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日忙里偷闲，阅龚育之《党史札记》，读到一篇龚育之对《毛泽东选集》出版历程的回顾，其中提到了《毛泽东全集》出版工作从酝酿到停止的经过。龚育之曾参与毛选和其他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和整理工作，因此他的回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文集》，从一九九三二月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时开始出第一卷，到一九九九年出第八卷，穷七年之功，已全部出齐，值得庆贺。

    毛泽东对于出版自己的著作，是非常慎重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就听许立群说过，毛泽东不赞成出全集，说哪能篇篇都重要？只赞成编好和出好选集。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各根据地出版了多种《毛泽东选集》，这是当时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但是，它们的编选工作，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主要是没有经过作者本人挑选和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编定的《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原定出四卷。第一卷前面有个“本书出版的说明”：“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这是毛泽东定下的整理文稿的原则。

    毛选四卷出齐后，是不是接着出建国以后毛泽东著作的选集呢?许多人期盼着，相关人士积极准备着。当时确实初编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是,听说,毛泽东不同意出，认为这个时期的著作还要经过更多时间的实践检验。他倒是建议出刘少奇选集。 于是，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就延缓了。一九六四年编印供更广大读者阅读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成为毛著编辑出版工作的着重点。《选读》本中包括少量建国以后的著作。

    经不住人们的反复建议，毛泽东后来表示，可以把他建国以后重要而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单篇在党内印发，以满足需要，并征求意见。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论十大关系》和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党内印发。前一篇印发时,毛泽东表示对整理稿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后一篇印发前，毛泽东又请彭真等同志帮他仔细整理，并经他自己审阅同意。我有机会参加了这后一篇的整理工作，情况我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中已有回忆。总之，精心挑选和精心整理，成为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工作的传统。

    “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红卫兵们把他们搜集到的过去各种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把他们查抄到的许多内部文件和传达记录，汇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集。这当然不被允许，中央曾三令五申要禁止，要收回。但是，在国内外已经大量流传的情况下，收回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许多人就是在那时读到《毛泽东选集》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的。

    另外，从批陈伯达知道，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曾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然是没有编成。后来这件事转到康生手中，也没有结果。到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工作，这才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康生(在重病中，并未实际参与)、胡乔木负责，由一个称为“材料组”的小组，集中在中南海庆云堂西四院，进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这年七月根据当年关于同一主题的先后两次讲话记录稿重新整理(一九六五年党内印发的稿子只根据一次讲话记录稿整理)，送毛泽东审阅，他同意收入将要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但是，一九七五年末，“批邓”运动起来，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批判，“材料组”的工作不可能如常进行了。直到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未能编成。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来知道,这个行动，就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为名而断然采取的。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对于出版毛选第五卷，我知道它一直在积极准备中。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批邓”运动开始以前的一段时间，我曾经被借调到“材料组”参加编辑工作,“批邓”一起,就被原单位要回去“参加运动”了。对于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则没有思想准备。后来我问过许立群，求证我的记忆。他证实毛泽东的确说过不赞成出全集，但他认为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就不好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