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主席长征——历经长征血火考验（上）【点击链接查看上篇】

    六、翻雪山过草地

    1935年6月8日，红一方面军一举突破川军围追堵截后，沿青衣江朝着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夹金山进军。

    听说翻过这座山就可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同志们都欢欣鼓舞。尽管骄阳似火，天气闷热，他们肩上的背包就像火炉一样，热的他们汗流浃背，汗水顺着衣领往下流，眼睛被汗水淹得很疼，但是大家仍然情绪高涨。在行进途中，边走边唱着“会合歌”，数日后进入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徒步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宝兴与懋功（今小金县）之间，只有翻过这座山才能进入川西北。但是夹金山地形陡险，主峰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山上气候变化无常，时而大雾迷漫，时而风雪交加，时而雷鸣闪电，时而烈日当头、骄阳似火，可谓翻云覆雨，很难预测。在这样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再加上夹金山非常陡峭，一般人是很难上去的，人们又将它称做神仙山。

    父亲和战友到达夹金山脚下时天已黑。下了一夜雨，他们大都穿着单衣单裤、披着床单或夹被子，全被淋湿了，经冷风一吹，冻得上牙打下牙，浑身发抖。

    父亲所在的党支部作了上山动员，讲了注意事项。如用布条遮挡眼睛，防止雪盲；上山要走稳，不要停留太久，千万不要坐下；山上寒冷，衣服穿多点等等。但是，他们刚从南方过来，连续行军打仗已8个月，加上沿途急行军和打仗，多余的衣物都丢掉了，没有应对过雪山的心理和物资准备。
当地老百姓说，山太高、太冷，翻过这座山，不是累死、饿死，也要冻死，劝红军不要翻山，但干部团全体同志不畏任何艰险，准备应对与战胜一切困难，勇往直前。

    第二天一早，天晴了，白皑皑的雪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刺目的光芒。乘敌机还没来轰炸，衣衫褴褛的他们开始沿着蜿蜒曲折的山径，一脚高一脚低，步履艰难地往山上爬。转眼间，天又下雨了，越往上山势越陡，路更加崎岖难行。每个人脚上的草鞋早就被雨水浸透了，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喘，一步一停，走得相当吃力艰难。这时候，要是有谁停步坐下，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因此，每个人都拼尽全身力气往前走，大家手拉着手，相互搀扶，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走的抬着走。当晚，他们行至半山腰露营，远望崇山峻岭，形势险恶。前面已经越过山巅的部队传来的经验是：上山后“不要停止”，也不必“跑得太快”，“沉住气”。

    宣传小组的同志们边走边鼓舞大家：“同志们，加油啊！山顶快到了，大家唱起来，战胜寒冷。”山谷里响遍了歌声，这个歌的大意是：“同志们快快起来拿起枪，我们是工农武装。要消灭日寇、国民党……”

    再往上爬，空气更加稀薄，同志们都感到胸口像压着千斤重担，头晕目眩，呼吸困难，两腿发软。当他们到达山顶时，老天爷突然开始刮风下雪，寒气袭人，而他们身上穿的是单薄的衣衫，脚上穿着自己打的简陋不堪的草鞋，手脚都冻僵了，浑身哆嗦，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刮的一样疼，即便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大家拥抱起来用体温互相取暖，也都无济于事。但是，刘清明他们下定决心，无论困难多么大，任何艰险都难不倒他们，用排除千难万险的精神和毅力奋勇前进，一定要翻过雪山。不幸的是，有的同患病身体虚弱，加上天气骤冷骤热，饥寒交迫，极度疲劳地倒在雪地上，再没能站起来，长眠在夹金山上，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时候，父亲他们望着亲爱的战友长眠于雪山，十分难过，强含泪水继续翻越大山。

    夹金山山上山下，气温变化很大。他们翻越夹金山恰好像经历了春天和秋天，到了山顶又好像经历了冬日。当他们跨越山顶，下山以后，气温很高，却又像回到了炎热的夏天。不管气温如何变化，他们始终以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惊人的顽强意志，征服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夹金山。有不少战士倒在了雪山上，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刘清明同志经历了这场空前严峻的考验，最终胜利地翻越了大雪山，书写了终生难忘的革命人生的光辉一页。

