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社香于2000年10月20日、22日上午，2003年9月1日、12月28日晚，2004年12月25日晚，2006年12月28日，2008年12月24日、25日对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进行了访谈，访谈均在朱旦华家中。

　　同意毛远新回北京上学

　　笔者：朱老(朱旦华)，您和毛泽民只有毛远新一个孩子，和方志纯又没有再生孩子，怎么舍得把毛远新送到他大伯身边?

　　朱旦华：你一定看到社会上一些文章，有的说因为我再婚，有的诬蔑我跪倒在毛主席面前“托孤”，全都是胡扯。我和方志纯于1949年端午节在北京结婚，远新从南昌重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是1951年10月，与我再婚没有关系。至于“跪倒”“托孤”之说，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是为了更能吸引读者编造的情节。

　　上个月你来采访，我告诉过你，我和老方结婚后于1949年6月抱着一岁多的方荣欣南下到南昌。远新是7月底在北京育英小学参加期末考试后，与方玲芝一起由警卫员从北京送到南昌的。那时干部还都是供给制，孩子平日吃住在南昌八一保育院，星期天才能回家。远新分在保育院大班，每天早上由保育员送到附近的法院前小学上学，中午下课再回到保育院。法院前小学是解放前一所旧学校，条件比较差，一间教室两个班共用，每班只上半天课，加上老师、同学都讲南昌话，远新听不懂，这和北京育英小学没法比。育英小学是随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的，学校的老师都是组织上选派来的，对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尽职尽责，关系非常融洽。班里的同学，大多是从延安中央托儿所一起长大，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西柏坡，又一起进京的小伙伴。所以，远新总缠着我，吵着要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

　　1951年9月底，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带远新到了北京。在开预备会期间，康克清大姐一见，摸着远新的头说：“开会你带个孩子不方便，孩子住我家吧。”当天，远新就跟康大姐去了朱老总家，每天吃住在“爹爹”(孩子们都这么称呼朱总司令)家里。几天后，康大姐又带远新去看毛主席。在主席家里，远新和李讷年龄差不多，两个孩子在主席身边跑前跑后，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把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家中宁静压抑的气氛全打破了。主席从康大姐那里得知远新是随我来北京开会，抓住远新的小手问长问短。

　　10月12日全国妇联会议结束。我临行前去中南海，先到总司令家接了远新，再带着他去看望主席，准备将远新带回南昌。主席一家见我来了都很高兴，主席亲切地问了南昌一些情况，当谈到学校教育时，我讲了远新读书的法院前小学状况，比北京育英小学条件差多了，说孩子想回育英小学读书。

　　主席望着远新说：“住在我这里会成为温室的花朵，还是跟妈妈回南昌，可以经风雨见世面。”远新急了，大声抢白道：“我又不住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主席故作严肃地问：“嗬，你知道什么叫温室的花朵吗?”远新摇摇头：“不知道。”又噘着小嘴嘟囔了句：“听你的意思，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句话，引得主席哈哈大笑。

　　江青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说：“自从岸英牺牲后，几乎没见主席笑过，今天是头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主席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把他留在这儿吧，可以常和主席说说话，主席的心情会好得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她穿着蓝色的布拉吉，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给人感觉很娴静。江青认为远新留在北京，能冲淡家中悲凉的气氛，对改善主席的心情有好处。我朝主席望去，他坐在藤椅上，把远新搂在胸前，把孩子的一只小手放在他宽大的手掌中，两人好像继续谈着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江青说的也有道理，就对她说：“由主席定吧!”江青回过头对主席说：“既然孩子想回育英小学，就让他留在北京吧!”

　　主席抬起头望着我，显然是在征询我的意见。我微笑着轻轻仰了一下头，表示由主席决定。主席在孩子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那就留下吧!”

　　远新重新搬回到育英小学住下，周末同姐姐李讷一起回到主席身边。那时干部还是供给制，子女读书不用自己花钱，我就把远新留在北京，一个人回南昌了。每逢学校放寒暑假，主席就会派人送远新回南昌;开学前，老方又派人把他送到北京。

　　希望毛远新在学业上有所取舍

　　笔者：1955年7月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您给毛远新寄过学费和生活费吗?

