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太原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

    父亲考入省立一中后，很快就被卷入贺昌领导的反对校长魏日靖的斗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结识了贺昌，通过贺昌认识了高君宇、王振翼、李毓棠、张叔平、张培麟等。父亲在自传中说他“入校不久就参加了驱逐阎锡山走狗魏日靖校长的斗争”。

    父亲在反校长斗争胜利后被吸收加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后又参加了青年学会专门为贫苦人家子弟办的平民小学。以后父亲又在平民小学内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太原进步的工人、店员等参加学习。父亲说，太原最早的工人运动就是通过青年学会领导发动的，首先是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后来又发动鞋匠工人、兵工工人、三轮车工人、纺织工人、煤矿工人等的斗争。1923年5月5日，父亲由当时的太原团地委负责人张靖麟、李毓棠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之后，父亲成为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的负责人，参加了同年10月由太原团地委组织的反曹锟贿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两项规模较大的活动。根据父亲一年多参加革命斗争的表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由高君宇、李毓棠介绍，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在冬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父亲继续深入到太原工人中去组织发动工人斗争，并在放寒假期间到阳泉、榆次的工厂中调查研究。在这期间父亲和太原各个大中专学校的青年团都有联系，经常到各个学校去做宣传鼓动工作。这些工作，为山西建党准备了条件。

    1924年5月高君宇从北京到太原时，是由铁路工人护送到太原的，住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离开时父亲化装成三轮车夫把高君宇送到太原火车站，由铁路工人护送前往上海。父亲在1990年1月5日谈到山西建党时说：“山西是在1924年建立党的组织。那年高君宇回山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党的组织。”

    中共太原支部是山西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以《中共旅莫组会议记录》内容为标准过党的组织生活，严格要求党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党、团员深入到工厂中参加工人运动，接受锻炼和考验。

    高君宇到山西建立共产党组织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因此，高君宇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到山西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山西推动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在山西建立国民党组织。父亲根据高君宇的指示，参加了组建山西国民党的工作。父亲回忆说：

    “我们在建党初期犯的错误主要是关门主义。那时候搞国共合作，经我手里发展了500多名国民党员，这里面至少可以发展百十名共产党员，可惜发展得太少了。天下大了，还那么小里小气!”

    父亲在1938年11月3日的党员登记表中填写这一段历史时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加过国民党(系跨党)，系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发起人及筹备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在山西以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的公开身份，参加领导了山西的国民革命运动。这时，父亲在党内是中共太原支部组织委员，在团内是太原团地委学生部部长。父亲在1990年1月5日回忆了这段历史：

    “1924年搞国共合作，北方国民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山西主要是我们，河北省几乎百分之八九十是我们党领导的。北京有几派，但力量最大的是我们。这是由于开始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央决定李大钊同孙中山谈判，他去上海就住在孙中山的家里，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在北京，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孙中山则请李大钊主持北方国民党党务。河北、陕西、山西、北京这些地方的国民党都在左派手里。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地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推动国民革命。我们执行中央指示，联络各界人士，搞起了山西(太原)国民会议促进会，推举太原山右大学校长李墨卿(或者是山西教育会会长冯司直)担任会长，我担任秘书长，那时我们是娃娃，当会长不行，各县的教育局长和一批中学校长及大学教师都参加。这个组织对山西的思想起很大推动作用，宣传三民主义，发展国民党员，推动山西民主革命运动斗争很尖锐。阎锡山过去参加过国民党，推翻满清政府他是革命的。所以在山西发展国民党说什么都可以，你讲打倒军阀，阎锡山就说不行。然而，国民会议促进会开会时，提出了‘打倒军阀’的口号，全场一致举手通过，阎锡山没办法了。国民会议促进会是一件大事，是全省的大事。”