    下山后，老百姓都惊叹不已，问：“你们是什么人？这个山那么高又没有路，鸟儿都飞不过，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干部团的同志回答：“我们是工农红军！”老百姓议论说，听老祖宗讲，100多年来没有一人能翻过这座山，能翻过山的人就是神兵，将来必能成就大事业。

    父亲和部队翻越夹金山后，沿途又爬过5座雪山，另外还有一座冰山，翻越起来更困难，有三四十公里路程，沿路都是冰块，冰滑地硬，稍有疏忽，一溜就是十几丈远，只听扑通、扑通摔跟头的声音，摔了数不清的跤。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刹那间在冰崖下没了踪影，再也爬不上来了，永远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看到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大家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难受。幸好他们都按事前的准备大家手拉手互相鼓励，一步一喘咬紧牙关，扶持向前推进，终于翻过了冰山，到达懋功（这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6月18日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人和物资都比中央红军多。李先念当时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治委员。他率红30军和红9军一部，在懋功县城迎接中央红军，拿出很多吃的、用的东西送给他们，关怀备至。这两支红军部队，亲如兄弟的友爱团结精神，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

    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他们接着到藏族地区宿营。该地居民风俗习惯与汉族明显不同，粮食是以稞麦为主，许多同志开始吃不习惯。红军进入这里之前，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驱使老百姓弃家逃走。干部团像到了无人区，到处找不到人，吃粮成了大问题。他们常常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主要靠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为了解除该地居民对红军的疑虑，只要碰到老百姓，就立即展开工作，反复讲政策作解释，还帮助建立革命政权，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当红军离开该地区时，藏民们对他们依依不舍，不仅卖粮食给他们，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食。

    数日后，父亲随部队继续北上，到达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这一带居民因受了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实行了空舍清野，村庄里空空如也，恰巧又是青黄不接之际，红军粮食极度匮乏。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今血洛）召开。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历来重视军事院校的创办和建设，在长征路上仍办出了颇具特色的红军大学，为世界军事史上所罕见。这次会议中革军委决定，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红大在毛儿盖举行的开学典礼。新组建的红大，校长为倪志亮，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党总支书记莫文骅，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下设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和特科团。其中特科团系原干部团为主改编而成，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辖4个科：骑兵科、工兵科、炮兵科、机关枪科。

    父亲被任命为工兵科步兵战术教员，在党内担任党支部委员。工兵科主任是谭希林（湖南长沙市人，1926年入党，进入黄埔军校。曾任红军学校教育长。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第7师代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党支部书记是许兴同志。

    红大的学员大部分是四方面军来的，指挥科与政治科的学员主要是营以上干部；其他各科主要由各部队选派的优秀基层干部（班、排、连级）和战士参加学习。全校教职学员约2000人。

    红大建立以后，在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精神的鼓舞下，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互相学习，加强团结。为了实现继续北上抗日的革命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红大”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革命集体，在行军或训练中互相帮助、尊重、爱护，团结一致，不分彼此。

    当时，工兵科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四方面军来的，科里的领导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同志，他们对党中央决定成立“红大”表示由衷的支持和高兴，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学员，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提高。

    1935年8月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时形势和任务及红军的行动方向，决定迅速北上。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由中共中央统一指挥，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第5、9、31、32、33军由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领。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父亲所在的红军大学也编入右路军。

    红军大学由于面临着北上过草地的任务，急需做好有关各项准备工作，因而学习时间不多，只进行有关战术、图上作业等教学。

    21日，红军大学离开毛儿盖，向北行走20公里，进入了草地，举目望去，茫茫无边，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如若不是先头部队竖好路标箭头，根本辨不出行军方向。草地里空气稀薄、毒草丛生、河沟交错、积水泛滥，到处散布着腐臭的黑色污水。在这一望无际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陷阱遍布、沟泽纵横，在软绵绵的草地下常隐藏着一片片泥潭，一不留神陷入泥潭就会拔不出腿，越动陷得越深，以致没顶。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如用力不当也会被拖入泥沼，为救同伴而牺牲者屡见不鲜。同志们只能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