　　朱旦华：主席不同意，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笔者：毛远新回到北京后，毛主席是如何教育他的?

　　朱旦华：远新到北京后，很快就适应了新家。他虽然只比李讷小半岁，由于从小坐牢，发育晚，去主席家头两年个子比李讷矮一个半头，主席说他是个“小豆子”。有的文章说，小豆子是江青先叫的，有的说是刘松林先叫的，都不对，是主席最先叫的。从此全家人都叫远新小豆子。主席特别疼爱远新，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要远新去动员主席离开办公桌，出来散散步或游游泳，只要他去动员，主席一般都不拒绝。远新小时候经常拉着主席给他讲故事。一次主席给他讲鲁智深，说鲁智深不守寺规，又吃肉又喝酒。远新问：“什么叫寺规?”主席作了解释。远新又问：“那和尚吃什么呢?”主席说：“吃蔬菜嘛。”远新记住了。一天全家人一起吃晚饭，主席用筷子夹起南方的空心菜放进远新碗里，他就是不吃。主席问为什么，远新十分认真地说：“我又不想当和尚。”这是什么意思?全家都愣住了，唯有主席笑得连口中的饭都喷了出来。讲出原委，一桌人都乐开了。前些年，李讷来南昌看我，还提到远新“不想当和尚”的“典故”呢!

　　那个时候，远新在主席身边真幸福啊!

　　每当学校放假，主席派人送远新来南昌，我和老方都要问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主席对他有什么要求。多次交谈后，我发现，主席对远新要求很严格，但又和我们或一般家长要求的不同。

　　笔者：怎么不同呢?

　　朱旦华：我和主席一样，都是师范毕业，参加革命前都想当一名老师，从事教育事业。但是，通过对远新的教育，我发现，主席和我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主席强调，孩子正处于长身体的发育阶段，天性就是玩耍，要给他们充分玩的时间，在玩耍过程中学习身边碰到的各种知识，反对给孩子强加沉重的课业负担。我却首先关心远新是不是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各项作业，考试成绩是提高还是下降了。

　　主席却是更注重孩子是否有真才实学，几乎从不过问他在学校的考试分数。虽然远新的学业成绩年年都是优秀，我和老方一直称赞他是好学生，但主席却很少称赞他，反而多次批评他学习没有重点，缺乏主动性，批评他只会跟着考试分数的指挥棒转，还说对各门功课要分轻重，门门课考试都要得5分(当时我国学校实行5分制)的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主席认为，学校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批评远新不会独立思考，为考试得5分，死记硬背标准答案。远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年年成绩都是优秀，主席却多次挖苦他，说他并没有真正掌握学习的要领，只不过掌握了一些应付考试的本领。这种本领只在学校里有点用，可以得到老师的称赞，获学习优良奖状奖章，考上重点大学，但到了实际工作岗位，到了实践中，屁用也没有。主席说远新这样的学习方式，将来肯定没有出息。当然主席也说过，这不能都怪他，是整个教育制度造成的。

　　主席还给远新讲过自己上学的情况，说他读书时对文史类课程感兴趣，最讨厌数学，特别是几何。上几何课时，他基本不听，自己在下面偷着看历史书。远新问：“那考试怎么办呢?”主席说：“我就在考卷上画了个圆圈交卷了。”远新问：“那是什么意思?”主席说：“你不是考几何吗?第一，圆也是几何嘛。第二，你要给我打零分，不劳费心，我这个圆圈就代表零分，替你打好了。我利用上几何课的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收获不小呐!”在主席读书的年代，学校是以各科平均成绩及格作为升级的标准，主席文史类成绩特别高，一平均就通过了。主席还问远新：“你敢不敢在考卷上画圈圈?”远新说：“我是班长，我可不敢，影响不好。”主席又批评他为了面子，没有志气。还说几何并不是没有用，除了建立平面、立体的概念，主要是训练推理判断逻辑思维的能力，完全不必花费那么多时间，搞反复论证，烦琐哲学。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

