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作者简介：张殿阁，1954年1月生，河北南宫人，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军，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一中队负责毛泽东主席警卫，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处负责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华国锋主席等中央首长电影放映工作，曾任中央首长警卫队主要负责人。1989年主动要求走出中南海，参与创业，曾任中智集团（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毕业于中南海业余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随卫主席南巡 
    武汉（一九七四年）
    随卫毛主席最后一次南巡
    大江日夜流 江城故事多 
    解放老干部 全党要团结 
    长沙（一九七四~七五年）
    忆峥嵘岁月 最难忘长沙 
    回首再望橘子洲 风华少年已白头
    身在长沙思大计 毛周共商定乾坤 
    少时击水在湘江 岁暮长沙忆当年 
    杭州（一九七五年）
    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尽快终结文革专案  释放老同志
    怎不忆杭州 犹如二故乡 
    北京传来春的讯息

    注：后续篇章将陆续奉献给读者。

    前言

    1972年，我18岁，那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怀着一颗对党忠诚的心和保卫祖国的满腔热血，踊跃报名参军。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父亲参加革命经历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和近三年的广西剿匪战斗，在无数次枪林弹雨中，流血负伤，建功受奖。经过一番政审，我被选入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我很幸运，被分配在一中队四区队十三分队，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一个在河北小村庄里长大的孩子，做梦也没想到能进入中南海，而且成为毛主席身边最近的警卫战士。记得当时曾默默立下誓言：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1974年，我作为毛主席的警卫人员，随老人家南巡九个月。1975年回北京后，我被选调到服务处负责毛主席周总理等首长的电影放映工作。

    进入中南海后，我一直在主席身边做警卫服务工作。这期间，亲身经历了党和国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后的岁月里，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运筹帷幄，使国防科技和工业体系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大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防止了西方对我实施的“和平演变”，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开启了开放变革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局面。这段历史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万千。主席的人格以及对身边警卫服务人员的谆谆教诲，引导着我的一生。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此时此刻，令我再次想起在主席身边的日日夜夜，心中有太多太多的记忆，特选择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和难忘的片段与读者分享。其中很多事和场景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同时，我在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的过程中，也掌握了许多可靠的史料，作为见证人和知情人我有责任将亲身经历和所知晓的真实情况记述下来，帮助人们了解真实的毛泽东，尤其是晚年的毛泽东。

    直到今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在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攻击坚守着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了苏联的解体，看到了东欧的剧变。更多的人们已经想到了，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伟大思想，中国会不会步苏联与东欧的后尘？这样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是因为中国有了毛主席，有了毛泽东思想，今天又有了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思想，所以中国人民又是幸运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击败了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击败了所谓公知们的破坏和捣乱，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多了，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的老领导、毛主席警卫、原干部一中队指导员马全发和毛主席警卫、原干部一中队刘纪春前辈的大力支持，中央警卫局潘兴立、陈绍和二位老战友对该文给予了很好的建议。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在此也恳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老战友给予诚挚的指导，不胜感激！

    第一篇  随卫主席南巡(上)
    武汉（一九七四年）

    随卫毛主席最后一次南巡

    1974年7月，毛主席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这次距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南巡已时隔三年，我们一中队一路随同，可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南巡。

    这个时期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自1974年6月中旬起，主席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问题，经神经科和其他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主席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的专家。

    7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主席准备到南方视察并调养身体，他感到这次离京时间不会短，出发前需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些重要交代。7月17日下午三时，主席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开会。据文件记载，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江青，在这样的场合还是第一次，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很不寻常的。

    随卫毛主席外出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只等一声令下我们就出发。这是我第一次随卫主席到外地巡视。为主席准备的行李中，有两种物品是必带的，一是书籍，每次外出总要带上几箱书，因为主席每天都要看书；二是木板床，主席只用木板床不用软床。我们分队刘作恭、汪元宽同志负责主席的书籍及所有行李。

    7月17日傍晚，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行警卫服务人员就随同主席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北京站。

