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许多方面已经被人们所认识，所肯定。但是有一个方面至今认识的人并不多，有必要提出来加以研究。这就是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条件。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这个提法有些奇怪，会认为你只要提毛主席一生都在为人民当家作主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在后面加上个创造条件。我认为恰恰是这个创造条件问题很重要。

    一、现在我们一些人在谈到共产党的初心时都会谈到，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为了建设小康社会，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很少会想到我们共产党的初心还有一点，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谈到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时会津津乐道列举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可是如果要问：现在我们还是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恐怕一些人会感到意外，难于回答。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很可笑。在他们看来，我们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从共产党执政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很肤浅的，是既不懂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看不清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二、在笔者看来，我们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上都存在一个误区，即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作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过去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就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政治上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已经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已经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共产党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继续革命了，而应当搞经济建设了。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已经被否定了，公有制也所剩无几，按劳分配也不是分配的唯一形式了。社会主义的唯一特征就剩下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了。又有人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即使公有制不占主体，即使发展再多的民营企业、引进再多的外国资本，我们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两种认识根本不懂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它（指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种现实适应某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只要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实现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就完成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研究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得到解放的。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可以此推理，人民当家作主也不是无条件的，也是有条件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在马克思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当作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具备客观条件，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条件分析的基础上。照此推理，人民当家作主也必须具备客观条件，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条件分析的基础上。

    三、我们党内很多研究中国革命的人对中国革命背景和实际情况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中国革命的背景主要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被许多人所忽略。俄国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共前身）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曾围绕要不要进行革命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国的无产阶级还不成熟，并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分析，认为欧洲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充分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扩大，思想觉悟在不断提高，已经比较成熟，已经具备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无产阶级即将通过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当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马克思认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欧洲其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是被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镇压的。而当时俄国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刚刚通过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临时政府。俄国无产阶级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远没有达到欧洲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那种成熟程度。而且当时也不具备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条件。因此这些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也存在这种认识。也主张先搞资产阶级革命，先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等到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了，条件具备了再搞无产阶级革命。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十月革命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时条件不成熟，因此革命搞早了，不应当搞。他们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写的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还有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也是我们党内一些人提出我们要补资本主义课的理由。

    在笔者看来，应当承认无论是十月革命时，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的确还不成熟，还远没有达到欧洲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那种成熟程度。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由德国流亡到法国的工人自发地建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巴黎公社也是由无产阶级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的革命。巴黎公社在仅存的七十二天里所提出和制定的措施，包括公社委员由普选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公社委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收入的工资等，完全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而俄国社会民主党（苏共前身）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由无产阶级自发地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由俄国和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组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巴黎公社提出和制定的革命措施，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各自国内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提出，不可能做到。即使现在我们也未必能提出，能做到。

    列宁之所以认为应当进行十月革命，不是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已经成熟。而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到：“在理论方面，他们（指共产党人）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到解决冲突的手段。”“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因此在列宁看来，尽管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还不成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还不成熟，无产阶级的政党也不应当无所作为，消极地等待条件的成熟。而应当根据客观存在的实际条件、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确定自己的任务，找到“解决冲突的手段”。在列宁看来，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具备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下，应当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利用政权去创造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的条件。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非常清楚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并不等于无产阶级完全成熟了，并不等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完全具备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为无产阶级成熟、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继续为无产阶级成熟、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客观条件。其中包括根据生产力发展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的生产方式及有步骤地进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改造，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鼓励和促进劳动人民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等等。但是可惜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去世了。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虽然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却并没有完全继承列宁的思想。斯大林没清醒的认识到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即使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为无产阶级的成熟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及其他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所限，无产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并没有完全成熟。斯大林并没有利用苏联共产党掌握的政权这个有利条件继续为无产阶级的成熟、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创造条件。所以当后来苏共领导人推行私有制的改革，分裂苏联，取消共产党时，俄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进行任何反抗，没有采取任何办法加以制止。试想如果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那种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能那么轻易垮台吗。