　　上世纪90年代初，远新托人从上海买来钱锺书的《管锥篇》，我简单翻过一遍。听说钱锺书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才考了15分，后来成为公认的大学问家。历史学家吴晗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也是零分，考北大数学还是零分。还有闻一多，据说赴美留学数学考试也是不及格。我想他们都和主席一样，是懂得有所放弃才有所收获的人。

　　主席问过远新，他最头疼的是哪门课。远新想了想，说是作文。主席笑着说：“那就对喽。做文章必须有感而发。老师出的题目，往往是学生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事，硬要你搜肠刮肚憋出一篇东西，那可是人生痛苦的事情。出题目做文章，惨无人道啊!”这都是主席的原话。远新说给我听时，我既惊诧又觉得有道理。主席认为，这种作文教学方式，只能逼孩子学会迎合老师的口味，东拼西凑，争取高分，甚至教孩子从小学会编造假话，哗众取宠。他认为，评价学生作文，首先看文章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还是为应付差事编造的假话;其次看文法文采。如果是讲真心话，尽管文法文采差些，大不了将来不当文人、作家。如果养成了编造假话的习惯，那可能要误了孩子的一生。我当过老师，也当过中学教导主任，我能理解主席的意思，他想得比一般人深透和长远。

　　远新在一○一中学读书时，主席曾详细问过他每天及每周的时间安排。主席掰着手指算来算去，突然问他，为什么在英语上花费那么多时间?远新说，那么多英语单词、短语，每天不背怎么行?主席说，外语只是个工具，汉语才是根本。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外语只要掌握了基本规律，将来需要用时能自学就行了。就像你学骑自行车，汉语是你自己的双腿，外语不过是辆车子。用那么多时间背单词，还不如去读《古文观止》。

　　笔者：毛主席这些想法，也是今天西方教育提倡的精要。更是针对国内学校教育弊端的一面镜子，仔细想想，使人领悟很多。您和毛主席为了教育毛远新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都费心费力。但教育思想和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朱旦华：在我挨批斗的“文革”期间，天天要学习主席的文章、语录，包括教育革命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身临其境，颇有感触。联系到我和主席在具体教育远新过程中的差别，我曾经想过很多。总的感觉，主席对当时整个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很不满意，或者说他一直在酝酿对整个教育制度进行一场革命。我不赞同“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的某些极“左”做法，也不赞同彻底否定教育革命中的一切。比如，“文革”中许多学校把矛头指向老师，以批判师道尊严为名，把老师当敌人，甚至进行人身污辱，这是应该彻底否定的。但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只片面搞分数挂帅，把学生完全培养成分数的奴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又不对了。毛主席提倡教育革命，提倡有远大理想的主动性学习，师生之间建立平等的教学关系。老师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相互促进，深入学习。

　　2010年5月，作者马社香最后一次采访朱旦华

　　过去和现在，不少人都以为有知识就是读过很多书。毛主席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书本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他反对学校只教书本知识，不创造条件让学生多接触实践知识，反对关门办学的教育制度。毛主席主张学生多走出校门，开门办学，多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触生产劳动，以增长实践知识。他提出教育要革命，包括大学生从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青年中选拔，不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选拔的方式，不能仅凭高考试卷的分数，来判定被选拔青年文化水平的高低和知识多少。我想，毛主席当年为什么看重张铁生答卷，要求中央各大报刊头版转载，是不是就包含着这些考虑?毛主席当时说过，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的那篇文章，是一篇讨伐旧的招生考试制度的战斗檄文。毛主席从来没有提倡或鼓励不要知识不要文化的白卷考生，而是反对表面化片面化看试卷的分数。毛主席肯定张铁生，是在反对仅凭一张考卷选拔青年入学的考试方法。毛主席生前多次说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人，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倒是70岁连举人也没考上的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至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要说举人，连何时考中秀才，还有待考证。谁能说蒲松龄、曹雪芹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呢?我们现在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多少人能达到他俩的文化水平?