    草地上气候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风雨交加，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漫天飞雪，忽而冰雹骤下，忽而浓雾弥漫。昼夜温差很大，虽是夏季，即使穿皮衣、棉服也不觉暖。草地中没有人家，红军也没有帐篷，夜晚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在背包上紧靠在一起。衣服被雨雪湿透，冻得人直打寒战，只能靠体温暖干衣服，互相背靠背取暖，任凭风吹雨淋，苦忍撑到天亮。

    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多。他们碰到一条河流，虽然不宽，但水深不可测，且水流湍急，稍不留意走进湍流里，就会被急流卷走，十分危险。怎么办呢？同志们想了个办法，就是用绑带捆起来、两边拉着在水里往前走。水齐胸深，有的地方已淹没过头，大家只能高一脚低一脚、摇摇晃晃往前移，由于绑带两边拉得很紧，即便走到陷阱和旋涡里，大家仍可以一个一个牵拉着渡过河。

    过草地时，父亲他们不仅要与大自然作殊死搏斗，还要同饥饿作斗争。开始时，他们还有没加工的青稞麦，可把青稞麦炒炒吃。吃的是青稞麦子，拉的也还是整粒麦子。为什么呢？青稞麦带谷不好嚼，没有油盐，更谈不上吃口菜，只好硬吞咽下去，什么味道也没有。粮食吃光后，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嚼草根，父亲的一根皮带也拿出来给大家煮着吃，当时是饥不择食了。

    走在前面的同志还有树根和草根充饥，后续部队却连树皮和野菜也难找到了，怎么办呢？实在无法可想，他们从粪里把青稞麦拣出来，洗一洗，再煮着吃。长征的路上，红军是多么艰难，所遇到的困苦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困难时刻，为了实现北上抗日，许多身体不好的同志不要别人搀扶，坚持向北方前进。他们说：“不用管我们，我们不能把大家都拖垮了。只要你们能走出草地，我们爬也要爬出草地。”由于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体力日弱，病员不断增加。有些同志不声不响地倒下去了，红军同志们集合在一块湿草地上埋葬了战友，以坚定的语气说：“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活下来的人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就这样，他们搀扶着生病的同志，向着陕北一步一步地艰难走去。

    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口渴难忍时，只能喝沼泽中的脏水，有的人因此而中毒，长眠在茫茫草地上。父亲连队有个战士，掉队3天，没东西吃、没有水喝，渴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把自己的小便当水喝，最后坚持找到了部队。

    茫茫的大草地，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有的被泥潭淹没，有的不敌严寒被冻死，有的因身体虚弱而病死，更多的是因饥饿而死，留下了许多年轻的忠骨。能从草地这样恶劣和残酷的环境中走出去的红军，真可谓个个是打不垮、拖不烂、千锤百炼的革命英雄。只有他们，才能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藐视一切困难，历尽千辛万苦，整整行军7昼夜，奇迹般地走出这沼泽草地，分别到达川甘边境的班佑、巴西地区。

    1935年8月27日，父亲所在部队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这是一个二三十户的游牧藏民的集居地，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抹牦牛粪的“牛屎房子”。但是，红军同志们没有见到老百姓，只见满山遍野的牛粪。幸亏没有下雨，同志们可用牛粪烧火煮饭、取暖、烤湿衣服，睡上一觉，比过草地的条件好多了，大家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班佑紧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会遭遇胡宗南骑兵的追截，加上长期的民族隔阂和反动分子的挑拨，有一些藏族上层人物组织骑兵袭击或用冷枪射击红军部队，为此父亲所在的部队进行了打骑兵训练和学唱《打骑兵歌》。刘伯承总参谋长在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打骑兵》的报告。他指出：红军北上抗日，就有与骑兵交战的必然性，因此要学会打骑兵。他提出打骑兵的四个基本原则：第一，是相信自己手中的武器，沉着、冷静，时刻有战斗准备；第二，是在与骑兵遭遇之前，严格计算部队进入战斗必需的时间，以便争取先机；第三，是善于利用地形构筑工事；第四，是组织密集火力与敌骑兵斗争的基本手段，并要求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战术训练。他还向部队推荐了《打骑兵歌》。这首歌的歌词共有4段，第1段是：“指挥员和红色战斗员们，努力学会打骑兵呀！四个基本的原则，一条一条记在心，第一基本原则，沉着冷静，勇敢坚定，确实相信自己手中武器，一秒一分不要忘记，准备战斗打骑兵……”但是红军先头部队已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消灭了敌骑兵一个师，父亲所在部队没有遇到敌骑兵，但掌握了这些打骑兵的原则，又经过打骑兵的训练，后来在担任掩护党中央和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陕甘根据地，打“尾巴”（敌骑兵）断后的战斗中，应用了这些原则，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是后话了。

