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成为“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编者按】抗美援朝战争共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零八天，志愿军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到1951年7月10日开始停战谈判，战略反攻只有不足9个月的时间，而后的两年多都在谈谈打打中进行。毛泽东在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过程中，也直接领导和指挥了朝鲜停战谈判。在纪念志愿军跨过鸭绿江65周年的时候，回顾毛泽东指挥的朝鲜停战谈判，对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迪。

    毛泽东作为哲学大师,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国防实践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军事领域，形成了军事辩证法这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在井冈山就说过和蒋介石打的是哲学。从三湾改编时的不足八百人到解放战争中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再到抗美援朝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军事辨证法发挥到了极至。回顾毛泽东指挥的朝鲜停战谈判，可以从中很好地学到军事辩证法。

    审时度势决策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非常特殊，既不是战胜国强迫战败国接受投降条件的谈判，也不是战胜国之间瓜分战果大打出手后的谈判，而是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称霸世界，遭到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抗之后，不得不罢手的谈判。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成了以美军为主，1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战争初期，“联合国军”节节败退，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战局急剧逆转，10月1日，“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快速向中朝边境——鸭绿江推进。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毛泽东以出其不意应对了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接着进行了第二、三、四、五次战役，将“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

    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到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这是中美双方交战近9个月后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

    现在有一种说法，第二次战役和第三次战役后，美国曾两次提出谈判，是中国拒绝谈判，失去了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机会。果真是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错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次战役，虽然“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但敌人并不甘心于失败，美英要我停止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毛泽东看穿了敌人“先停火”的阴谋，电示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不利”。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第三次战役。第三次战役后，美国提出谈判，还是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并没有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只是在经过四次、五次战役后，双方僵持在“三八线”，美国认识到，尽管自己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凭现有的兵力再打到鸭绿江是不可能的了，要继续增兵或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将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时，杜鲁门提出了打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放弃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通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光荣的停战”。

    志愿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胜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兵力上占据优势，由于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不足等给作战造成的困难短期内无法解决。志愿军在作战中一次战役能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一个整团，却难以全歼被围之敌。美军“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因此，不具备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美帝国主义彻底赶出朝鲜的条件。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多打小歼灭战，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美英军一个营，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比喻为“零敲牛皮糖”。6月3日，毛泽东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分析了朝鲜战局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目标。可见，所谓在二、三次战役同意谈判，朝鲜战争早就结束了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说因毛泽东没有早决策谈判而造成四、五次战役人员重大伤亡更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雄辩地说明，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客观分析了敌我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力量对比,审时度势作出的，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审时度势所体现军事辩证法是我们决策与对手谈判时需要牢牢把握的。

    高瞻远瞩确定谈判战略策略

    抗美援朝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毛泽东高度重视朝鲜停战谈判，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方案及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都亲自确定。斯大林得知后全部同意并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

    对志愿军来说，“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这一谈判战略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的和平诚意，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

    毛泽东亲自点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组成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即将离国赴朝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召集代表团团员开会，提出了谈判的策略，“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1，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4，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分批交换全部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3个月内全部分批撤离朝鲜；6，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原来的居住区。

    对美国来说，一方面打不赢，一方面不认输。要保住在西方世界的“面子”，就要靠现代化的优势装备，搞政治讹诈，阻碍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

    毛泽东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预见到谈判期间，敌人可能会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军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战场就要打；战场上得不到，才回到谈判桌上谈。

    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志愿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毛泽东不但为谈判代表团制定了战略策略，而且为志愿军配合谈判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

    从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到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朝鲜战争一直在谈谈打打中进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得到了充分体现。每一个志愿军指战员都体会到了打政治仗的味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都服从政治的需要。毛泽东谈判制定的战略策略，使我方在政治上始终占据着有利位置。

    必做于细掌握谈判主动

    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美国对谈判表示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中国方面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取得结果。毛泽东洞察美方的心态，以战略家、哲学家的高超艺术驾驭和领导了谈判的全过程，挫败了敌人的一切阴谋，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谈判之初的一个月中，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等电报达40多封，大到谈判原则、议程的修改，小到一个发言稿、场地的安全以及禁止车辆挂白旗等，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明确指示或一一提醒。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粉碎了敌人妄图通过谈谈打打实现不合理解决朝鲜问题的种种企图。

