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它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5]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6]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7]有什么两样！

    注释

    [1] 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2] 赵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3]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4] “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6]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7] 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一九二○年七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8]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

    [9] 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10]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11] 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12] 袁祖铭，贵州军阀，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间曾经盘据湘西一带。

    [13] 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

    [14] 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地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15] 都总、团总是都、团政权机关的头领。

    [16] “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17] 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它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18] 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它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19] 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20] 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21] 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

    [22] 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7〕。

    [23] 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24]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

    [25] 张静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26] 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

    [27] 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