    父亲和战友在班佑过了6夜7天，然后在党中央率领下，到达松潘以北的巴西，并驻扎在那里，转入休整。

    七、在危急时刻

    8月28日，党中央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巴西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撤离危险区，并迅速率领红军继续北上。9月1日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前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竟与北上方针背道而驰，他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主张主力南下。

    尽管这样，右路军实现了从毛儿盖到达巴西的任务，大家群情欢唱召开了庆祝大会。9月初的一个傍晚，巴西镇的上空映着火红的晚霞。广场上临时用12根木柱和麦秸搭起了露天舞台，两个方面的红军队伍迈着雄健的步伐到广场集合，飞扬的歌声震响了山谷。父亲所在的工兵科，除值勤的同志们以外，都参加了晚会。晚会开始前，舞台周围点起了许多用竹子扎成的火把，熊熊火光把会场照得通红。当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会议开始，请邓发同志讲话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热烈的掌声。邓发同志镇定地走上讲台，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亲切地问候，接着指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汇集兵力企图消灭我们。不过他们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过去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不少，而且还会有难以预料的困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加强团结，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党实现北上抗日的主张……”邓发同志在讲话中结合形势和任务，特别强调要加强团结，要克服预料不到的各种更大的困难。他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定而严肃，给每个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晚会演出结束以后，在回宿营地的路上，父亲和1班的学员们走在一起，大家欢快地谈论着参加演出时的感受。有的说在台上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才好，有的说演出时手往哪里放都觉得不自在，大家互相取笑着、打闹着。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为什么今天中央特地派邓发同志来讲话？”于是大家的话题就转到了邓发同志的讲话。

    “邓发同志一再强调团结，有预想不到的困难，一定是有所指的。”

    “他讲得那样严肃，我看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大家议论着，猜测着，没有结论，但气氛很沉重。到了驻地，大家因为紧张了一天，到了宿营地很快都入睡了。

    “红大”全体师生在巴西一带休整，补充粮秣，进一步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那几天吃得饱一些，脏衣服洗干净了，头发也剃光了，面目焕然一新，精神十分饱满。每人还炒好了几斤麦子做干粮，打了草鞋。

    1935年9月10日，当红大在党中央率领下离开巴西，向北甘肃境内俄界进发时，张国焘加剧了分裂活动，反对中央北上方针而坚持南下，命令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南返。途中，教育长李特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在红大中制造分裂，率领红军大学中大部分四方面军的干部、学员返回，重新过草地，经巴西、毛儿盖、马塘、卓克基等地到松冈，而另一部分红大的干部、学员坚决随中央继续北上。因此，新组建的红军大学一分为二。

    当时，父亲就在现场，亲临了这惊心动魄的场面。但是，在危急时刻，刘清明和“红大”全体师生，包括部分四方面军的学员，都经受了考验，抵制了张国焘的反党行径，毫不动摇，立场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那天清晨，雄鸡刚叫过头遍，天乌黑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秋风瑟瑟，有些寒冷。工兵科党支部书记许兴同志把刘清明（工兵科党支部委员）从睡梦中叫醒，去参加临时召开的支委会。会上，许兴同志首先说：“那天的大会，同志们都参加了，也听了邓发同志的重要讲话。关于部队行动问题，请谭（希林）主任谈一谈。”