    这次外出，负责主席安全服务工作的首长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两位领导一路随行。一中队随卫人员这次比前几次略多，带队领导有陈长江、马全发、徐龙才、姜广清等。

    我们十三分队随主席在专列主车上，负责主席门口的哨位。当天夜间，主席专列到达邯郸，停在了邯郸支线上，在专列上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专列继续南行，下午到达武昌火车站。主席专列在武昌站刚一停，列车员马上打开车门，我的任务是第一个迅速下车并控制车厢门口，保证主席下车时的安全。这时，我看见有两位当地领导已在站台等候迎接，他们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王六生。主席在工作人员张玉凤的搀扶下缓缓走下阶梯到站台，下来时张玉凤在一侧搀着主席，我站在另一侧，并随时准备着，万一主席下台阶时需要，我就顺手扶一下。还好，主席稳稳地走下来了，杨得志和王六生上前先后与主席紧紧握手，连声说：欢迎主席来武汉。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时主席的警卫员李连庆带着主席乘坐的红旗轿车过来了，主席的司机张正吉开车，张玉凤和李连庆扶主席上车后就驶向东湖梅岭住所了。

    大江日夜流  江城故事多

    这次来武汉，主席已经81岁了，江城武汉在毛主席的心中有着深深的印记。四十八年前，他曾和夫人杨开慧一起来武汉，在这里工作了半年之久。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前夕，一个烟雨濛濛的日子，33岁的毛泽东携夫人杨开慧同游武昌黄鹤楼，不由触景生情，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挥笔写下了一首词《菩萨蛮 • 黄鹤楼》。

    词曰：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黄鹤楼历来是游览胜地，站在楼上可以俯瞰波澜壮阔的长江和武汉三镇的雄姿，风景极其壮丽，又有美丽的神话传说，所以引起历代不少诗人的赞叹。但毛泽东当时感怀国事，抒发了对革命前途忧虑的沉重心情，同时也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汹涌的革命激情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当时杨开慧称赞说：“这首词真好，前几句太苍凉了，后几句一变而显得昂扬、激动，我听了心绪也难平。”

    老人家也不会忘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是他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从此，我党走上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老人家可能还记得，十八年前，1956年5月31日，他第一次畅游长江，也是在武汉。当年六十三岁的毛主席，以非凡的勇气，在水流湍急、波涛滚滚的长江劈波斩浪，其乐无穷。随后他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 • 长江》（后来发表时改为《水调歌头 • 游泳》）。

    词曰：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今老人家的预言，已经全部实现了。万里长江上架起了几十座跨江大桥，天堑变通途。三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三峽水库湖平如镜，出现在巫山高峽之中，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长江洪水被制服了，变成了造福人民的水力发电站。

    解放老干部  全党要团结

    在武汉，毛主席更关注的是国内形势，尤其重视解放老干部工作的落实，林彪事件后，毛主席一直十分关心这件事。7月下旬，毛主席在武汉提出：把吕正操、杨成武等解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在这之前，还提出了为贺龙和罗瑞卿等平反的问题。1974年8月1日，国防部举行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辞，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主席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主席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4年，是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将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还要燃放焰火。毛主席很重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向毛主席报送了一份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其中包括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40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林铁等等。工作人员将这份见报名单逐个念给主席听，名单很长，有2000多人。这时，主席又想起了一些人，让加进名单里，如萧华、刘志坚等等。

    1974年9月30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周总理带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祝酒辞。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很多人是刚从“五七干校”赶来的。

    在武汉期间，毛主席特别重视并一直催促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件事。国庆节刚过，主席就让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主席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由于毛主席年迈多病，周总理病情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主席的这个决定，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某些人来说，无异是一个坏消息。

    毛主席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

    在武昌东湖，毛主席住在梅岭一号，汪主任和张副主任住在梅岭二号，我们随卫部队住在梅岭三号。

    主席在东湖住了近三个月。在武汉期间，除了处理国内外大事，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主席还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9月4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9月9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9月19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9月27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10月6日）。外国元首来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见毛主席。

