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特别重要，因为毛泽东生前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又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同，人们对毛泽东才产生了伟人和“罪人”的极端两极化评价；所以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大是大非问题，它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何去何从和前途命运。

    按官方的正统说法，文化大革命已结束40年了。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过去35年了。但是直至现在，一方面是一些人在网上一天不停地制造着不能比他再彻底的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的各种舆论，或记事、或小说、或议论、或揭密……，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描画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把毛泽东、共产党描画得罪恶累累，十恶不赦。有些人的网文可说是连篇累牍、“宏篇巨制”，且所写深入中央高层内部细节的程度，怕是汪东兴见了也会深感弗如，可说是有鼻子有眼，活龙活现，令人不得不信。但这些东西的作者，很少是实名真姓的，何也？心虚！为啥，因为那些东西里面，或是无中生有，或是歪曲事实，或是道听途说，可说是鱼龙混杂，让人是非难辨，更有一些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者的网文可说是处处透着一股反共的杀气。网上虽自由，怎奈这些写者们还是心有畏惧，留有退路，隐性埋名，害怕象毕福剑那样成了众矢之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在网上造着肯定文革、把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直至现在党中央所做一切都归结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少数人甚至呼喚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当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事实说明：文革还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当权者彻底否定并没有成功，有些人完全肯定也不可能。

    事实证明：文革应该被仔细研究，而不应该简单化地去彻底否定或彻底肯定，文革研究不应该成为禁区，而应该允许甚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得出合乎事实原貌的结论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史为鉴，承继历史，走向未来！

    本人是文革亲历者，先前还出过一本书《董千里记事》，其中“荒唐的大学时代”就如实地记录了我在山东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经历。这些年来，我对文革的认识既随着潮流的变化而变化，也有着自己思考的东西。特别是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使我坚定地相信毛泽东搞的文革不能彻底否定，其中有不可否定的合理因素。没有反修防修，没有文革，中共也逃不脱苏共那种党变修国变色的恶运。但文革是一种前进中的探索，不可能事事阳光，认为文革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肯定也毫无道理。近几年网上对文革、对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评价的两极化，历史虚无主义的甚嚣尘上，更让我觉得必须重新审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逝世后我国围绕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审视之前，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我自认为自己是体制外左派，既反对极右，也反对极左。我曾写过一篇博文《试析当今中国的政治派别》现登录于后，以便读者诸君明了我所说的“体制外左派”是怎么回事。

    《试析当今中国的政治派别》

    最近，红旗文稿发表了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政部主任、江苏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布成良的长文，题目叫“如何看待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涉及了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中几乎所有的现实理论问题，很有见地。本人读了此文以后，觉得理清了不少认识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本人对网上比较两极化的舆论状况有所思考，觉得“布文”在“4.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能相互否定”一段中所讲，极能帮人们理清两极化舆论出现的根源。但“布文”毕竟是平面媒体所发之文，所说只能限定在所谓“正统”的范围内，一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本人想借题发挥，说说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布文”说：“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有些人喜欢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或者是对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全面否定，以衬托、解释改革开放后的成功；或者是批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腐败蔓延等问题，用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来否定后一时期，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等等。所有把两个历史时期完全对立起来、互相否定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这里指出“不能把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决不这么简单，我以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现时的极右、右、正统、左和极左这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企图通过自己对前后两个时期的解读，影响中国当今社会的走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曾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无疑是我们观察分析当今中国各派别主张的有力武器。

    首先，用改革开放后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时期是所有右派的主张，他们这样做决不是为了衬托、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功。

    否定前一时期的右派包括极右派和右派两类。

    极右派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仇视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总想千方百计地要搞垮共产党，把中国引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彻底私有化，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搞西方式的多党制、一人一票地选国家领导人。他们否定“改革开放前时期”不是为了衬托改革开放的成功，而是为了证明共产党领导搞的一党领导的（他们视这为专制独裁）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他们把“改革开放前时期”浓缩为“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把运动完全归位于错误，再把错误的根源和责任一股脑地全部归罪于毛泽东，极力夸大共产党毛泽东在这些运动中的错误和危害，借以妖魔化共产党和毛泽东。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并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被打倒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翻案。

    他们大体包括下列几部分人。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受到打击的没改变立场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子女等，他们对毛泽东共产党有消解不了的仇恨。二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又不能正确对待至今心怀不满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满甚至仇恨。毕福剑“可把我们害苦了”的话反映的就是这两部分人的心声。三是一些受过西方良好教育并在世界观上被彻底资本主义化和西化了的知识分子。

    这三种人是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和社会阶级基础，分布在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中，其言行完全与美国中情局分化西化中国的“十条戒命”相符。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那些“公知大V”。这些人所企望的改革开放成功，就是中国也象前苏联那样，拋弃马克思主义，赶走共产党，彻底私有化。他们对前些年一些人搞的那个“苏共亡党亡国20年祭”极为反感，它们甚至把戈尔巴乔夫赞为“解放者”，把叶立钦看做英雄。所以他们不会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他们起劲地否定“改革开放前时期”，夸大“改革开放前时期”的错误与灾害，妖魔化“改革开放前时期”党和领袖的形象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只有朝他们指的资本主义方向去改革才有前途。决没有要衬托改革开放成功的意思。