    谭希林同志当时是工兵科主任，他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告诉大家：“刚才接到上级通知，凌晨我们就要出发。行军时要保持肃静，加强前后联系，不要掉队。”接着，许兴同志又强调说：“今夜的行动，一要切实保密，二要遵守夜间行军的各项规定。各委员和党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的口号是：加强团结，坚决北上抗日。”会议决定支委分到各个班一起行动。父亲情不自禁想到：今晚的会议不同于一般行军前的动员，如果不是重大的军事行为，就是在红军内部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凌晨2时左右，响起了吹号声。工兵科的队伍很快地就集合到户外的广场上。谭主任迅速地清点了人数和各班携带的物品后，队伍就立刻随步兵科后出发了。川西北的夜，黑沉沉的，显得格外宁静，几步远以外就看不见人影。队伍沿着两山之间急速地向东北方向进发，只听见秋虫时断时续的鸣叫声伴随着红军队伍的轻微脚步声。

    行进了约5公里路，有一个同学低声地说：“左边这个村子，就是前敌指挥部的驻地。”他边说边指了指那个村子，又说：“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叶（剑英）参谋长都住在这里。”他的话音刚落，前边就传来了口令：“不许讲话！保持安静！跟上！”就这样，队伍静悄悄地从前敌指挥部的旁边通过了。

    他们继续迅速地前进，到了东方发白的时候，已离开巴西十五六公里，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沿着右边的路又走上了崎岖的蛇形山路，不久隐约地看见左前方出现一个喇嘛寺的巨大的身影，附近还有小的村庄，这时，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命令。

    太阳慢慢地从东边的山峦中升起，四周一切慢慢从黑暗中露出面容，渐渐地清晰起来，一个大喇嘛寺坐落在左侧的山坡上，正前方的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树林，部队休息的地方是一块已收割的不大青稞地。秋高气爽，父亲站起来大口地吸着清凉的新鲜空气，借以消除急行军后的疲劳，忽然看到南边下面的山坡下、离他们2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像是打麦场的小广场上，站着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秦邦宪（博古）和第3军军长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在那里谈话。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他们行军过来的方向传来了杂乱的马蹄声。十几个骑马的人，身挎驳壳枪，由远而近地奔了过来。那些人朝着中央首长所在的小广场和在道路两侧休息的部队，边走边重复地喊叫着：

    “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你们不要跟他们走！”

    父亲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未理睬他们，依然从容、自然地站在那里交谈着。

    当时，工兵科四方面军来的学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面面相觑。这时，谭主任小声而严肃地向同学们说：“大家不要惊慌，要沉住气，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四方面军来的学员要认真考虑考虑，有愿意跟他们走的也听便！不过希望你们多想想，我们北上抗日是正确的！

    沉默了片刻，有位四方面军学员表示说：“我要跟毛主席到抗日前线去！”紧接着，又有不少学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的说：“我也要跟毛主席走，死也不走回头路！”有的说：“他们不按组织手续，随便叫人回去，我们不去！”这时，许兴同志小声但坚定有力地对大家说：“很好！既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们去，就不要乱动，一切行动听科里的指挥。”他又说：“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来捣乱，大家把帽子摘下来，他们就分不出我们这里有四方面军的同志了（当时，一、四方面军的唯一区别，就是四方面军戴的是八角形的帽子，比一方面军戴的圆顶帽略显大一点）。”于是，四方面军同志迅速摘下帽子，继续原地休息待命。一、四方面军的学员，三五一群地互相偎依着坐在一起谈心，有的手拉着手，有的伸出友爱的手搂着战友的肩膀。父亲感到：他们的集体在这紧要的关头，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

