1972年，各种原因我得了血崩，命在旦夕。村里一位接生婆护送我回了北京。我还要扛这一大家人，我不能死！不得已，我给林大夫打了电话，她连夜为我诊治，终于止住了大出血。这期间，有不少大夫建议我切除子宫，林大夫却始终劝我不要动摇，她讲：“你还不到40岁，摘除子宫有可能内分泌更加紊乱。你虽然现在一个人，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她的决心给了我孤苦心灵以希望和力量。但为此医院开始批判她为“黑帮头子”的女儿治病。林大夫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大夫，大夫有大夫的道德，我怎么能见死不救，能治不给她治呢？” 为了不牵连她，我悄悄回农村了。以致一直滴滴答答的流血不止整整七年，不管怎样，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直到1979年回到北京，林大夫继续给我治疗，她要我再生一个孩子，彻底调整内分泌，根治子宫功能性出血。1980年我生了一个7斤8两的大儿子，从此我日渐健康起来。

    我的命是林大夫给我捡回来的。林大夫是在大浩劫中救了我一命，还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力量。林大夫对于我，哪里仅仅是一个大夫对一个病人？这里包含了很多很多高尚的、亲切的、母亲般的关切和爱，她是我的好大夫，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好妈妈！

    我不能忘记的第四位是赵炜同志，我叫她赵炜阿姨。

    1972年外边盛传我母亲在监狱自杀了。原本不信，因为妈妈是个坚强、有信念的人。可是传多了，也将信将疑了。一天我把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放在家里，去了中南海的北门。我在门口站了四、五个小时，要求见周恩来。太阳下山了，时任周恩来秘书的赵炜阿姨出来见了我。我先问：“听说我妈妈自杀了？” 赵炜阿姨说“你妈妈挺好，别信谣言。” 然后她问我：“我知道你们家就你一个女儿，你还好吗？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我还好，在河南插队。哥哥复员回了北京在通县工厂。小弟弟关了四年监狱，出来去黑龙江插队，身体不好，转回北京在厂桥一个工厂工作。只是大弟弟在离苏联边境不远的地方插队，他很爱学习，能不能让他上个大学？”最后我鼓起勇气说我们能不能看看我妈妈。赵炜阿姨说：这两件事等消息吧。

    没两天。专案组联系我，安排我们去秦城探监。据说我们是有幸探监的第一家。我们终于见到五年没见的妈妈。

    为了这个家，我真的变得很勇敢！探完妈妈，我又去了中南海北门找赵炜阿姨，说我们还想看我父亲。没两天，我们又去秦城见到了六年没见的父亲。同时通知我已安排我大弟弟去哈工大上学。可惜弟弟各种原因，没去。

    1979年实际1975年我就是父亲的实际秘书，我知道秘书起的作用。我感激赵炜阿姨。

    我不能忘记的第五位是胡耀邦同志。

    文革多少年中，我没有找过任何领导，任何叔叔伯伯阿姨，可是父亲的申诉通过汪东兴转毛主席一份回音都没有。只有毛主席去世，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希望去北京向毛主席告别，结果不但说他没资格而且在商洛干休所受到集会批判。1978年帮助父亲又整理了一份申诉，父亲是写给叶剑英转华国锋的，带着父亲的申诉书我来到北京。

    千思万想，我决定想办法找胡耀邦同志。因为虽然文革中父亲彻底打倒了，但始终没有开除他党籍。共产党员的娘家就是组织部。找到胡耀邦同志家的电话，我说想见他。没想到当晚就约我到他的家富强胡同。我把父亲的申诉书交给了他。并对他说：父亲是不是叛徒，根本就不是问题。1928年因叛徒出卖，党组织被破坏，入狱的就有时任顺直省委书记。父亲是明了的共产党员：阎锡山1924年在山西就一直通缉他。因此父亲说自己是顺直省委书记，被判了政治犯最重刑九年，真正的书记仅11个月就释放了；第二，父亲如果叛变，中央和狱中共产党员会同意他做狱中党支部书记吗？第三，父亲在狱中患了肺结核，聂荣臻每月都给他送两瓶鱼肝油，如果是叛徒，会给他送吗？第四，父亲是刑满释放出狱，和那六十一位的情况完全不同。谈完话，胡耀邦同志送我出门时说：“问彭真同志好！”久违的“同志”二字让我激动不已，恨不得马上飞回商洛告诉父亲。 