　　毛主席对远新说过，他曾设想，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能不能在某一个工种上，达到相当于三级工以上的实际操作水平?还说，对农学院毕业生，要以能否胜任基层农业技术员为考核标准。远新就在辽宁朝阳农学院做了试验。像今天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基层农业技术员。这段基层经历，对袁隆平后来的造诣是非常重要的。主席还问过远新，医学院刚入学的大学生，有没有可能先用半年时间，下病房当护理人员，学会照顾病人，喂饭洗脚，倒屎倒尿，同时学习一些基本护理知识，第二个学期再开始上课。要从学生一入学，就注重培养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远新对我说，他曾在沈阳医学院搞过试点。

　　毛主席说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早期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因为他们联系实际，从士兵做起。后来陆军大学出来的将领，书读得不少，却没有几个真能打仗的，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实际。主席不仅这么说，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原本分到指挥机关当参谋，主席则非要他下到基层连队，从战士当起。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从多方面对毛远新进行培养教育

　　笔者：毛主席对中国教育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早就超过我们许多人。我一直在思考或研究，毛主席教育他身边几个孩子有什么特点?换言之，毛主席对毛远新的教育，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朱旦华：我觉得，毛主席第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身体。

　　主席亲自教远新学游泳，亲自到中南海冰面上看远新练习滑冰。上中学后，鼓励远新冬天在雪地里洗冷水澡，要远新每天必须保持一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运动。当远新夸耀自己体育成绩时，主席还一块块摸他的肌肉，提出和他掰腕子比赛，检验他的体力。

　　笔者：真有这事吗?毛主席真和毛远新掰过腕子?

　　朱旦华：真的掰过，那是他读初三时的事。远新回南昌时对我说，要不是值班卫士及时提醒他，怕伤了主席，才故意输给了主席，否则他一定会赢的。这孩子。

　　远新上高中后，主席鼓励他报名参加业余体校，每个星期天都放弃休息，从事大运动量的训练。主席非常关注学校体育课的教学方法，对体育课遇到风雨天，只在室内活动的做法很不满意。他对远新说：“体育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磨炼意志。一个民族的青少年，有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有没有健壮的体魄，关乎这个民族的前途。”体育课成绩，首先要看孩子有没有养成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意志力，看孩子有没有养成自觉的体育锻炼的习惯。毛主席说过，“德智体，德智体，离开了健康身体，德与智就失去了物质载体，成了一句空话”。说他自己像远新那么大时，就立下誓言：“文明吾精神，野蛮吾体魄。”

　　其次，主席特别注重培养身边子女做任何事都要有一种认真精神，注重培养亲自动手的能力。不怕你说错话、做错事，也允许你说错话、做错事，就怕你说假话、做假事，怕你做事遇到困难就半途而废。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必须做好。

　　笔者：毛主席教育毛远新的这一点，对他一生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前年我去过上海汽车质量检测研究所，是他出狱后重新工作的单位。毛远新“文革”中曾经那么高高在上，一度红得发紫;到上海后却是一个受到很多限制的普通技术人员，用李实之名。全所上下很多人虽然不知道他的来历，却对“李实”如实评价：这个人任劳任怨，生活比较朴素，是普通人，又不像普通人，特别是他办事认真的态度，在所里是出了名的。了解这些后，我有点吃惊，想来主席从小教育塑造毛远新的力度，非同一般。

　　朱旦华：可以这样说。记得是1954年吧，学校放假，远新一到南昌就跟我要地图，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上次从南昌回到北京后，主席问他火车经过了哪几个省、哪几个城市，越过了哪几条大江大河。远新想了半天也没说出几个。主席很严肃地说：“在学校，你地理课考试能得5分，却连自己走过什么地方，都说不清，你那个5分顶个屁用!”主席还从床边拿出本地图册，沿着铁路线给他讲了一遍。主席又问他：“如果淮河发大水，在安徽把铁路冲断了，你从南昌怎么回北京?”远新一句话也答不出。主席就把那本地图册给他，说：“自己回去查查地图，就算课外作业吧。”远新说他这次一定要从地图上查清楚，怕主席再问他。

　　笔者：毛主席不是已经给了毛远新一本地图册吗?