    父亲在国民会议促进会的工作能力，受到社会各界和党、团组织的肯定。1925年元旦时，父亲又领导成立了山西工人联合会，并在太原文庙三立阁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铁路、制鞋、印刷、纺织、皮革、面粉、兵工、水夫、车夫等各行业的212人代表。会上阎锡山当局派特务混在工人代表中间制造事端，父亲挺身而出与他们斗争，使会议顺利进行，正式选出工会领导人，印刷工人王世益当选为山西工人联合会委员长。2月，太原团地委改选时父亲当选为团地委书记。3月，中共太原支部改选，父亲当选为党的书记。从此，父亲成为太原党团主要领导人。春天，父亲又以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身份，参加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太原学联)，当选为副主席。这时，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时期。父亲把党团工作的重点放在整顿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上。这些工作，在父亲这一时期写给团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有详细的介绍。他写信时，用的是“春雷”、“傅春雷”的别名。从1925年3月至8月的半年时间内，父亲向中共中央、团中央写的汇报工作的信据目前查到的就有21份。关于这半年中父亲领导的革命斗争，l990年1月5日父亲在回忆时说：

    “1925年先搞了一个鞋匠罢工斗争，这个斗争胜利了，工资增加了，条件也改善了。”“还有一个反房税。这个斗争很值得讲一讲。1925年春夏之间，国民军胡景翼从陕西、河南、河北(直隶)三面向山西逼进，阎锡山要扩充军备，对抗国民军，决定值百抽九征房税，这个反房税斗争开始是自发的，各界人士都参加了。开始我们在学校贴出墙报，反对房税，无人响应，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动静。一天，有一个人没有和我们商量，出了张墙报，说征收房税是对的，你们反对征收房税是胡闹。这一下把学生激起来了，各校学生上街了，工人、商人、市民都参加了。5月18日，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一下都到了督军公署，有几万人。阎锡山很恐慌，怀疑我们和胡景翼有联系，说：‘这个事可要小心呐，要确实闹起来。胡景翼打进来就危险了!’于是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并调来500名大个子宪兵把守督军府门，学生们在外面往里冲，我们冲进去，宪兵把我们推出来，学生们拆围墙，抛砖头，往院里甩。宪兵又把砖头隔墙扔出来，把几个学生打得头破血流。阎锡山不准宪兵开枪。学生们派代表进督军府请愿，迫使阎锡山写下了‘取消房屋税’的通令。学生代表出来，不知是什么人说：‘他妈的，房税是省公署秘书长贾景德、财政厅长杨永泰、阎锡山的丈人徐一清搞的。’一怒之下，学生们涌向了杨、贾、徐的公馆，把家具打了个稀巴烂。阎锡山派军队前来抓学生，学生们回了家。有人说是共产党搞的，实际是自发的。”“反房税斗争胜利后，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我们搞起了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左、中、右各派势力都参加了，李墨卿担任会长，我担任副会长，声援上海反帝运动。”

    父亲在回忆这段工作时，还讲了他到晋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建团的事：

    “l924年的时候，晋南临汾出了一个《新声报》，还有新声书社，联系着十几个人，但无政府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在一块把衣服脱下来，你穿我的，我穿你的。他们相信景梅九，景梅九是曹锟国会的议员，山西晋南进步青年的领袖，威信很高。我们在太原讲阶级斗争，他们在那里讲互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他们讲克鲁泡特金社会主义。所以太原党组织决定攻克这个堡垒。1924年寒假派我去那儿做工作。我去的时候很简单，只带了一箱子书，其中有马列主义的书，有无政府主义的书，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书，每样都有。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就对他们说：‘我是来讨论咱们前途的，你也不要宣布你的主张，我也不宣布我的主张，你要宣布你的主张，我要宣布我的主张，咱们不就弄不清楚谁的主张正确。我把所有各派社会主义的书都带来了，大家看，咱们现在选一个道路，不光咱们，要给山西青年选一个道路，选错了以后要负责任。我把书给你们留下看，看完了以后选一条道路一块儿走 。’他们看了书以后大多数人赞成马克思主义。张振山、李光汉、王枫晨，这些人都要求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这个地方变成晋南咱们的一个‘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儿发展起来的。张振山在1925年入团，是我介绍的。”

    父亲在自传中也写了这件事，他说：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反对景梅九派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那时晋南进步学生有些是在他们影响下，其中心当时在临汾，党曾派我去临汾争取他们。主要是给他们批判无政府主义和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并进行讨论，最后他们的主要骨干张应川(张振山)、王枫晨、李光汉等接受了党的主张，起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并建立晋南最早的一个团的支部。”

    父亲生前关于他入党前后的回忆，大多是在经过认真思考，并查看了有关材料后才讲的。现在我把父亲的这些回忆摘录整理出来，希望能对研究山西建党前后的情况有所补益。

    原载《党史文汇》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