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

    据统计，毛泽东一生作战260多次，只有4次战斗吃了点小亏，在他本人看来就是败仗，其他各次战争、战役、战斗都堪称胜利。他是当之无愧的常胜将军、伟大统帅。

    然而，真正走近毛泽东，走进党史、军史、国史，你会发现毛泽东的胜利，不是靠军事，而是靠政治。他打的不是军事战，而是政治战。他的军事中渗透着政治，他的政治中渗透着军事，他把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

    所以，毛泽东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军事战场，一个是政治战场。毛泽东认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

    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提到了“政治战”，他说：

    我们打了二十二年，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打击面只有百分之五，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八……这样做，团结面就比较广，打击面就比较小，同情我们的人就会增多。

    02

    毛泽东军事的政治智慧，首先体现在“不战”。

    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毛泽东的军事战争，常常是逼上梁山，不得已而为之。他追求的是“道”，不是“杀人”，体现在他“优待俘虏”等政策上，这种发心与蒋介石的迥异。

    毛泽东就是《易经•系辞传》中所谓的“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孙子兵法•谋攻篇》又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毛泽东从1927年拿起枪杆子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戎马生涯26年，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的一切战争都是为了消灭战争。

    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鲜明地指出：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

    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03

    毛泽东打的是“正义战争”，为的是制止“非正义战争”，从而达到人类永久和平之目的。

    土地革命战争，为了制止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为了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解放战争，为了制止美帝国主义武装下蒋介石集团的分裂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为了制止美国等十七国联军的侵略战争。

    这些战争充满着“正义”。战争的正义性，使得军队在军事上处于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04

    毛泽东军事政治智慧的第二条，就是“为民”、“得民”、“附民”。

    《易经•师》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师卦象征用兵，主张寓兵于民，顺从民意。

    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他在《孟子•离娄上》中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

    这段话好似针对两千年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毛泽东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他好仁、得道、得民、得心；蒋介石则反之，对民众嗤之以鼻，对财团趋之若鹜。“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为毛泽东驱民者，蒋介石也。

    《孟子•公孙丑》还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解放战争，蒋介石军队成建制的投诚、起义，包括他的妻姐宋庆龄也投奔了共产党，可见众叛亲离之至。

    05

    正义的战争是为了人民，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

    《荀子•议兵》中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荀子在这里强调“善附民”乃用兵之本。荀子在《议兵》中描述了一幅“仁人之兵”的景象，他说：

    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

    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

    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

    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磐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

    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

    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06

    荀子描绘的这幅美妙的“仁人之兵”图景，总结的是武王伐纣时的情景，两千年过后，毛泽东在人民的军队中也实现了。

    毛泽东打造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与志愿军，当之无愧地称为“仁人之兵”，因为他们做到了“不可诈”，“百将一心，三军同力”、“十里之国，百里之听”、“聚则成卒，散则成列”、“民之亲我，欢若父母”、“敌之者削，反之者亡”。

    两千年“仁人之兵”的“大道”是相通的，他们都是为人民而战，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因为有了人民的拥护，才能达到“盗兵”所达不到的军事艺术高峰。

    什么是“盗兵”呢？荀子在《议兵》也做了描述，他说：

    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

    “盗兵”二字精准地形容了蒋介石和各路军阀的军队！这些大小军阀，何尝不是“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他们之间的战争，或许可以“相为雌雄耳”，若是遇见“仁人之兵”，如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必败无疑。正所谓：“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解放战争说明了一切。

    07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打造“仁人之兵”的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27年上井冈山前的三湾改编，奠定了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优待俘虏；

    到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目的；

    再到1934年毛泽东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到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乃胜利之本”；

    直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才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提出了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说：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毛泽东的这段描述与荀子关于“仁人之兵”的描述何其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不仅写出来了，而且打出来了；不仅打出来了，而且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这是“中华心法”的接力传递，在毛泽东的发扬下，中华心法必将传递至遥远的将来。

    08

    毛泽东军事政治智慧的第三条，就是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将军事与政治相结合，以政治主导军事。

    政治是军事之目的，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手段。

    毛泽东军事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正确的“本末先后”。人民为本，用兵为末；政治在先，军事在后。这也是中国兵法的基本精神。
《孙子•计篇》概括了“五经七计”，他说：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孙子把“道”放在首位，足见其重视。“道”是什么呢？“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就是说，要统一军民的思想，使得人民愿意与军队同生、同死，而不畏惧危险。