    四、我们有些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时经常提到，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进入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从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这种提法容易让人误解为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了，已经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了。在笔者看来，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已经走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但是还很不成熟。不仅远没有成熟到巴黎公社革命时法国无产阶级那种成熟程度，而且也没有达到俄国十月革命时俄国的无产阶级那种成熟程度。所以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认为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还不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国革命只能由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来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遭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镇压后，中国共产党内新的领导人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则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的客观条件下，完全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企图通过组织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夺取大城市，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结果遭到惨败。后来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主席能够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的客观条件入手，来确定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所应采取的方式方法。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中看到农民革命也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比如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革命就夺取了政权。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虽然失败，但也曾取得巨大成功。因此毛主席认为在中国无产阶级不成熟的情况下，应当把革命的重点放在依靠中国农民身上，放在农村。所以当时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时革命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是农民革命的口号，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后来毛主席之所以把四九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农民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因为这场中国农民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场农民革命不仅是反封建的，也是具有反帝、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被毛主席称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叫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代表无产阶级，还代表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各阶级、阶层。那么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以后，能不能说已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了呢？或者说，人民是不是已经成熟到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的程度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

    五、“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看似很简单，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完全懂得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实则内涵很深刻，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懂得其内涵。“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并不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而是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就已经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所提出的“人权”思想、“民主”思想，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但是资产阶级在提出“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思想时，也并没有了解“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思想的真正内涵。资产阶级在革命前属于被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人民，所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把自己当作是人民的代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自己成为统治者后，他们宣称自己执政就是自己在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因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改革了封建专制的世袭制，实行了选举制，资产阶级的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这就很容易让许多人认为资产阶级确实是代表了人民，资产阶级政府确实是代表人民当家作主。这也是我们国内一些亲美派之所以提出要学习，效仿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但是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是不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虽然制定了国会选举法，但是对选民和议员候选人的财产有严格的限制，广大工人和农民根本就没有选举权，没有成为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即使现在美国进行所谓的民主选举，实质上仍然是在资本的操控下进行的，实质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只能保证资产阶级当家作主。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选举取得当家作主的权力。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没有人能确切了解“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含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之后，才为我们正确理解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含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封建社会并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只有封建统治者自己“当家作主”的概念。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来自君权神授，因此是不可动摇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这种认识，不承认“君权神授”。而认为是“天赋人权”，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国家不应由君主专制，而应由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他们在反对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便提出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张。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权利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天赋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句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话呢？我们不妨打个比方，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不经过资本家的允许就无法找到工作，就无法生存。所以只能被资本家雇佣，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也就不可能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中。同时工人也没有条件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等于工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工人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习掌握管理国家与社会的相关知识，无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状态下工人怎么可能当家作主。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社会的生产力所决定。造成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封建专制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了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他们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在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人人权利平等，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其实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而要消灭私有制就等于消灭了他们自身，消灭了他们赖以维持自己统治，满足自己发财致富的经济基础，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所以他们竭力掩盖人民当家作主与经济基础的联系，鼓吹一种不受经济基础制约的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知识，才完全具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客观的经济和文化条件，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五、现在我们党内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人民当家作主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是共产党执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的。这种观点同资产阶级把自己当作人民代表没有什么不同。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党不是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自己执政就是自己代表人民当家作主。不仅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认为自己是代表人民的。就连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不也是认为自己是代表人民的吗？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不用搞社会主义改造了。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农村如果不搞土改，土地还在地主手中，农民还要受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是不可能当家作主的。即使搞了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如果搞单干，农村很快就会出现两极分化，重新出现地主和贫雇农，广大农民仍然无法当家作主。在城市，工厂矿山银行商店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工人仍然要受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也不可能当家作主。所以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这才为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了经济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共产党还在执政，但是随着私有制的恢复，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在企业劳动人民都不能当家作主，何谈在国家当家作主。

    六、那么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公有制建立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了呢？就不需要继续革命了呢？有人认为，既然私有制已经消灭，公有制已经建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就没有存在经济基础了，在公有制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已不存在阶级差别，不再是阶级关系，阶级也就不存在了。人民自然就当家作主了。再提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总不能人民自己革自己的命吧。这种认识表面上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列宁关于阶级划分的论述。但实际上这种认识可以说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只记住了马克思、列宁的个别论点，而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看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相关论述。没有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贡献时曾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这也就是说，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阶级的阶段，阶级是不会消灭的。而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力显然还没有达到能够消灭阶级的阶段。

    那么应当怎样认识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内的阶级状况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写道“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情况恰恰符合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尽管建立了公有制，但是由于生产力还不发达，还很落后，必然存在社会分工。不仅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的分工，而且还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革命队伍中的领导干部自然成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而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自然成为被管理者。整个国家的重大决策（包括制定宪法及各种法律，确定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制定选举制度选举方式，各级干部的选拔方式方法以及教育、医疗、科研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制定）实际上都是由管理者决定的、制定的。因此整个国家实际上是由管理者在当家作主，并没有完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通过发展所谓民营企业，招商引资，重新在国内扶植和发展一大批中外资本家；并通过权钱交易使自己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早有预见。在毛主席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很难避免。只能通过继续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条件，才能在这种情况出现时，人民能够主动地同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是毛主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共产党要防止和平演变，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的重要原因。