    十来分钟后，那些骑马的家伙又回来了，嘴上还是喊着那几句话。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势汹汹，气氛十分紧张。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学员们个个对他们怒目而视，尤其是看到他们走过中央首长身旁时那种傲慢、蛮横的态度，大家都义愤填膺。但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镇定、沉着的态度，仿佛说：让他们走，要维护团结，要顾全大局。无论如何，红军不能打红军，要避免发生武装冲突，迅速脱离险境。于是大家平静了下来，“红大”全体师生和四方面军的部分学员，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们沿包座河上游行进，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急湍奔腾的包座河，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只好攀着悬崖，着急流前进，有些同志因失手坠入河中而牺牲了。队伍连续跋山涉水，穿越密密大树林，直到半夜才陆续到达俄界。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境内俄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讨论了北上先遣支队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的方针。会议后，向全军宣传和解释了中央的决定。

    一天清晨，中革军委直属等单位赶往一个崇山峻岭、路隘苔滑的森林处集合。父亲他们来到集合地方时，森林里已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先到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唱起了歌，歌声在森林里震荡回响，这时，毛主席正与周副主席坐在大树下，笑容满面地谈论着什么。在场的还有张闻天、秦邦宪、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李德（奥托·布朗）也在场。

    过了一会儿，听到一位首长高声地说：“同志们，不要讲话了，现在请毛主席讲话！”大家立即注视着前方，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

    毛主席从容地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他穿着一套灰色的旧衣服，面容显得消瘦，但精神抖擞，声音洪亮、清晰而有力。

    毛主席说：“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毛主席接着说：“前几天，当我们在迅速脱离危险地区的行军路上，张国焘曾指使陈××派遣了10多个武装骑兵，趁着部队休息时，沿着道路叫：‘是四方面军的回去！……’这充分地暴露了张国焘他们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那天，虽然有少数同志跟他们走了，可是，我们看到了大多数同志没有走，他们愿意同我们一道北上。这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毛主席的讲话紧紧地扣住了每个人的心弦，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树林里除了时而有小鸟的鸣叫和微风吹动树枝的声音外，一片肃静。

    毛主席最后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今后，我们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不仅不能得逞，而且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我们是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北上扫清道路。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为迎接胜利要同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党所领导的英勇红军的！”毛主席简短的讲话，不时地激起同志们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虽然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了，父亲对这些话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1935年9月13日，仅有的红1军团、红3军团以及中央直属机关和红军大学剩下的一部分，共有七八千人，开始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河右岸向麻牙寺前进。俄界到麻牙寺行程60多公里，但是要过几处栈道，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反动分子已经胁迫藏民去掉了某些段落铺的木板，甚至把钉进石孔的一些木桩拔去，使得红军难以通过。因此，红军不得不停下来修理栈道，但是木料从何而来，只能要后面部队在有木料的地方砍伐树木，然后把木料一根一根向前传送。这时的队伍是排成几十里长的一路纵队，因栈道狭窄，传递木材非常困难。此外，敌人还从对面的山林里放冷枪，从山头上滚下石块，使红军随时有伤亡的危险。加上白龙河的上游水流湍急，涛声如雷，两岸多是悬崖峭壁，中央红军队伍通过遭到敌人破坏的栈道时摇摇晃晃，行走起来十分艰难、缓慢，父亲他们队伍从俄界出发了一天的时间，才走了不到25公里路。一整天只吃点炒麦子、喝点冷水，在途中露营过夜，第二天清早继续向麻牙寺前进。其后，他们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两个悬崖峭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刘清明站在虎口下抬头望去，只见一座大山似乎是被谁用一把巨斧从中劈出一条缝来，峭壁在他们头上直插云天，两边岩石相距只有五六十米宽，腊子河湍急地在他们脚下流过，穿过两山间一道长约100多米的狭窄的走廊。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把两边的绝壁连接起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去路；甘肃军阀时任第14师师长的鲁大昌安排两个营的兵力在腊子口层层构筑工事，还部署了3个团的兵力纵深把守住腊子口山后的天险要道，企图阻断红军北上之路。当地民谣说：“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敌人在此构筑的工事，更无异于给腊子口这个虎口装上了利齿，想一口吞噬红军。