　　朱旦华：那本地图册上有许多主席批注的字，规定不许拿出中南海。远新还给我讲过，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姐姐(李讷)买了个小闹钟，主席问远新，你能不能把它全部拆开，然后再重新装好。远新逞能说：“没问题。”没想到拆到一半，发条突然崩开，把零件崩散了一地，有个小零件怎么也找不到了，远新怕姐姐找他算账，着急得想哭。主席就叫卫士去帮他找，找到了，远新真的把闹钟重新装好了。又过了两年，1956年吧，远新15岁，我在北京给他买了辆自行车，他上来就自己动手把车子拆成一个个零件，拆到不能再拆的地步，然后自己再重新组装起来。后来放假回南昌，远新向我要钱，说回北京后要上街买零件，自己动手组装1台5个电子管的收音机。他们物理课正在讲无线电原理。我猜想，很可能又是主席提出什么要求了。

　　笔者：很有意思，动脑动手，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方法，毛主席几十年前就身体力行了。毛主席对毛远新的教育，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

　　朱旦华：保持艰苦朴素，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远新回到育英小学上学后，周末和节假日回中南海。学校在西郊，离家很远，主席从来不许用小车接送。

　　笔者：当时他们怎么回家呢?

　　朱旦华：就在街上雇辆三轮车。后来也坐过类似现在的校车，集体接送。上一○一中学在圆明园旧址，离中南海更远了，就靠挤公交车，中间要换三次车，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排队等车耗费不少时间，我这才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初中、高中他在一○一中学读了6年书，主席没有一次派小车接送。因为是住校，远新从初中一年级起，换洗衣服，拆洗被褥全靠自己动手。衣服破了自己补，裤子短了自己改，被褥拆洗后自己缝，从小得到了独立生活能力的锻炼。

　　远新星期天回中南海吃饭，桌上掉个饭粒，主席都要孩子们捡起来吃掉。我有一次去北京开会，发现远新的上衣扣子是反的，是女式的。我问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怎么回事。她告诉我，那是李讷的衣服穿不下了，就给远新穿，裤子也是女式的，把侧边开衩改成前面开衩。那时远新的个子比李讷矮，穿了好几年姐姐穿不下的衣服。

　　还有，公家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要分得清清楚楚，不许占公家的便宜。各国外宾送给主席许多礼品，主席全部交公，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只有苏联邮电部部长送的一本邮票册子，主席叫卫士长李银桥拿给了远新。主席知道远新喜欢集邮，说研究邮票可以增长知识。

　　笔者：听说毛远新上大学可以保送，但毛主席不同意，要他自己去考。是这么回事吗?

　　朱旦华：是。1960年远新高中毕业，被保送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自己非常想去，高高兴兴地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主席。没想到主席却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还说他怀疑保送是对干部子弟的特殊照顾，这种风气要不得。远新急了，横下心来说：“那好，我不上哈军工了。你说，哪所大学最难考，我自己去考!”主席说：“恐怕要算北大、清华吧!”远新说：“那我就报考清华大学，我就不信考不上!”远新谢绝了哈军工的录取，以优秀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现在回想起来，主席用的是激将法。他既要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又要激励年轻人的斗志，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凭自己的能力，绝对不许靠父辈的地位、烈士的招牌。远新虽然考上了清华，但还是想去哈军工上学。学校放寒假，主席在广州，要他也去。阿曾同志的儿子阿宁是远新的好朋友，阿宁鼓动他转学去哈军工。远新就去对主席说：“你说不要保送要自己去考，我已经考上清华了，但我想转学去哈军工。”主席同意他转学，但又说：“晓得人家陈赓要不要你哟!”远新说，阿宁给陈赓院长打了电话，陈院长说欢迎我去。主席说：“既然陈赓欢迎，那你就去吧!”远新在清华只读了半年，就转学到哈军工导弹工程系。

　　笔者：毛远新去哈军工后，主席对他要求更严了吧?