    怎样才能做到呢？毛泽东靠的是政治工作。

    孙子在《谋攻篇》中又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这里“伐谋”、“伐交”是政治的内容；“伐兵”、“攻城”是军事的内容。政治在先，军事在后，还是这样的次序。

    如何做到“伐谋”、“伐交”？毛泽东靠的是统一战线。

    总之，毛泽东的政治战，主要包括两个手段：对内，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得上下同欲，众志成城；对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致不战而屈人之兵。

    09

    在政治工作方面，首先要摆正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分清本末先后。毛泽东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纠正了当时红四军党内的单纯军事观点，包括：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

    三、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

    四、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

    七、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浓厚。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

    10

    产生上述八条错误观点的根源是：

    一、政治水平低。二、雇佣军队的思想。三、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及其根源的分析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预示着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即将诞生，这是毛泽东探索治军之“道”的关键一步。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特别规定了红军的性质、使命、意义与任务，为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他说：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11

    在这样的政治观点主导下，毛泽东打造的人民军队，从红军时期开始，直到解放战争，始终肩负着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后来是生产）。这后两件任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相配合，要在军队中落地到位是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极其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自上而下、全面深入地灌注了政治工作的各项原则及制度，他在1938年《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文中总结道：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这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也是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的核心之“道”。这个“道”极大地凝聚了军队，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有机性。

    有了这个“道”，毛泽东才得以成功打造一支现代的“仁义之师”、“王者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

    12

    统一战线，是另一个战场，是共产党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

    毛泽东运用这一法宝，取得了超过军事战场的优异成绩。

    首先，1921年建党之初，党用统一战线策略团结了工人，发展了以城市工人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早期党组织；

    接着，1924年，党又用统一战线策略团结了孙中山国民党，共产党凭借这个平台从全国994人发展到全国57000多人，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发展；

    随后，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建立了一支“生力军”——中国工农红军，并用统一战线策略团结了农民，结交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随后，毛泽东拉队伍上井冈山，用统一战线策略团结了绿林好汉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并将其改造为工农红军；

    随后，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次团结了国民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找到了“同盟军”，共同抵御日本入侵；

    最后，解放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号召下，建立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海外侨胞等力量，联合起来推翻了蒋介石反动政府，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

    13

    综合而言，毛泽东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建立了生力军——中国工农红军（后为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结交了主力军——中国农民（军队的基础、政权的基础），找到了同盟军——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海外侨胞等（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国民党）。

    统一战线实际上成就了“三军”——生力军、主力军、同盟军。军事战场上，靠的是生力军；政治战场上，靠的是主力军和同盟军。

    显而易见，中国革命除了生力军在战场上的贡献外，不能忽视主力军和同盟军做出的伟大贡献。生力军是核心、是前提。没有生力军，就没有主力军、同盟军；同样，如果没有主力军、同盟军的支持和配合，单靠生力军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也很难获得最后成功。

    关于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道：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14

    政治中有军事，军事中有政治，哪个更重要一些呢？显然是政治。

    在中国革命史上，军事上的失败只是小失败，譬如攻打赣州的失败，吃了一些亏而已；

    而政治上的失败却是大失败，譬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造成中国革命百分之九十力量的牺牲；

    1934年王明党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的错误，导致党在军事上、组织上、政权上的全面危机，以致再次造成中国革命力量百分之九十的巨大牺牲。

    所以，自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主政党中央之后，他就历来强调“政治”的作用，把政治放在高于军事的位置上，以政治来统领军事，持续巩固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党指挥枪。

    他在1938年《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总结：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15

    毛泽东在这段话里，详细阐明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也就是政治主导军事。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是我们干革命的重要工具，它可以造党、可以造社会主义、可以造一切东西、可以改造整个世界。

    我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得不用军事，“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这里再次强调了“本末先后”。

    16

    今天，我们企业家学习毛泽东的“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有什么用处呢？

    先做一个转化。企业里面有没有政治呢？有，不过一般不这么称谓，可以将“企业政治”转化为“企业文化”，他们是类象的。

    企业里面有没有军事呢？有，商战、市场销售竞争，可以类象转化为“经济”。于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可转化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毛泽东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企业家是否应该批判单纯经济观点、单纯销售观点、单纯绩效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