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8年开始，已经做了20多年律师，围绕我的工作经历和体会写这篇纪念文章，也许比较贴切、亲切。律师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但从这些年我的体会，在律师工作中，遇到困难最多、最容易被误解，甚至执业风险甚高的，是刑事辩护。这篇文章就从这里谈起吧。

    一

    我做律师以来，父亲对我直接谈律师工作极少。他有几次说我选择律师职业不错。除此之外，只有两次说起律师工作。一次是，他以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来告诫我：“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另一次，是在1996年制定律师法时，准备改变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关于将律师界定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规定，领导要我问问父亲的意见，父亲简单地表示同意，同时意味深长地说，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凭借的权力。父亲没有直接和我谈起过律师刑事辩护方面的其他问题。

    但是，仔细一想，1979年父亲复出工作仅7个月时，就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和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试行）。加之翻阅父亲的著作，其实有大量内容涉及刑事辩护及律师在其中的职责。

    二

    1954年11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刚刚颁布，父亲就曾指出：“有的法院同志认为，实行辩护制度太麻烦。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从全国发生的错判数字可以看出，我们过去的审判工作并不很高明，实行辩护制度有利于避免错案。”

    1979年7月，刑法、刑事诉讼法（试行）刚刚通过，父亲在对公、检、法人员讲话时又指出：“除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和未成年犯罪案件以外，都要公开进行审判。所有案件都要允许被告辩护，本人可以辩护，近亲属可以辩护，律师可以辩护，所在单位和人民团体也可以派人辩护。证人不能伪造证据，也不能隐匿证据。要查清证明被告有罪和无罪、罪重和罪轻两个方面的证据。这样，冤案、假案、错案就不容易发生，发生了也比较容易发觉和纠正。

    三

    有人可能会说，父亲上述关于辩护制度的观点，是针对特殊历史条件讲的。在今天，还有必要强调运用辩护制度避免和纠正错案吗？

    我们说，首先，只要有刑事诉讼，错案就是不可避免的。1956年4月，父亲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指出：“法制健全起来了还会不会发生错误？错误可以减少是肯定的，会不会一件不错呢？不可能。公安机关搞第一道工序，错误可能多一些，检察机关搞第二道工序，错误就会少些，法院搞第三道工序错误会更少些。公安机关是不是可以捕一个对一个，一个不错？这作为奋斗目标是可以的，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正因为公安机关可能有错误，才要有检察机关的检察起诉。检察机关起诉了，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错误呢？也不可能。检察机关起诉了，法院还要审判……那么，是不是法院的判决就一定都对呢？也不一定。如果判决都对，为什么还要规定可以上诉呢？就是由于估计到事实上可能有判错的。经过上级法院是不是就一定不错呢？也可能发生错误，所以要有监督程序。”

    进一步说，错案即使不多，也必须坚持及时纠正。1956年3月，父亲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指出：“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不要看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一家，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错案在一个工厂、一个乡，周围十里八里的群众都晓得，影响很坏。因此，我们要严肃对待，该判的一定要判，冤枉的一定要纠正。”

    1962年11月，父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大家想一想，一个案子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看来是个一般的案件，对当事人却是件大事情。判死刑，人就死了，判无期徒刑，人就要关一辈子。这是就刑事案件讲。至于民事案件，两家的输赢，就在你的判决，而且一家有事，四邻不安。”

    所以，法律赋予律师刑事辩护的职责，我们一定要“十分审慎、十分郑重”地去履行。

    四

    在父亲看来，避免和纠正错案，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要打击敌人，又必须保护人民”的根本原则问题。除了强调错案对当事人带来的灾难外，他还常常从我们党、政、法工作的历史教训，来说明错案对我们事业带来的危害。

    在1951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父亲强调：“如果一不小心出了岔子，错杀了人，承认错误也不能使死者复生，影响会很坏，很大的一个胜利就会被冲淡，甚至有关的根本是非也会被搞乱。过去延安整风审干，开始搞得很好，但后头出了偏向，结果就使成绩被冲淡了。”

    因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承担辩护任务，绝不能认为自己是在走过场。我们恪尽职守做好辩护工作，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维护政法中心工作的健康发展，保障稳、准、狠地打击犯罪。

    五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职责，与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首先是揭露和追究犯罪。同时，它们又负有“不冤枉好人”的职责。正如父亲1954年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指出的：“这三个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在处理案子时少犯错误。”而律师依照我们的法律，在刑事辩护中没有揭露和追究犯罪的义务，只有保障我们的刑事诉讼避免错误、不冤枉好人的职责。这实际上是为了在刑事诉讼中避免错案，我们的法律在设置执法机关互相监督、制约的制度之外，又设置了一种专门“挑错”的制度。

    我刚刚做律师时，一位公安负责同志，也是我的老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干这个？专门给我们找麻烦！”是啊！我想，正是由于避免和纠正错案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法律才设立了刑事辩护制度，规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别于执法机关的职责。我国宪法庄严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律师，作为公民，特别是作为法律工作者，当然对犯罪深恶痛绝。但是，正如父亲1954年在全国检察业务会议上指出的：“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各种制度对被告人太便利了，有些不耐烦。这是不对的。因为刑事被告在没有判决前还不能说都一定是有罪的，经过审理，有的可能由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或者被法院‘宣告无罪’。按制度办事，可以少发生错误。”“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必须克制对于犯罪的厌恶，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父亲还指出：“法庭上有辩论是正常的，任何一方有道理都可以讲，当然不能离题乱讲，而是辩论罪证能不能成立，是不是构成犯罪。”

    六

    在实际工作中，确有执法机关的同志因为某案件是某会议定的，或是请示过上级的，或是某领导讲过的，就漠视律师的意见，甚至对于明显的错案也不愿正视。

    1952年父亲在政法干部训练班上说：“有的人认为法院即使发现自己把案子判错了，也不能改，据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稳定性。难道法律的尊严是建筑在坚持错误上的吗？”

    1956年父亲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又指出：“有人竟然还说什么‘官无悔判’，即使判错了也不能改。这是错误的观点。案子都判错了，还有什么稳定呢？所以，有了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不但不会丢人，而且威信会更高，更会取得群众的信任、拥护。我们的威信是建立在这上面的。”父亲的这些看法，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