    7月26日，当谈判接触到划军事分界线问题后，敌以“谋求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拒绝“三八线 ”为界，要志愿军后退数十公里，企图不战而获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驳斥后，便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发动了夏季、秋季攻势，妄图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作出让步。8月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就坚持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两周又3次发电报，分析敌人不愿意接受三八线的原因，提出了在对方同意目前战线基础上调整时的前提策略。当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非武装区和谈判场所时，毛泽东23日致电李克农“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近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志愿军则“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进攻”。24日，致电在暂停谈判的同时保持“双方联络官的来往”。25日又指示说，“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进行有力地宣传斗争，沉着应变，主动作战，以观其变化”。经过文武两个方面的斗争，既揭露了敌人谈判中的无赖嘴脸，逼敌在“中立区”问题上就范，又粉碎了敌之进攻。敌人文的理屈词穷，武的捞不到便宜，中断2个月的谈判，不得不在10月25日由开城转到了板门店复会。

    停战谈判恢复后，按照毛泽东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战术，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11月27日，历时4个多月，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协议后，美国不想执行，就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违背国际惯例,节外生枝，以“自愿遣返”为借口，“强迫扣留战俘”，拖延停战协议的签订，以便在战场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斡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坦诚地就战俘问题对她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 “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从政治的高度阐述了中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并揭穿了敌人利用遣俘破坏中朝团结的阴谋。斯大林回电，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谈判中的立场和战略策略。

    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所谓“自愿遣俘”的三择其一方案。10月8日，朝中方提出了战俘全部遣返新方案，美方拒绝讨论协商，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10日致电李克农，指出，应揭露敌人蛮不讲理，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决不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同时方法步骤又可以协商。

    为打破敌人的战俘讹诈，配合谈判斗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美方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１０月１４日发动了“金化攻势”，向上甘岭地区的５９７．８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实施进攻。上甘岭战役打响。进攻前，“联合国军”以为只需投入２个营的兵力，即可占领两高地。进攻受挫后，陆续投入兵力达６万余人，出动坦克１７０余辆，飞机３０００余架次，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2米。志愿军依托坑道顽强抗击，在为期43天的防御作战中，涌现出了38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阵地在与敌人的反复争夺中岿然屹立。志愿军歼敌2.5万余人，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1952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的贺电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考虑，毛泽东坚持“俘虏一个也不能丢，一定要争”。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扩大侵略的叫嚣，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充满必胜信心地宣告：“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美军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应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志愿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的登陆企图“胎死腹中”。从1953年1-4月，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

    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阵地巩固，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具体方案。25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中同意恢复谈判。而这时的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强行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破坏停战协议的签订。5月7日，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叫嚣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6月17日李承晚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俘虏，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为了惩罚李承晚当局,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军以更大压力，促使停战的最终实现和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6月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7月8日，毛泽东电令谈判代表团：谈判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出修整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方面的情况再定；尽量取得对方对于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停战协定的签字日期，推迟到7月20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预定的作战计划，志愿军于7月13日发起了夏季反击战的第三阶段战役“金城反击战”，重点打击李承晚军队。

    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打击敌军目标104个，歼敌1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毛泽东牢牢掌握着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因此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外交上的进展。美国不得不低下头并制止李承晚集团的胡作非为。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上午10时整，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在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分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正式签字。与1951年11月27日相比，志愿军阵地净向南扩展了332、6平方公里,美国拖延签订停战协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光荣的停战”已无“光荣”可言！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对中国来说，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在签字时心想，先例即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可见，志愿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对我已奈何不得；对美国来说，标志着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曾感慨地说：“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远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四十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这是美国失败情绪的真实表露,多么无可奈何的自供状!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签字后，发表讲话说：“朝鲜停战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军事辩证法影响深远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使中国60多年免遭战祸。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告诫西方世界:军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国交战,谁若想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这是西方列强1840年以来第一次得出的结论，也是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