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时，中央红军如同格斗中受了重伤的一只雄鹰，本来要朝西飞，到距离苏联较近的新疆大戈壁去。敌人穷追不舍，围追堵截，无后方作战，前途充满了难以预料的危机。张国焘另立中央，体内也发生了问题。就在这时，毛泽东找董必武、徐特立等几位参加长征的老同志谈话，说现在是无后方作战，情况非常危险，希望他们暂时离开部队，等情况好转了再归队。正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了陕北这边还有硕果仅存的这一块红地。于是雄鹰飞到了陕北。它又饥又饿，遍体鳞伤，小米是养人的，还有陕北的干部群众，慷慨接纳了红军。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纪元。对此，毛泽东念念不忘。他多次讲，陕北的贡献是两点，一个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一个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说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从来没有讲过，是中央红军挽救了西北根据地。只有习仲勋多次讲过，“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显然也是事实。当年在延安，刘烽同志的歌词能这么写，没有西北老同志们的认可，也唱不到今天。可见毛主席是客观谦虚的，习仲勋与多数的西北老同志也是实事求是的。事物往往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充满了相辅相成的辩证法。
 
    想起诗人李季

    吴旗镇原名吴起镇，当时是保安县西部山区的一个小村镇，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落脚点。著名的《长征组歌》中有《到吴起镇》一首，十分精彩动人，使这个小镇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陕甘宁边区时期，吴起设县。新中国成立之后县名改为“吴旗”。今晚的目的地正是吴旗县城。

    当日，由小河村返回靖边县招待所，已近中午。饭后稍事休息，下午２时40分由靖边县城出发，经安边镇去吴旗县城。由于路途遥远，整整一个下午，人都在车上，顺道观看了地方石油开发、林草建设和集雨灌溉设施使用情况等。齐老一直兴致勃勃，跨越古长城的时候，还下车留影。遥望河山，浮想联翩。上车以后，老人家又回忆其当年来。

    “抗战时期，三边是一个特区，包括靖边、安边和定边。这里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盛产食盐、甜甘草、羊羔羔皮。都是边区最紧缺的物资。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用毛驴、骡马或骆驼组成运输队来长途驮运。这就形成了陕北的‘赶牲灵’文化。有民歌也有传说故事，十分的生动感人。当地流行的最具群众性的民间艺术还有‘陕北说书’。当时，陕北最著名的说书艺人叫韩启祥，他是个盲人，还多次给毛主席、中央首长说过书。”

    “现在，有个张俊功，同韩启祥是老乡，都出生在横靖这一带。”笔者说，是想让老人家休息一会，便故意插话说：“他带领着徒弟们长期行吟于三边农村。还有‘道情戏’，一家男女老少就可以演一台戏，十分的生动感人。”

    “当时，著名诗人李季就曾经在三边一带体验生活，创作了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还有他以后写的《杨高传》也是写的有关三边生活，用的陕北说书的节奏格律形式。读起来十分的亲切，是最地道的来自民间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

    齐老显然对李季的作品很熟悉，她说自己读过《杨高传》，这是李季的长篇叙事诗（三部曲），还有《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玉门儿女出征记》。

    齐老特别喜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说她一读这部长诗，就想起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陕甘闹红的情形。当老人家回忆当年读《王贵与李香香》的情形，又一次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了。那凄厉纯真的爱情故事，显然曾经在齐心的心灵深处拨动了青春爱情的琴弦，使老人家在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难以掩饰幸福的笑容。艺术与生活的碰撞，总能飞溅出美丽的火花。

    刀下留人

    吴起镇地处吴起县中部。再早原本是靖边县一个镇，相传为魏国大将吴起在此屯兵驻守而得名。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光荣地成为了长征的落脚点。齐老由靖边出发，沿途数百里崎崛山路，就是要到“落脚点”看看。毛主席到达吴起镇后，即于当天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电报还要彭德怀于次日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云云。毛主席电报中所指“红色政权”，即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基层政权，毛主席从地方张贴的布告上，第一次看到了“习仲勋”这个名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时，刘志丹、习仲勋等正在瓦窑堡被关押，生命危在旦夕。第二天（10月20日），毛主席听取了当地有关同志的汇报，了解了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立即指示“刀下留人”。

    6月14日上午，阴雨。一路上翻山越涧，道路很不好走。虽然是黑色路面，但也能想象得出红军当年到吴起镇，来路有多艰难。红军到达吴起镇时，这里当时作为保安县的一个乡镇，镇内只住着七户半居民（半户为一个光棍汉）。在尖山秀岭下面破破烂烂地散落着十几孔土窑洞。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就在靠阳面山沟的一个接口窑院中，是当时镇上刚刚落成的最好的建筑物，因此称为“新窑院”。

