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文章大家。古人有“班马文章”之说，意思是说，文章写得好，可与汉代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司马迁写的文章相比美。毛泽东的文章，何止是“班马文章”。他的文章，是伟大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单纯从文章特色来说，他的文章也超凡脱俗。

    有的放矢

    有的放矢，语出宋代叶适的《水心别集》，意思是放箭要对准靶子，写文章要有针对性。有的放矢，正是毛泽东文章的特色之一。毛泽东从来不写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文章。他的文章，都是为了解决重要问题而写的。这也是他文章中饱含真理的根本原因。

    在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者激情澎湃，却不知道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谁，应该团结谁、攻击谁。这种莽撞的革命，此前已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有的放矢，要解决这个问题，它针对的问题是“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回答的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解决了革命党不领错路，革命就不会遭到失败的重大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极其艰难，道路极其坎坷，也确实遭受过多次重大挫折，红四军中也自然产生了右倾悲观思想、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针对这些错误思想，于1930年１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有针对性地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毛泽东正是在此文中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0年，正是国共合作抗日之时，但在共产党内很多人不懂得怎样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有的一味强调合作，有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束手无策。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写下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讲述了这样的道理：要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有很多干部对于我国新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不甚了解。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写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泽东的回答，使广大干部豁然开朗。

◆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反对写没有针对性的文章，对空洞无物的“党八股”文章深恶痛绝。延安整风时，他列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指出，我们“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9月，他在一封信里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章和报告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毛泽东一生不说空洞无物的话，不写没有针对性的文章，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气势磅礴

    李白有“兴酣落笔摇五岳”的诗句，杜甫有“笔落惊风雨”的诗句。用这两句诗形容毛泽东文章的特色，再恰当不过了。毛泽东的文章，雷霆万钧、气势磅礴、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他文章中所显出的力透纸背撼山岳，笔走龙蛇惊风雨的风格和气派，是浸入骨髓而溢于字表的。

    毛泽东的这种文章风格，是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的。他学生时代就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青年时代写的《沁园春·长沙》中，就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等句，展现出他为文的雄健之气概。1919年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颂农民运动时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49年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常言道：文如其人。文章的风格，是作者品格的展现；作者的品格是文章风格之“根基”。有大胸襟、大气魄和非凡胆识之人，才能写出气势磅礴的文章。一个人的大胸怀、大气魄和非凡胆识，是装不出来的，因此，文章能不能写得气势磅礴，也不可以强造。毛泽东文章中这些气势如虹的语言，是他作为伟大人物豪迈之情的展现，抒发的是他胸中之气、行事之势，是他博大心胸、人格精神和思想力量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展现了他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气魄的同时，也给人民以极大鼓舞。

    论理深刻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中写的文章，绝大部分是论理的。论理的文章，比的就是谁能把道理讲透彻，从而说服人。毛泽东文章的特色之一，就是论理深刻。

    毛泽东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开始就分析了“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分裂和战争”。只要存在这种分裂和战争，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就能够继续。除了这种外部因素，毛泽东又分析了内部因素，列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五个基本条件。这就把工农武装割据这种“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

    毛泽东于1937年夏季连写的两篇文章《实践论》《矛盾论》是论理深刻的典范。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什么是实践、人类实践的发展讲起，讲述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道理。接着，又讲述了人的认识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的道理。为了阐述深刻的道理，毛泽东在此文中举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过程、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过程，论述了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能动关系，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最终落脚于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性发展的理论结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的《矛盾论》一文，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宇宙观说起，论述了什么是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道理，最后作出结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毛泽东上述两文，层层推进，进行深刻解析，在说服人的同时，也教育人。

    逻辑严谨

    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在写文章时，十分注意逻辑的严谨性。这种逻辑严谨特点常常在短短一两句话中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陆九渊的“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等名言，就包含很强的逻辑性。

    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这种为文风格。他的文章中，有很多展现很强逻辑性的名言。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文章中这些继承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写文章的好传统而写出的语言，充满逻辑性。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写作中，形成了文章总体逻辑严谨的特点。毛泽东写于1938年5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先讲为什么提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然后从战争的基本原则引入主题，接着讲了六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最后讲到了怎样指挥游击战。这篇文章，层层分析、逐步推进，用严密的逻辑，把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讲得十分透彻，让人信服。

    毛泽东在同年同月写的《论持久战》一文是运用逻辑的典范。这篇长文没有直接谈什么是持久战，而是先提出了当时存在的“亡国”和“速胜”两种论调，指出这两种看法是“非科学的”，由此提出问题：“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一种先把错误观点摆出来后加以否定，然后集中于一个正确论断上：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接着，毛泽东以基本事实为根据分析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特点，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在摆出中日两国特点后，毛泽东即以此为根据，分析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有理有据地指出这两种论调的错误。鉴于当时人们存在较大忧虑的问题，毛泽东在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同时，还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两大问题。