    1974年9月16日下午，主席还在东湖梅岭找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了话，谈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毛主席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要帮啊。现在要做工作，帮助他们。你们这些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

毛主席给一中队警卫战士讲话

1956年5月31日毛主席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

1974年10月毛主席在武汉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汉最后一次畅游长江

    第一篇 随卫主席南巡(中)
    长沙（一九七四~七五年）

    忆峥嵘岁月 最难忘长沙

    1974年10月12日夜，我们随同毛主席离开武汉，乘坐专列向长沙进发，10月13日早晨，专列缓缓驶入长沙。主席下车时，向前来迎接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主席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湘江，凝望着岳麓山和橘子洲，映入眼帘的是“秋风万里芙蓉国”，想必是脑海陷入了对往昔岁月滔滔地回忆。

    1911年，春节后的一天，毛泽东跟着湘乡东山学堂的贺岚岗先生乘船第一次来到长沙，从此开始了他广阔的人生。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随之转入一师，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毛泽东在这所当时赫赫有名的学府学习了五年半，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导师杨昌济。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资质褒奖有加，并以曾国藩、梁启超这两位农家异才激励之。1920年，杨昌济曾致信章士钊，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二人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先重二子。”

    长沙，更有他对杨开慧深深地记忆。

    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结识了杨开慧。1918年冬，他们在北京恋爱了。

    同乡知己，一个是年少英发，潇洒旷达；一个是豆蔻年华，光艳风华；一个是胸怀天下，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一个是聪明好学，钦佩倾慕他乡遇知音。在短暂而又心照不宣的思想情感交流中，两颗年轻火热的心灵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1920年，这对从新文化、新思想中熏陶出来的自由恋爱的新青年在长沙结婚了，没有花轿，没有嫁妆，也不举行婚礼，只花了六块银元宴请了长沙的几位亲友。

    1920年11月，时年27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在湖南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了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下午6点，长沙小西门码头，两个身着长衫的读书人，趁着暮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轮船。他们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年长者叫何叔衡，时年45岁，年轻者叫毛泽东，时年28岁。1921年7月，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23年4月，毛泽东调中央工作，离开长沙前往上海。6月毛泽东去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9月从上海返回长沙， 12月底，毛泽东奉中央通知又要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和爱妻杨开慧离别，他实在于心不忍，因为杨开慧上奉老母，下养两个幼子，且毛岸青刚刚出生一个月，里外操劳，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她一个人肩上，离别时他给霞姑写了一首既充满革命激情又饱含夫妻柔情的《贺新郎•别友》。

    词曰：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贺新郎•别友》情真意切，堪称爱情词的千古绝唱。全词始发于情，而终归于理，起笔于别情，收笔于革命，抒发了彻底的革命恋情，融夫妻之爱和战友深情于一体，刚健中见柔情，婉约中寓豪情。因时代召唤，使命使然，二人聚少离多，深情只能埋藏心底，共产党人绝不是铁石心肠，他们也有悲欢离合，也有凄情感伤。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感人肺腑！一语将他与杨开慧的爱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会议决定发动秋收暴动。

    1927年8月下旬，毛泽东告别爱妻杨开慧，离开长沙投身于秋收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临行前，他们互道珍重，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受到重创，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井冈山牵挂杨开慧母子，而杨开慧更是思念远方的毛泽东。1928年10月，在无限的思念中，杨开慧写了一首《偶感》。

    诗曰：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翅，飞去见兹人。
    玆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可惜这首诗毛泽东至终没有看到，直到1982年修缮板仓老家故居时才得发现，这时毛泽东已逝世六年。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她牺牲前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毛泽东得知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给她的亲属写信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57年5月，毛泽东为和答友人李淑一的《菩萨蛮•惊梦》，慷慨激昂地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词曰：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对这首词，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评论：“对于我们革命先烈寄予如此崇高的怀念之情，没有比这首词更深切，更激昂慷慨，因此也就更动人心弦的了。”