    毛主席清楚地知道，夺取腊子口，是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即使这个天险之地有敌人重兵把守，红军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攻破它，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腊子口也难不住红军。毛主席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战斗再次打响了。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苗族红军战士自告奋勇攀爬悬崖，那是一面从山脚垂直而上、高约有100米的石壁，除了山顶上长有几棵小树外，整面石壁光秃秃的没有落脚的地方，想象不出，怎么还会有人能爬上去？可是，这名红军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皇逃命。

    父亲他们迅速通过腊子口，紧接着翻越岷山，18日进抵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八、参加砍“尾巴”的战斗

    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部队在哈达铺利用两天时间进行休整，使大家生活有所改善，体力逐渐恢复。同时，中央把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下辖3个纵队，共约7000多人。红1军团改编为第1纵队，红3军团改编为第2纵队，中革军委纵队改编为第3纵队。按中革军委指示，红军大学撤销，干部团与原红1军教导营合并，组成陕甘支队干部团（亦称随营学校）。父亲任干部团2连军事教员，党支部委员。连长是肖应棠。

    这时候，蒋介石急调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截红军。陕甘支队便以一部兵力东进，佯攻天水，诱敌向天水集中，主力转向北疾进，从武山、漳县之间顺利地度过了渭水封锁线，相继攻克了榜罗镇、通渭城。10月经回民区，连续突破会理、金陵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古原之间的封锁线。

    其后，各纵队分别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当时参加战斗的人数约有四五千人。次日凌晨，各纵队大队按照毛主席亲自部署的作战计划，分三路（头道川一路，三道川一路，正面西南山一路）出发，形成一个包围圈，准备围歼敌人。10月6、7日，击败敌人4个骑兵团的追击后，当天下午到达了六盘山下。

    六盘山位于宁夏、甘肃、陕西交界地带，逶迤200余公里，海拔达3000米左右，是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峡谷处悬崖峭壁，极为险峻。这些地势特征，造成峡谷中溪流交错，水流每到陡落处便会飞泻成瀑或落地成潭。

    进入六盘山地区，风光、气候、住房都与红军走过的地方截然不同，满眼都是黄色的世界。土是黄的，屋是黄的，山是黄的，甚至连风也是黄的。支队在六盘山区行军10多天，敌东北军何柱国属下的两个骑兵连紧紧地追逐。因为有毛主席亲自指挥，支队行军在丛林和山间忽隐忽现，甚至天天可看到后面的敌骑兵，而敌骑兵就是始终追寻不到陕甘支队。

    在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后，陕甘支队又发现敌马鸿逵部的三个骑兵团在后尾追。毛主席没有休息，连夜召开团干部会，研究对策。当时，在一些干部中，对打还是不打，意见是不一致的。有一部分人不主张打，认为：经过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两条腿打四条腿（骑兵）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之后，再打较有把握。当时，毛主席说：“甩不掉的尾巴，讨嫌！切掉它……一定要在这里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去。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疲劳打疲劳。再说，我们的条件比敌人好，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的步兵打敌人的骑兵是有了经验的，所以我们有把握一定能打胜。”毛主席反复说明打好这一仗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一定要打胜。

    毛主席把打“尾巴”断后的任务交给干部团。这样，干部团在部队的最后面，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陕甘根据地。而越接近根据地，敌人越跟得紧，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缠住干部团不放。

    这一天，干部团走了半夜路，已经有点累了。天刚蒙蒙亮，忽然发现宣传队的同志们在路两旁竖起了许多门板，用粉笔和石灰水在上面写着：“同志们，加油呀！再走25公里就到陕甘根据地了！”“快走啊！到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和陕北红军会师！”看到这些激奋人心的标语，想着一年来艰苦转战，万里长征的目的地就要到达了，大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脚步也更加快捷起来。

    天大亮的时候，他们前面出现了一条隘路。路两边都是高山，山沟里有条小溪伴路而行。山沟的出口处有个一二十孔窑洞的村庄，村子前面有个10多米高的山坡。远远看去，山坡上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休息。父亲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干部团的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

    陈赓团长穿着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见父亲所在的2连队伍过来了，便招了招手。连长肖应棠立刻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便和支部书记张文礼同志一起走到团长面前。