    在从宏观上回答这些重大问题后，毛泽东进入对持久战的论述。他先从宏观方面展开，论述了内部和外部因素、战争中的能动性、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争的目的，接着，毛泽东对持久战的几个重大战略战术进行论述。最后在文章的结论部分谈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三个条件，并且着重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于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构成整个文章的120段文字，围绕主题，段段相联，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严谨的逻辑，使这篇集批判错误、分析时局、军事要义、政治内涵于一体的文章既有很强说服力，又读起来引人入胜。

◆毛泽东文章。

    毛泽东写长文章逻辑严谨，写短文章同样逻辑严谨。以《为人民服务》这篇不到1000字的文章为例。这篇短文紧扣为人民服务这一主题，在文章开头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性质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紧接着就说，“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接着，毛泽东谈人的生与死的意义有天壤之别后，谈到了为法西斯死还是为人民而死的根本不同，又落脚于张思德的死，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再接着，毛泽东立足于为人民服务核心话题展开，把人民观、生死观、自我革命、如何看待奋斗与牺牲、革命队伍团结与全民团结等重大理论问题串连起来，收放自如，开合有度，既讲透了深刻道理，又不离悼念张思德这个具体的人；既阐述重大理论，又不脱离张思德这个现实事例，通过严谨的逻辑，把共产党的根本宗旨阐述得十分透彻。

    思想家培根说：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毛泽东文章不止于善辩，而追求的是弘扬真理，因此他的文章逻辑尤其严谨。严谨的逻辑性，使他的文章有炳炳烺烺、笔酣墨饱的特点，既能在批驳错误观点时言辞犀利、滴水不漏、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又能在阐述道理时铺陈细腻、深入浅出、说理通透、不落窠臼，达到了文道统一的境界，给真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生动活泼

    中国古代历代思想家、文学家在写文章时，都善用生动活泼之笔法，追求文采飞扬之境界。毛泽东写文章，继承了古代先贤对文章生动、鲜活、文采高要求的传统。他的文章，没有死板的语言，没有僵硬的文字，而是在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中讲透道理，在彰显真理的同时又富有知识性，使人读起来感觉清风扑面、轻松有趣，又明理增智。

    毛泽东的文章中有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用精练又生动的语言阐述深刻道理的对比句法。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就用泰山和鸿毛作对比：“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个泰山与鸿毛的对比，既简明生动地阐释了深刻的生死观内涵，也凝成了载入中国文化史册的又一经典名言。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的一次讲话中使用了“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等简短精练语言，阐述我们的“光明面”。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报告。

    毛泽东善用形象化的语言讲道理。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把“左”倾机会主义指挥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国民党军采取的战略战术，比喻成“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他说：叫花子比不过龙王爷呀！我们穷人要有穷人的办法，不能和有钱的人这么比。毛泽东曾经用多种形象化语言来比喻人民群众，比喻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工人农民最干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当人民的学生，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其中，很典型的一句话是：“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这句话中，毛泽东用“种子”“土地”“生根”“开花”四种具象，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了生动诠释。毛泽东以洞悉宇宙的眼光看问题所形成的语言也展现出他语言生动的特点。1955年1月，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威胁要在台海使用核武器。对此，毛泽东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这种以大胸怀展现大气魄的语言，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善于运用讽刺的语言，在批评错误倾向的同时进行正确引导。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党八股的文章、讲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在《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讽刺国民党消极抗战说：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摘桃子”来讽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写道：“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毛泽东写于1943年7月12日的《质问国民党》一文中，有这样讽刺的话：“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

    毛泽东经常恰当运用典故说事述理，既生动有趣又通俗易懂。李赤然在《李赤然将军回忆录》（东方出版社）中写道，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引用了《水浒传》上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武松打虎的故事。他说，由于武松最初忽略了松树这一客观条件，他运足力气的一击就没能打在老虎身上，而是被松树挡住，打断了他手中唯一的武器——哨棒。但后来他接受了教训，集中注意力于主要矛盾——老虎身上，当老虎再次扑向他的一刹那，他闪过猛冲上来的老虎，顺势骑到它身上，终于把老虎打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敌人作战要充分分析有利和不利条件，因势利导，使各种条件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一个是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与洪教头作对时，避开洪教头的锋芒，有准备地退了两步，看准洪教头的破绽，在洪教头又上来的一瞬间，把棒向地下一挑，一个转身，直扫洪踝骨，一下子就把洪教头打倒在地。毛泽东用这个故事，说明我军应该机动灵活、“诱敌深入”这个战略思想的关键问题，使枯燥的理论变得活泼有趣，容易被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