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自述10多岁才出山求学，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1920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红军将士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太多。

    因此，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夺权时，就把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军事顾问李德也曾嘲笑他。

    甚至在遵义会议以后，对毛泽东不服气的教条主义者还在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有的人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这些说活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他曾多次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正是基于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责任感和这种强烈的挑战意识，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利用西北大联合后陕北局势相对平静的良好时机，阅读可以搜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

    在陕北，在延安，毛泽东主要读了哪些书呢？

    仅仅是17年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毛泽东就引用过12本著作马列著作，开列如下：

    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墓、布哈林之错误》、《做什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而且广泛阅读中外学者的著作，还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他于1937年5月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寄了一本给好朋友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全书854页，毛泽东自己说读过10遍，写了3500多字的批注。自己读了不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

    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得最细。从1936年11月至197年4月，毛泽东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3万字的批注。书中还分别画了许多圈线。

    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过几千字的批注。

    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些哲学著作还有：《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机械论批判》(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等等。

    从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从1936年8月至1941年，5年读书200多万字，并写出27000字的批注。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奋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

    在延安出版条件差的情况下，毛泽东利用各种途径搜集马列著作及其他著作。

    当初在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由于革命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从总体，从世界观的高度，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发生的许多失误与此有密切关系。因此，毛泽东自己努力学哲学外，还组织大家，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

    1938年9月，毛泽东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领导人和哲学家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在新哲学会成立那天，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请客，以示庆贺。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领导成立了《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在延安，虽然生活清贫，条件艰苦，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学习、读书却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由此也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延安许多生活日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