　　朱旦华：是啊。60年代初我去哈尔滨时，他们导弹系主任戴其萼同志亲口对我说，远新去哈军工插班后，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各方面都表现很好，半年后当了班长、党小组长，几乎年年被学院评为五好学员、优秀党员。但是远新告诉我，主席却总是对他不满意，经常批评他。学院按部队的惯例，被评为五好学员、优秀党员后，院政治部都要给家属寄立功喜报，喜报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连看都不看，就丢到一边。

　　主席对远新学校表现的看法，为什么总和我不一样，总是不满意。直到“文革”后我才弄明白，主席是对整个教育制度不满意，而远新当时又被许多人，包括我和老方，看成是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代表。

　　当然，远新也有主席满意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在北戴河，可能是台风影响，海浪特别大，拍岸的开花浪有两三人高，主席要下去游泳，被大家劝阻后，回过头就问远新：“你敢不敢下?”远新说：“敢!”结果，在岸边就被海浪砸倒了五六次，鼻子、嘴巴、耳朵都灌满了沙子，但他不退却，终于游到海中间的浮动平台上。等他费尽全力游回岸上，疲惫地走到主席身旁，一边大口喘气，一边从耳朵里掏沙子时，主席却说：“再去一次，你行吗?”远新二话没说又向大海跑过去，又被海浪砸倒多次，终于游了过去。刚游到浮动平台，平台固定缆绳就被巨浪冲断了。等远新再游回来，摇摇晃晃走到主席身边时，主席连说了3个“好”字，还伸手摘除他头发里的海草秆子，脸上露出非常满意的笑容。后来，远新对我说，上大学期间，那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受到主席的“表扬”。

　　1965年5月，他因病到北京住院治疗。6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谈到越南战争可能会越打越大，主席问他：“如果越南要求派兵支援，你敢不敢去?”远新说：“敢去。”主席很高兴，说：“好!我们家就剩下你一个壮丁喽。”又问他：“你是学无线电控制导弹的。步兵的轻武器你会使用吗?”远新说：“都会用，但很长时间没摸了，不熟练。”主席通知汪东兴，从警卫中队调来步枪、冲锋枪、手枪让他反复练习，还安排他去靶场打靶。

　　笔者：看来毛主席是准备一旦正式派志愿军去越南作战，就会像送毛岸英一样，送毛远新去越南打仗。

　　朱旦华：我也是这么想的。1966年远新下部队前，主席特意安排他先到南昌，与我和老方告别。因为远新是哈军工的高材生，学院原打算分配他到七机部研究机关，主席不同意，要他下部队当兵。因为他学的专业是防空导弹地面控制系统，就被分配到空军。当远新到空军报到时，吴法宪司令和余立金政委决定，把他安排在空军司令部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主席听说远新分配到空军司令部当参谋，不高兴了，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远新说：“参谋算什么官，比芝麻粒还小。”主席也笑了，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是最小的官了。但是，我是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战士。”远新只好又去找吴法宪，把主席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法宪当时很激动，眼圈都红了，说：“真没想到，主席要求子女这么严。”就这样，远新被分配到空军高炮部队一个最基层的班里当了战士。

　　这次来南昌告别，老方特意安排远新去井冈山、瑞金、兴国等老区参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那是1966年2月初吧。远新参观学习回来后，从九江乘船去了武汉。当时毛主席在武汉，远新原打算去和主席告别后，就下连队当兵去。但主席要他在武汉再多待几天，然后带他一起去了长沙。到长沙后，主席在火车上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应该回去看看，速去速回，我在火车上等你。”第二天一早，远新坐汽车乘轮渡过湘江，到了韶山。在韶山，远新参观了故居，第一次走进他爷爷奶奶居住的房间，走进主席居住的房间。最后，来到他父亲居住的房间。在韶山，远新还参观了刚刚建好的纪念馆，当时叫陈列馆。还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恭恭敬敬献上一束花。接着就乘车往长沙赶。当晚，风雨交加，湘江上还没有桥，汽车行驶到湘江边，因风浪太大，轮渡停摆，不得不掉头又回到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绕道湘潭才回到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