    “泪飞顿作倾盆雨”，为牺牲的烈士，嫦娥在流泪，吴刚在流泪，作者在流泪，普天下革命者也飞洒热泪！

    回首再望橘子洲  风华少年已白头

    在这个金色的秋天，主席又回到故乡长沙。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湘江北去，不舍昼夜。
    停车再看岳麓山，爱晚亭畔更斑斓。
    当年立志救华夏，如今神州换新天。

    此时此刻，在湘江岸边，老人家也许还会想起1925年那个秋天，他即将去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行前再次来到湘江，踏上橘子洲，写下了那首激情四射的《沁园春•长沙》。

    词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长沙还曾写下豪放诗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进入长沙，主席住在省委接待处九所六号楼，这里是一座平房，院子里有柚树、桂花树，还有茶花和腊梅等。

    身在长沙思大计 毛周共商定乾坤

    主席刚到长沙，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74年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没有告诉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秘密飞来长沙。

    据文献记载,王洪文告诉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说，总理虽然病重，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主席听后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并嘱咐他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

    通过这件事，主席更加看清了某些人想组阁的盘算。10月20日，毛主席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

    王洪文来长沙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使毛主席更加坚定，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其实，在王洪文来长沙前，主席还没有这样明确，王的举动反而促使主席更加坚定明确了。

    11月12日，毛主席在江青给他的信上写了这样的批语：“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12月23日，周总理乘专机到达长沙，张耀祠副主任到机场迎接。总理住在省委招待所蓉园一号楼。同日，王洪文乘专机来到长沙，住蓉园三号楼。总理和王洪文向主席汇报了四届人大准备情况，主席和他们共谈了四次。

    据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回忆，总理在长沙和主席见面后情绪很好，估计是和主席谈的比较顺利。总理和随员们一起散步时，总理问他们，你们读过多少毛主席的诗词？总理还兴致勃勃地带着他们背诵毛主席1956年6月畅游长江后作的《水调歌头•游泳》。当总理背诵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和“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时候，总理还加重了语气。看得出，总理是在借毛主席的诗词来抒发自己的心情。为曾饱经风霜，最终阴霾驱散，艳阳重现而高兴啊！

    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七时，总理特意请了湖南省的几位领导同志，以及北京来的随员和当地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庆祝毛主席的生日。毛主席虽不在场，他们都为毛主席的健康频频举杯。

    26日深夜，主席的秘书给总理处打电话说，主席请总理来一下。总理乘车到了主席住地，主席约总理两个人单独谈心，直到次日凌晨。

    主席和总理两位伟人，两位在战火硝烟中并肩战斗了数十年的亲密战友，又恰恰在毛主席八十一周岁生日的当夜，促膝长谈，可见情深意长。这次长谈，最终商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意见。

    “九一三事件”后，主席一直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经慎重考虑，在长沙与总理共同酝酿，然后一锤定音，确定了党政军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这是国之大计，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75年1月9日，主席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马耳他政府总理明托夫，李先念副总理陪同，会见结束后，同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据文献记载,谈话中唐、王说：总理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话向十届二中全会讲没有？主席指示，由周总理在二中全会闭幕时转达自己的意见：“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重要指示。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等为副委员长；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为副总理。一批老同志又担任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务。

    1975年1月23日，我们哨位接到值班室通知，江青到长沙了，要来看望主席。因为我们是主席门口哨位，凡有人来看望主席，值班室都会提前通知我们哨兵。之前，江青曾表示想来看望主席，但主席没有同意，这次就直接飞过来了。据中央文献记载，主席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主席对江青仍然是语重心长，言近而旨远。