    后来做年谱时看到华国锋同志，耀邦同志对父亲的申诉书都给予肯定的态度。父亲1978年12月28日回到北京。

    我不能忘记的第六位是胡锦涛同志。

    我是63届北大学生，文革在农村十年，1979年解放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在所里近五年。我给自己定了两个题目，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二是二战后，日本、韩国是如何崛起的。重点是他们引进发达国家的二手设备的情况。1984年希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我进了进出口公司任总经理。因为我出生于延安，看到延安依然穷困很想为延安做点事。听延安当时的专员谈到延安地区有小窝油田，于是，从立项、资金筹备开始，我和专员一起努力，最后仅以150万美元购进加拿大年产50万吨的二手炼油厂全套设备，创造了当年引进，当年投产，当年回收投资成本的很好的结果。该项目曾被中央电视台以“陕北明珠”报导。以后我又为湛江引进150万吨二手炼油厂以及为宁夏引进二手合成氨厂。我努力的工作，亲力亲为，同时还努力做好父亲的秘书工作并照顾父母的吃喝拉撒。当时我很满意我能“忠孝两全！！”但是90年代后，父亲已90多岁，身体欠佳，且父亲日益更加依赖于我。“忠孝两全”我已力不从心。我不得不考虑辞职的问题。可是没人批。我给胡办打了电话，说清楚是我有私事想见他。很快我来到锦涛同志办公室，我从出生一直在中央的圈子里，毛主席的大班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班子我都熟，所以我见谁都不怵，可是这一次是私事，我从没有为私事找过任何一位领导，我心中有些忐忑。进了办公室，锦涛同志笑着先问候我父母，并提到这位老人家是有大局的人，然后亲切地问我：“有想法了，说说看。”我想他大概以为我想动动工作，也的确会这样想，因为我是1984年正局级干部，曾经有两次干部部门问我对工作的想法，我拒绝变动，因为我从1975年至今是父亲的实际秘书，又是父亲七号院四、五十个工作人员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到任何机关，都要上班、出差，忠孝难两全，而在企业做一把手，时间是可以自主的。

    我笑了笑说：不好意思，这次父亲不知道我找你。我是私事。我父亲现在越来越依赖我，我想辞职，全身心陪父亲，可是没人批，只好找你了。锦涛同志半天没说话，可能因为比较突然。然后他讲了一段至今让我感到温暖的话：“老人家年纪大了，总有那一天，你以后怎么办？留职吧。因为照顾老人家也是重要的工作！” 听了他的话，我有些激动。我一直认为尽力为父亲做些事，并且照顾好他的吃喝拉撒也是为党工作。但在单位因为工作多次被评为部里和中直管理局的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委，但从没有人肯定过我为父亲所做的一切。锦涛同志从为党工作的高度肯定了我这部分工作，我怎能不激动！

    办完手续，我终于安心的24小时陪伴父亲了。不久父亲同意撰写年谱，让我参加年谱组并作他的联络员。锦涛同志给了我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最最宝贵的一年光景。这一年里父亲开口谈了不少过去不愿谈的事和人，也为年谱几个关键点作了说明。父亲1923年入党，1997年离开我们，近75年党龄的经历太曲折，太丰富，这一年太珍贵了。

    没有锦涛同志的批准，也没有我们父女朝夕相处的宝贵的一年。锦涛同志让我在父亲的事情上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他给了我和父亲太珍贵的一年。这位最高领导，如此亲切，为我考虑的如此周全，温暖我一生。

    我不能忘记的第七位是朱镕基同志。

    因父亲在秦城监狱九年只能朝门睡觉，一个耳朵就这样压了九年以至几乎没听力，加上上岁数，听力较差，所以谁来谈话，我都会在旁边，所以我知道，镕基同志在父亲健在时，是愿意推心置腹和父亲谈话的一位。1997年父亲离开我们，直到2015母亲离开我们，十八年里他每年都会看望母亲，和我们聊聊天。一次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说：“我要给你写几个字，‘中华孝女’。”所有人都知道，他一般不给题字的，他主动要给我题字，我激动不已，何况是这么高的赞赏！后来镕基同志给我题了“中华孝女——傅彦”。

    文革前我简单的就是个学生，文革让我忽然长大。父母、小弟在监狱，哥哥在解放军农场不能回家，大弟插队。不能通信，我给父亲送的书，前页写个“彦”，给他送的布鞋，在鞋帮上写一个“彦”。我想告诉父亲，我相信他绝不会反党反毛主席，全家都相信。我想这对他是一种精神支持，应该很重要。被称为“公主”“大家闺秀”的我，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如此坚定勇敢的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

    多少年来，为了忠孝两全，我努力工作，努力为父亲和这个家做事，我牺牲了很多。我是女人，但我从没去过美容院，桑拿，SPA ，从没用过化妆品，从来一块香皂洗脸洗澡；极少去逛商店；父亲离开我们后，我和年谱组一起用了整整十六年撰写他的年谱；我是妻子，是母亲，可怜我们小家的活动，仅仅是出去吃个饭，我没时间做老公业务的帮手，没时间关爱儿女的生活和学习。

    母亲离开我们以后，忙忙碌碌的我，忽然不忙了，一切忽然静下来，我非常不适应。有一段我情绪很坏，整天胡思乱想：不是想当年照顾父亲应该更细些，就是想对母亲的照顾不到的地方，不是想耽误了老公，就是想耽误了一双儿女，抑郁的整晚睡不着，也不吃不喝，整个人要垮掉了。

    2016年镕基同志把“中华孝女—傅彦”的题字给了我，像一剂特效药！我的一切努力和牺牲被肯定，被赞赏，这四个字像盖棺定论，我知足了。正是镕基同志的这么高的肯定，让我的精神逐渐转为正常，身体日渐健康起来。多年的关怀，真诚的肯定，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

    最后一位就是我的父亲彭真。

    我是一个坚强、勇敢、从不畏难的朴素、普通、没有各种欲望的人，我之所以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拜父亲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