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苏区的战争形势日益严峻，同年7月，由于中央机关在瑞金沙洲坝的驻地被敌机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及其它领导机关都转移到了较为隐蔽的云石山和梅坑、丰垅村、田心村等地。云石山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标志出发地。当年在这里居住和办公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贺子珍和部分工作人员。毛主席等人在此居住的时间不算长，却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云石山见证了“毛洛合作”。在云山古寺庭院的后面有一棵古樟树，树旁的大青石是毛泽东当年读书看报的地方。樟树下还有两个青石圆凳，当年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就常坐在这里促膝交谈。幽静的山林为张闻天和毛泽东相互间的深入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他们两人在这山石树林之中沟通思想、交流看法。更多的时候，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现状、中央苏区受挫的原因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则向毛泽东倾诉

    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的意见。1943年，张闻天在他整风笔记中回顾此事时作了如下的记述：“由于这些矛盾指他同博古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由他们把持一切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66页。]

    张闻天说过，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遵义会议的成功，张闻天起到很大作用，而这一切始于他在云石山与毛泽东的相交到相知。长征前夕他们共处的那段时光，张闻天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战略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两双紧握的大手，把住了革命的方向。从那以后,张闻天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坚持相信毛泽东，力挺毛泽东，推举毛泽东出山重新担任红军主要领导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关键时期，军队在党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就意味着“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意味着红军从此以后走向发展壮大，中国革命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云石山见证了青山会议的召开。“青山会议”是毛主席在战略转移前主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既稳定了军心，又为游击战争作了充分的部署。1934年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从于都骑马赶回瑞金，他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他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即青山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0页。]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三人团”规定的口径，正式宣布和说明了中央机关和红军撤离苏区的决定，布置了中央红军撤离后的善后工作。会上,毛泽东还将中革军委印发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发给大家，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0页。]长征开始时，这本册子发到各留守红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