    少时击水在湘江 岁暮长沙忆当年

    毛主席一生酷爱游泳，中国的大江大河几乎游遍了，尤其喜欢在大海大江中与大风大浪搏击。

    主席青年时期常常和同学们在湘江畅游。参加革命以后，几十年征战没有机会游泳。

    1954年夏，毛主席第一次到北戴河开会、办公、读书。也是在这里，主席第一次下海游泳。据主席当年的副卫士长孙勇回忆，1954年7月的一天，一场台风袭扰北戴河，台风裹挟着乌云，带来一场瓢泼大雨。大海在台风的胁迫下，掀起排排巨浪，咆哮着涌向岸边，远远地都能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这样的天气条件，没人下海游泳。下午，毛主席来到海边儿，这时周总理、朱老总和杨尚昆同志都坐在藤椅上观看海浪。朱老总对毛主席说，今天浪太大，水混浊，我是不游了，并劝毛主席也别游了。周总理也说：今天海浪大，周围浴场没看见一个人下海。主席望着大海，还是很想游，于是就让孙勇下海试了试。孙勇跳进大海游了十多分钟，觉得海浪虽然很大，但是起伏有规律，还是可以游的。毛主席见状，坚持要下海游。这时周总理再次劝主席说：孙勇水性好，年轻，身体棒。主席现在不要下海，等浪小了再游。主席说：我不怕。

    主席由孙勇和李连庆扶着下了海，游出一百多米后，主席躺在海面上，任凭大浪翻腾。他非常兴奋地对孙勇说：躺在海里由海浪摇来摆去，很舒服啊！不下海怎么能享受到这般美妙的乐趣呢？大浪看起来可怕，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主席游了一个多小时，上岸后，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游的真痛快！难得有机会在这么大的海浪中游泳，真是一种享受。我们战胜了海浪！什么事情不冒点儿风险，是难以成功的！

    几天后，毛主席欣然填词一首《浪淘沙•北戴河》。

    词曰：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横渡长江，一直是毛主席的一个心愿。

    1954年夏在北戴河游过大海以后，毛主席多次提出要游长江。中央领导同志出于安全的考虑，都劝他不要游长江。

    1956年5月，毛主席在广州又提出要游长江。当时罗瑞卿（公安部长）、杨尚昆（中办主任）、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和汪东兴等都劝主席为了安全最好不要游长江，因为太危险了。主席十分清楚，其他领导认为游长江风险太大，是怕他出事儿。可是主席有自己的想法，他练就了英雄虎胆，天不怕地不怕，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毅力。更主要的是，主席认为他从小就喜欢游泳，进城后游的多了，掌握了一些水性，学到了一些游泳的技巧，他有自信，所以才敢提出来游长江。这次又派孙勇带领几名游泳队员去武汉长江考察并试游，孙勇到武汉后组织试游了三次，摸到了在长江游泳的规律，向主席作了汇报。

    1956年5月31日上午，毛主席乘飞机来到武昌。下午两点在王任重、杨尚昆等陪同下，第一次游长江。主席在江中游的自由自在，在孙勇等警卫人员护卫下，一直游了两个多小时，横渡长江，游程三十华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主席又三次横渡长江。自此之后，至1966年，主席18次畅游长江。

    无论是在大海里还是大江里，无论风浪多大，主席与风浪搏击，感到快乐和享受，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这次来到长沙，来到湘江，一定勾起了他老人家当年畅游湘江、长江和大海的美好记忆，因此他提出来要去游泳。

    1974年11月，八十一岁的毛主席虽然不能再到湘江击水搏浪，但仍在湖南省游泳馆游了五次。分别于11月19日、11月20日、12月3日、12月4日、12月5日下水五次，每次游30至40分钟。老人家身体虽已渐渐衰老，走路需人搀扶，但一进到水里依然自由自在，悠然自得。

    毛主席敢于与大风大浪做斗争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我也喜欢上了游泳，更喜欢在大海大浪中游泳，与浪共舞，其乐无穷。

    在长沙期间，虽说主席在调养身体，但还是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

    这次到长沙，主席住了近四个月。老人家曾想去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为父母再扫一次墓，但由于健康原因，主席的愿望未能实现。

    在主席的关怀下，当地接待部门还安排我们随卫人员专程去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还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等等，踏着毛主席早年革命活动的足迹，学习领袖以身许国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长沙橘子洲青年毛泽东塑像