    陈团长向连长肖应棠询问2连武器和兵力情况后说：“敌人害怕我们与陕北红军会师，想把我们主力吸引在吴起镇以南地区，然后调集陕甘宁地区的反动军队来围歼我们。现在他们的马家骑兵又追上来了。毛主席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你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把追击我们的敌人骑兵阻击住，掩护我主力部队在吴起镇集结。”

    接受任务后，连长肖应棠把首长的指示先向父亲及连队领导干部、支委进行传达。经支委会研究后，下令1、2班负责把守在东面的山坡上，3班在西面的山坡修筑工事，准备阻击。大家群情鼎沸、士气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打好这一仗，完成掩护大部队的任务。

    太阳升上山头时，远处出现了3个敌人的骑兵。他们走走停停，一看便知道是尖兵。果然，不大一会儿，在这3个尖兵的后面，又出现了30多名骑兵。他们一律骑着棕色马，傲慢地向前走着，在马背上洋洋得意，全然不知已身在红军战士们的枪口之下了。敌人离2连越来越近，已进入射程了。这时，2连的机枪、步枪立刻枪弹齐鸣，走在前面的3个尖兵被打得措手不及，吓得屁滚尿流，首先掉下了马。后面30多个敌人，摸不着头脑，有的立足未稳，滚下马来；有的跳下马就往田坎后面躲，连马也顾不得牵了。受了惊的马，有的摔掉了他的主人满山乱窜，有的拖着他的主人撒腿就跑，—个排的敌人就这样被打散了。

    不到10分钟，一个连的敌人又骑着一色的棕色马，横冲直撞，挥舞着马刀，直向2连冲了过来。只见四蹄飞扬的100余匹马，掀起黄尘滚滚，2连隐蔽在工事里，聚精会神地瞄准目标。等他们冲进了射击区，学员们一扣扳机，机枪、步枪又一阵猛射，密集的子弹打得敌骑兵人仰马翻。这群凶猛的“骑士”，几分钟以前，一个个还杀气腾腾，顷刻间便和他的前卫排一样，死的死，伤的伤，尸横遍野。一部分活着的还想就地抵抗，连里立刻组织学员中的特等射手进行点射，把他们一枪一个地消灭在原地。敌人的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父亲他们抓紧时间擦拭枪、弹，修补工事，准备再战。等了好久，却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敌人在搞什么鬼呢？正当他们怀疑之际，突然听到西边山上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只见远处的山坡上有人凌凌乱乱地往下跑，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想从左侧山上迂回，被干部团的警戒部队打了下来。大家一见敌人到处碰壁，就议论开了，有的说：“他们不会甘心的，大战斗还在后面呢！”

    果然不出所料，太阳偏西的时候，3架敌机飞临干部团阵地上空，转了几圈之后，突然一个个的炮弹带着呼啸之声，从天上砸下来，霎时在阵地上爆炸开来，同时，敌人的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向干部团扫射过来。炸弹、炮弹震得山谷隆隆作响。一眨眼的工夫，阵地上立刻火光迸裂，震天动地，弹片横飞，碎石如雨，烟火冲天，对面都见不到人。震耳欲聋的轰击，足足持续了20多分钟才渐渐停止。

    父亲他们重新组织火力，把所有的机关枪、手榴弹集中在一起，以班、排为单位，把握好射程，等敌人靠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弹炮“齐放”。那时，父亲没有表，搞不清具体时间，和敌骑兵的战斗打响的时间，估计是在午后一两点钟的时候。在敌炮火和机关枪的密集火力掩护下，一个敌军官举起马刀大声吆喝一句，满山遍野隐蔽在田坎下的敌骑兵们一个个翻身骑上战马，迫不及待地挥舞着雪亮的马刀，卷着阵阵黄沙，“嚯嚯嚯嚯”地向2连涌来。但在2连射程以外，敌骑兵突然翻身下了战马，顺着小河沟，各自迅速找到有利地形，运动到离我两三百米远的田坎下。2连虽已有些伤亡，但非常沉着，紧握着手榴弹，按兵不动，静静地等待着敌人再靠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