    眼下，齐老一行已经来到了毛主席旧居。旧居位于吴起镇砚洼山麓，分为南北两院。南院为毛主席旧居，两院之间有石砌过洞相连。其中9孔接口石窑和4孔石窑。如今已整修一新向游人开放，在窑院外以后增修的一排石窑洞里，还办起了一个小型“革命历史展室”，陈列的照片和文物都十分珍贵。有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用的长枪、短枪、子弹、手榴弹、马刀、刺刀等武器，还有马鞍、草鞋、马灯、茶缸、饭盒、军服、军帽、斗笠、绑腿带等装备，统统是由民间征集来的原物，都是当时因破损而遗弃或房东接受红军赠送的礼品，被老百姓捡了或收了，当作宝贝保存了几十年的东西。有一支手枪，是毛主席亲自送给地方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的，显得更加珍贵。

    齐心老人看着这些革命历史图片和文物，感到格外的亲切。她调动起自己全部的生活的记忆积累，想像着60多年前那一场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红军长征。

    “路漫漫，雪皑皑，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战胜了国民党军队一路的围追堵截，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完全处于“无后方作战”状态的红军指挥员和战士们，该是多么的无私而坚强。三万多人，就是扛着这样的武器，依靠这样的装备行军打仗，战胜强大的敌人，战胜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就是因为有党中央、中央军委，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强大的精神支柱……而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新长征”，对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又是多么的重要啊！

    割尾巴战斗

    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来不及喘息，首先部署进行著名的“割尾巴”战斗。原来红军刚刚停脚，便得到消息：一路尾随而来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骑兵和原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赶到了附近，共计有2000多人，对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情况貌似紧急，但对于毛泽东来讲，却是个杀敌的机会。他立即电令彭德怀速来一纵队，并找来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商量作战方案。有同志提出说能不能先不打，说部队过于疲劳，先避开敌人锋芒，等休整之后再打。毛泽东坚决地说：

    “不行得打！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利用吴起多山的地形，打它个胜仗，作为‘礼物’送给陕北人民。”

    定下来要打，可的确并不容易。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是毛主席指挥作战的一贯风格。夜已经很深了，毛主席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最后一役，也是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第一场战斗，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抠着战斗部署的每一个细节，设想可能遇到的每一个突发情况……

    “以疲待疲，迎头痛击！”毛主席把大手往地图上有力地一拍，坚定地说。

    “要得，”彭德怀兴奋地说：“两面包围，前后夹击，送上门的货，一个也不能叫他溜走！”

    10月21日晨，红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毛泽东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仍然冒着风寒登上吴起镇对面的平台山，和彭德怀一起指挥“切尾巴”战斗。

    战斗开始前，毛泽东裹紧大衣，坐靠在那株杜梨树根上，幽默地对警卫员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激烈时不要喊我，枪声稀疏了再来喊我吧。”警卫员点头应诺。

    毛主席的话就像定心丸，大家立刻心领神会。长征中，他屡屡神机妙算、用兵如神……不用说，这场歼灭敌人骑兵的战斗，已经又是胜券在握。

    果然，在二道川红军部署的口袋中，先是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耀武扬威地走进来。骄横的敌人，气焰嚣张，根本没料到红军会有埋伏。当其进入埋伏圈时，彭德怀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人仰马翻，火光冲天，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抱头鼠蹿。紧接着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也赶来，又迅即被打乱，掉头逃命。红军立即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敌人分割包围。与此同时，敌另外三个骑兵团也被同时击溃。这一仗干净利索地消灭了敌一个团，击垮三个多团，俘敌7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和战马，其中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子的工兵，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部队。

    齐心老人站在毛主席故居院子望着如今已经改名为“胜利山”的那株根深叶茂的树。脸上浮现出敬仰与凝重。60多年过去了，人们已无法知道为部署作战彻夜未眠的毛主席在战斗即将打响时却在杜梨树下和衣躺着，安然入睡，那是何等的潇洒，又是何等的气魄。 据说一直等枪声开始稀疏了，毛泽东才睁开眼睛，翻身起来，走到高地上，举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着战场情况，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显然，他对于彭大将军的指挥是满意的，对于红军战士的表现是满意的。割尾巴战斗的胜利，这是一个好兆头，更是一份见面礼，是预示着红军时来运转，也是献给陕北军民的一份厚礼。

    其实，毛主席躺在指挥所，根本没有睡觉，他是故意放手让彭德怀大胆指挥。他相信彭大将军的指挥才能。想到长征一路的艰苦卓绝，想到彭德怀这一路上的卓越表现，他不禁感从衷来，诗情涌动，心中吟出四句古风：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战斗结束，彭德怀来到毛主席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恰好是他和主席等在战前签发的作战命令中的一句话，只是毛主席把其中“路险”写成了“路远”，把“沟深”写成了“坑深”。当他看到最后一句是“唯我彭大将军”时，觉得胜利不应归功于一个人，随即拿起笔来，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消灭了尾随而来的敌人，就赢得了军事上的暂时安宁，为部队消除疲劳、补充给养争取了时间。也就是在迎接党中央、毛主席的时候，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和地方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

    要命的错误肃反

    习仲勋同志后来回忆说：“……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做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线打仗，抵抗蒋介石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创建陕甘苏区的领导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方、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坪（属甘泉县石门乡），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致死。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26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179师和176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