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妈妈离开我们的第二十一天，民间的讲法是“三七”。已是古稀之年的我打开自己从五岁起就住的小屋的屋门，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对面是妈妈的屋子，妈妈的灯还亮着……

    1997年4月26日父亲离开了我们。18年后的2015年5月27日妈妈去和父亲团聚了。那天，妈妈看着全家三代28口人围在她身边，高大、健康、和睦，终于松了口气，放心地走了。

    6月2日早晨5点，我在北京医院太平间给妈妈穿衣服。妈妈的脸色依然姣好，甚至比躺在医院病床上时还好，好像只是睡着了。北京最好的化妆师说只用轻微的淡妆就好了。我忽然觉得妈妈没走，她是不是只是暂时昏迷？抓住妈妈的手腕，那里没有一点生息……

    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我回忆起了父母和我说过的点点滴滴，回忆起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滴滴点点。爸妈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们的结合也是一个传奇故事。

    父亲祖籍山东，他的爷爷从山东逃荒逃到山西。父亲出生在山西，是种地种到17岁的农民。17岁才争取到学校读小学五年级的机会。在那里写出“铲除不平，匡扶正义”八个字。穷苦的经历让他很快接受了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就成了山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之一。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从此受毛主席委派奔赴中国革命的重要前沿，历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毛主席任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工部部长。1945年，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为毛、朱、周、刘、任）。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之后，父亲被派往东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全国解放在即，父亲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一干就是17年。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而妈妈则完全是另一番出身和经历。1912年妈妈出生在河北霸县一个大家族。1920年至1934年先后在北平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市立女一中、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师范大学英语系读书直到大学本科毕业。就这样一位富家女、英语系毕业的大学生在其姑姑张秀岩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她1931年就开始做中共地下党交通员，并加入左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她主动要求去北方分局党校学习。1939年11月与父亲结婚，先后在分局组织部、城工部工作，担任父亲的秘书等。后来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49年2月进入北平。以后一直任父亲政治秘书并曾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等职。

    完全不同的出身和经历，能够结合本已传奇，更传奇的是父母相濡以沫了58年！

    信仰相同，他们都随时准备为信仰舍弃一切，是58年相濡以沫的根本。

    1939年北平沦陷后，北平、天津等地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按北方分局指示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妈妈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长期在大城市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和精神学习得不多，对农村工作也不熟悉，希望能学习一段时间再安排工作，于是主动要求去党校学习。那一年冬天，妈妈得了疟疾，父亲一句极朴实的话感动了妈妈，父亲说：“咱们结婚吧，我来照顾你。”妈妈同意了。于是父亲用一副担架把妈妈抬进他的驻地。这种形式的婚礼世界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1940年妈妈怀了哥哥，父亲却接中央指示要立即奔赴延安。去延安要过好几道日军封锁线，根本不可能带妈妈走。妈妈没有任何怨言。父亲临出发时，多少个不放心，他给了妈妈一把小手枪。后来妈妈说如果被日军包围了，她开两枪，一枪给孩子，一枪给自己。这就是我的父母，为了共同信仰，随时准备舍弃一切。
政治上的绝对信任是58年相濡以沫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父亲最早被打倒。从父亲1966年12月4日被抓走至1975年5月遣送陕西商洛，妈妈1967年7月20日被逮捕至1975年5月遣送陕西商洛，父亲和妈妈整整分别了八年半。在狱中父亲坚持学习、锻炼。无论是批斗、逼供，还是单人牢房的可怕的无声，他始终坚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更始终在思考着“大事”。在狱中的妈妈，因为父亲坚守党的纪律，且严格维护党的团结，党内的一些事情妈妈并不知晓，在不知这一切为什么，且不知丈夫、儿女下落的情况下，3个月满头黑发变成了白发。但无论是被批斗，还是遭逼供，妈妈坚信父亲决不会反党反毛主席。这种毫不怀疑的坚信，支撑她瘦弱的身子，坚强度过了8年秦城监狱的日子。1975年夫妻在陕西商洛团聚。

    对名利、地位、物质的淡泊是58年相濡以沫的又一基础。

    父亲曾说过：他是“共产党员一名，公民一个”。妈妈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1940年父亲去了延安，妈妈和老弱妇女队伍仍在山西坚持反扫荡。11月底，妈妈在山西盂县一间破房子里生下了哥哥。这时日军摸了过来，村支部书记和一位民兵，不顾自家安危，把妈妈扶上自制的担架，往大山里转移。苦于刚刚生下头胎根本无法自己走路，妈妈只好躺在担架上，但为了减轻重量，她把身上的毯子、被子都掀了下去，因此受了大寒。从此，浑身关节变形且疼痛难忍伴随了一生。
1949年，我随父母来到北平，不重样的病菌不停地袭击我，我得了六种传染病，做了两次手术。有一次发高烧，本来注射进口的盘尼西林很快就可退烧，可父亲说：“我们是供给制，盘尼西林太贵，就用普通退烧药吧。”我因此足足烧了15天，要知道父亲时任市委第一书记，且他只有我一个女儿！