1974年12月5日主席在长沙游泳

1974年10月主席随卫人员在韶山
毛泽东故居合影（前排右四为作者）

    第一篇  随卫主席南巡(下)
    杭州（一九七五年）

    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5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我们随同毛主席乘专列离开了长沙。老人家是否意识到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回故乡呢？

    离开长沙时，主席对接待人员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

    同日，专列到达南昌，这次到南昌我们随主席住在江西省委828招待所。

    1975年2月6日，我们随同毛主席离开南昌乘专列前往杭州。

    就在主席去杭州的前几天，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造反派冲进会场，要把谭启龙和铁瑛两位书记抓走，是警卫部队赶来才把人从造反派手中夺回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了，干部会议只能易地召开。这件事情中办报告了主席。

    自批林（彪）以来，浙江省派性斗争又一次泛滥，尤其是金华地区武斗频繁，且愈演愈烈，而且造反派手中有枪。这次主席从南昌到杭州，金华是必经之地。出发前中队领导向我们传达了汪东兴主任和张耀祠副主任的指示，要求我们高度警惕，途中严防不法分子攻击专列。

    主席专列行进中我们格外警惕，特别是进入浙江境内我们更加警惕，瞪大眼睛观察车外一切动静，并准备随时处置一切突发情况。还好，主席专列一路平安到达杭州。浙江省领导谭启龙、铁瑛走进车厢迎接主席。据铁瑛回忆，主席与他们握手时就问：“你们是不是挨打了？”谭启龙同志没哼声，铁瑛便回答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那是几天前，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四届人大精神，造反派冲进会场，要把我们俩人抓走，是警卫部队赶来把我们从造反派手中夺了过来。

    主席在专列上和谭启龙、铁瑛同志谈了话，听了他们关于浙江情况的汇报。

    晚上主席住进了汪庄一号楼，我们住在三号楼。

    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是主席一再强调的方针。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和周总理谈话时又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浙江的派性斗争严重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方针路线。

    主席在杭州期间，通过省委领导和其它各方面同志了解了浙江大量情况。

    后来中央办公厅领导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杭州通知王洪文：毛主席批准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占据的杭州饭店赶出去。此举对浙江起到了稳定作用，造反派头头无法无天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渴望安定团结的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为解决浙江问题，中央派工作小组深入浙江调研，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1975年16号文件。中央强调：“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决不可草率从事，采取突击的方法，更不允许适应某些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需要而突击发展党员。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浙江进行了整顿，对各级“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批人进行了清理，从而纯洁了组织，打击了派性，扶植了正气，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各级领导，浙江各方面工作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为了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省委书记铁瑛同志也住进了汪庄六号楼，铁瑛同志有时还到我们哨位上看看，与我们亲切地聊上几句。

    尽快终结文革专案 释放老同志

    文革后期，主席一直催促加快解放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受监护的干部，由于种种原因，专案审查工作进展缓慢，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毛主席于1974年12月在长沙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作出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周恩来总理随即于12月28日、29日在北京分别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

    毛主席亲自督促并要求：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   

    主席催促后，专案工作加速。

    1975年2月下旬，毛主席在杭州圈阅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关于专案工作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1975年3月7日，毛主席在杭州看了经周恩来阅改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后，表示同意，并要求把全部名单送来杭州看一遍。

    1975年3月8日，毛主席批准了报告和准备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名审查对象绝大多数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一时还不能做结论的，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再做结论。自此，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

    以下仅举两例主席对解放老干部的批示。

    1）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2）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刘建章，原任铁道部副部长。）

    怎不忆杭州  犹如二故乡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主席常去的地方。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老人家1954年在这里主持起草写成的。

    为了让这部新中国宪法尽可能完美，毛主席一旦来了灵感，便在办公桌上一连工作几个小时，夜间加班更是常事，有很长一段日子，主席每天工作都在15个小时以上。主席在杭州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办公上，工作劳累了就出去爬山稍微放松一下。

    主席在杭州起草宪法期间还做了调研，看了正在耕种的农田，慰问了当地农民；去了部队营房，和战士们谈心；还探望了很多老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