    对极右派的企图，邓小平的回答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20年”、“要搞50年”。习近平总书记的回答是“坚决不走邪路”。

    在极右之外，还有一个人数更多的思想倾向属于右的群体，他们以“改革开放后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时期”的倾向没有极右派明显，他们对两个时期中的不足都不满意，对“改革开放前时期”不了解或了解不深，感觉上觉得极右派说的更有理。他们把两个时期的不足都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他们很相信极右派们宣扬的那套邪说，觉得按极右派的办法去做可能更好一些。

    这些人的失误在于：资本主义道路和多党制在中国都已搞过，都没有成功，才搞了社会主义，才产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竞争上台执政制）。而且实践的结果证明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成功的。中国当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没理由相信极右派们的邪说，抛弃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去跟着美国有样学样。相信这部分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成功，发达社会主义的建成，一些弊端的不断被克服，他们会赞成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他们从内心里觉得自己是爱国的，既然爱国的目标达到了，甚至超过了美国，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跟着美国有样学样呢？

    中国的左派包括体制内左派和体制外左派，体制內左派分为正统派和体制内左派两部分，他们很大程度上又是重叠的。

    中国的左派都能够正确对待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他们拥护和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时期的论述，他们正团结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各个领域里正在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两个银行”的战略布局而努力奋斗。这是具备中国当今正能量的主要群体，他们包括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軍人、工人、农民和工商业者，这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兵团。

    但在体制外左派看来，体制内左派这个群体特别是它的中上层都是所谓“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公开言论还不能那么“自由”，他们囿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规定，对极右派借大跃进、反右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来妖魔化“改革开放前时期”，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的恶劣行径，反击极为被动，极为不力；甚至在一些场合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在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后期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时期，置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20年”、“要搞50年”的教导于不顾，偏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用邓小平的“不争论”压制邓小平的“要争论”，放任极右派肆意妄为，闹得意识形态领域乌烟瘴气，使党风和社会风气急剧变坏，贪腐成风，这也是体制外左派和极左派直至右派对正统派不满的主要原因。

    体制外左派有些是原先在体制内现己退休的左派，有些是不担任公职的知识分子，转复军人等。他们与体制内左派的区别在于，他们较体制内左派更敢直言不讳地批评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他们一方面对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化改革纠风反腐极为支持和拥护，一方面又希望党中央能再来一次拨乱反正，既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正确的东西，又纠正邓小平以来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失误。比如组织力量重新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否定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武斗”的错误，肯定它“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和“培养接班人”的合理内核，在文革问题上拨乱反正，纠正当初急于草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极右派搞一切妖魔化活动的突破口和出发点。他们是游走在极左派和体制内左派之间的一部分人。

    极左派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群体，他们是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比较深的人。他们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对极右派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的言行特别地仇恨，特别无法忍受，不断地起而反攻，但由于他们所持理论本身的偏颇，这种反抗有时显得无力，有时甚至事与愿违。但他们的反抗在极右派横行的前一阶段，是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

    但极左派囿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认为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当今是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以后的历届领导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有的人甚至认为当今的中国再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把走资派打倒是必要的，这就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了。

    极左派的谬误在于他们的思想是僵化的，他们把需要不断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以使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把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政策及工作失误和探索过程中的不成熟带来的负面现象视为资本主义复辟了的结果。

    极左派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他们的荒谬就在于他们客观上已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具有了实施“一带一路、两个银行”的战略势力和能力）无意中记到了资本主义的功劳簿上了。现实生活中的极左派们起劲地反对极右派们否定“改革开放前时期”、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但他们又全盘否定后一时期、把后一时期描绘成一无是处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恰恰与右派的“社会主义不行，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发展得更好”的主张异曲同工。为保卫社会主义而肯定了资本主义，这大概是许多极左派朋友们所没有想到的吧！

    极右派和极左派是我们当今社会中两股消极的力量，但他们又有根本上的差别。

    极右派与我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他们的主张真的在中国实现了，那中国就真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毕福剑视频中反映出来的和网上跟帖支持毕的一些人的言论告诉我们，一旦这些极右派上台，把他们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仇恨释放出来，社会会倒退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极右派对我们的危害存在于各个领域，但由于他们还不掌握最后决策权，所以他们“私有化、民主化、宪政民主”的主张都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党中央的决策。但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能量很大，如果放任他们恣意妄为，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搞乱，那么中国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那样内外勾结的颜色革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好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几年已重视了意识形态工作，那些极右派人物已不象以前那么疯狂了。只要党中央重视，反华势力和国内极右派们就不可能在中国玩转“颜色革命”。

    极左派与极右派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都来自那些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阶层，对共产党毛主席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感情。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落伍了，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个水平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都看不惯。随着“纠风反腐”的持续和深入，随着“一带一路两个银行”战略部署的实施，随着“四个全面”的逐步落实，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会自己想通而转变看法的。

    极左派在现实中也是一个有危险性的群体，由于他们对侮辱党和领袖的言行极不能容忍，如果右派们刻意发起比毕福剑视频事件更恶劣的类似事件，激起极左派们极端的报复行动、从而引发社会动乱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