    供给制改工资制后，父亲和妈妈的工资要供五个孩子、我奶奶、妈妈的继母及侄辈们的学习、生活费用。妈妈的日记中有一部分是开支细目，连气门芯2分钱都记录在案，精打细算。可1955年底妈妈随父亲出访苏联置装时，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向组织伸手，她去老东安市场旧货店，买了一件旧皮大衣。

    1979年初中央给父亲平了反。父亲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不少人觉得安排不妥，父亲说：“只要能工作就行”，又说：“计较个人得失就不是共产党员”。妈妈更是淡定不语。
1983年父亲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除了为立法、普法、使人大机构更加完善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之外，一切如故，妈妈依旧淡定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依旧慈祥地对待每一位工作人员。多少年后，我们一起回忆时，惊讶地发现，“文革”当“黑帮子弟”时，我们没有低头，没有气馁，没有丧失意志，而父亲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们也没有因此觉得高人一等。我们没有去批过一张条子或提过一个要求。因为我们有引以为豪的、不求名利的父母给予我们最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父母58年相濡以沫，恩爱令人钦羡。

    父亲是条真正的汉子。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为了践行他小学作文里的八个字“铲除不平，匡扶正义”，为了实现入党的誓言，坚持真理，无私奉献了一生。生活中他亦是个坚守诺言的人，同时又是心地善良、很富柔情的汉子。在家庭中，父亲和妈妈间的如此深情，让我这个女儿深深钦羡。

    父亲常说：“你们的妈妈是大学生，能干，有智慧，是我耽误了她。”而和父亲结婚后，美貌、高雅、智慧、厚德的妈妈始终坚定地认为做好父亲的秘书并照顾好他的生活是为党工作，她从不以夫人自居，而将58年的漫长、跌宕、复杂的夫妻生活的法则处理得十分简单，就是把爱情和革命事业合二为一。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吃饭时的情景。父亲经常吃饭时还在想问题，吃饭狼吞虎咽，等他吃完才发现饭菜已吃了个精光，而妈妈完全忘了自己没吃，只是笑望着父亲。

    父亲和妈妈是11月24日结婚，几十年来每逢这个日子，无论什么环境，无论什么条件，他们都会小小地纪念一下。而我这个女儿直到1987年才发现这个小秘密：那天父亲忽然让我拿瓶酒，我问今天什么日子，父亲神秘地冲我笑，还是妈妈告诉了我这个几十年的小秘密。

    “文革”后期，1975年父母分别从秦城监狱来到陕西商洛，父亲大概第一次完全地属于妈妈，和子女一起过上普通百姓家庭的日子。生活贫苦，心情愉快。回到北京后，父亲、妈妈和我都还很留恋那段日子：父亲砌炉灶、买菜、种菜，甚至帮浑身关节疼痛的妈妈倒水、倒尿盆。妈妈先“解放”，父亲很自然地给妈妈当起了“秘书”……1979年回到北京这个家后，每年夏天清早，父亲必做一件事：去院子里给妈妈摘回她最喜欢的小瓣兰花悄悄放在妈妈的枕头边。

    父亲最后的时光里，已不能说话的他三次望着病房的门，我三次把妈妈请进病房。妈妈拉着父亲的手，两人静静地对望着，我在父亲耳边大声告诉他：“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妈妈！”父亲放心地走了。父亲说过：“我一生无憾！”其中一定包括与妈妈相濡以沫的58年。

    我从出生至今，除了“文革”十年，没有离开过父母。妈妈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么高雅、端庄、慈祥、淡定。只有两回，让我看到妈妈的不能自持：一回是1991年父亲在山东中风，当我赶到山东时，妈妈大哭。一回是父亲1997年离开我们后的早晨，妈妈和我们抱在一起大哭。这是妈妈对父亲满满爱情的迸发，深情的爱啊……

    这样相濡以沫58年的革命伴侣、恩爱夫妻，很可能一个前脚走，一个后脚跟。父亲走后，思念深深环绕着妈妈，我看着妈妈每天精心地擦拭着印着父亲相片的瓷盘，对妈妈说：“妈，老爹还有很多事要你做，为了这个家，你要坚强地活着！”为了这一切，妈妈坚强地工作着、生活着，她整整坚持了18年！为了父亲的年谱，她整理着几十年来细心记下的日记，那上面记录着父亲每天的活动、会议，记录着父亲每天的血压、体温、身体状况，还有一家大小每天的支出明细。这几十年的心血，为父亲的年谱提供了有据可查的档案，珍贵啊！经过16年努力，2002年经中央批准出版了内容丰富的《彭真年谱》。

    1997年底，经中央批准，85岁的妈妈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她是代父亲完成他的心愿。2002年，90岁的妈妈出席了一系列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参加了北京市委主办的《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纪念彭真诞辰100周年展览》；去山西太原参加了经中央批准的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的开馆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