    七、在笔者看来，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没有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只能由毛主席、共产党为人民当家作主。在我们党内对于毛主席、共产党为人民当家作主有这样一种认识，即有人认为在歌曲“东方红”中有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与《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相悖。认为人民群众把毛主席当作大救星就是把毛主席当成了救世主，是一种宗教迷信思想。毛主席、共产党为人民当家作主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这不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认为人民群众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解放放在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身上，而应当靠自己解放自己。这种认识似乎有一定道理，似乎是在反对个人崇拜，似乎可以否定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期盼。笔者曾就此写了一篇文章从文学表达的方式和语境的角度驳斥了这种认识。下面我还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笔者看来，把《东方红》中的“大救星”与《国际歌》中的救世主混为一谈，是不了解二者诞生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国际歌》的歌词诞生在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即将失败之时。而《东方红》诞生在中国抗战时期的陕北。巴黎公社起义是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发展时期。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既扩大了法国无产阶级队伍，也因大量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被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从而来使无产阶级逐渐成熟起来。在此基础上法国无产阶级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提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况与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很不充分。与之相适应的无产阶级也就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很不成熟。并没有像欧洲那些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自发地建立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像巴黎公社那样，是由无产阶级自发地建立的组织。而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建立的组织。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产生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其他劳动人民也不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所以那些把“大救星”与“救世主”混为一谈的人，要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那时就自己解放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闹革命，才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没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的。因此人民群众自然要把毛主席、共产党看作是自己的救星。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所以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把毛主席和共产党当作人民的救星是很自然的事情。

    八、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毛主席应当学习美国总统华盛顿主动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让人民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不应搞终身制，不应搞专制。这些人的想法可以说也是一种空想，也是根本没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出发去考虑问题。我们不妨设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并没有成熟到可以当家作主的程度，也就是不具备人民当家作主的客观条件，毛主席如果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搞所谓的民主选举会出现什么情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纲领中关于“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提法写道：“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的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都是农民占大多数，除了工农以外还有商学兵及各个阶层的人员，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哪一种思想都没有成熟到能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如果在此情况下毛主席主动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搞所谓的民主选举，不仅很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难免发生社会动乱。这样中国共产党用牺牲几千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生命换来的政权就会丢失。历史上，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把权力让给了袁世凯，结果是袁世凯否定了孙中山的共和制，企图搞封建复辟。陈独秀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蒋介石，结果共产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杀戮。在国外，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都因为搞所谓民主，导致共产党垮台及国家分裂。

    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内有些人会认为，既然现在不具备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搞什么人民民主，只要共产党为人民当家作主就行了。等到条件具备时，我们再搞人民当家作主。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毛主席与这些共产党人最大不同之处。为人民当家作主很容易做到，但是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条件却很难做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为人民当家作主只要掌握了政权就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讲共产党人执政就是为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资产阶级政党也可以讲自己执政也就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甚至封建统治阶级也可以讲自己执政是为人民当家作主。在电视剧七品芝麻官中不就有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是要讲共产党人要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条件，不仅资产阶级政党、封建统治阶级做不到，其他一些共产党人也很难做到，甚至想都没有想到。

    在笔者看来，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的很多人可能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从没树立过要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他们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但并不是要由人民来当家作主，而是要由自己当家作主。他们既没听说过什么是君权神授，也不懂得什么是天赋人权。他们中很多人的思想同陈胜、吴广差不多，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打天下，坐天下”。在他们看来，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自然应由自己当家作主。而自己本身就是人民，所以自己当家作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比如张国涛、王明等党的领导人头脑里从来就没有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他们在党内搞封建专制，搞一言堂，根本不给其他党员民主的权利，谁不赞同他们的意见，批评他们，他们就打击报复甚至动用武力等非法手段解决党内的矛盾。他们把共产党的军队仅仅当成是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工具，从不在军队内搞民主，也从没想过利用军队帮助人民群众建立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党内有的领导人还想保留私有制，保护资本家；从来不赞成搞群众运动；从来不赞成给人民群众民主的权力。在反右斗争中，在文革中把给自己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