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天刚擦黑，各家饺子还没吃完，公社来了通知，要求马上去支援外村。可是，有些妇女不愿去，有的藏起来了，有的被锁在屋里。怎么办？玉兰就领着人挨家挨户去找，做动员工作。有的人就说：“玉兰这傻妮子，给别村干活，多一个少一个，有啥关系！她是非把咱累死不中！”可玉兰说：“你想想，搞社会主义，人人都有一份！咱村有劳力，人家有困难，不互相帮助咋行啊！咱们应该支援他们，帮助种上麦子。”那天晚上，她动员了村上一大半的劳力。那工夫，有的老年人看不惯“大跃进”，就偷偷把自己的闺女，寻婆家包办着结婚了，这样可以躲在家里不出来。有的还不够结婚年龄，也在那几天由老人包办着结了婚。玉兰回来听说了，挺生气，就跟这些老人说理。有的妇女结婚后不如意，要闹离婚，直闹腾了一年多。

    事实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是玉兰投入“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内容，更操劳的是她承担的多种领导工作。那时，玉兰担任了公社副社长之职，主抓全社的妇女、青年、卫生等项工作。1958年5月入党后，她又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不久，她还兼任了公社妇联副主任、县妇联执行委员。加上以前担任的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真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任务繁重。

    如今，我从玉兰当年在笔记本上所记录的内容看到，当时上级党委和政府下达给公社的各项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就拿妇女工作来说，就有大力组织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包括养猪养羊、深翻土地、消灭“四害”、田间管理；还有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组织“巧姑娘队”、“巧大嫂队”，村村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不一而足。至于每项工作，又都贯穿着传达、贯彻、布置、检查、汇报等程序，可见其工作内容之多、工作量之大。另外，伴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种会议、检查、评比、总结等活动，又是接踵而来，层出不穷。就拿开会来说吧！玉兰由于身兼数职，参加的各种会议，就显得尤其频繁。

    一些老干部、老党员告诉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北方偏僻乡村以至县上开会，也是件艰苦的事：住，没有像样的招待所，没有饭店旅馆，只是在简陋的办公室、学校，甚至马车店里搭个通铺，还要自己带粮票、钱款和被褥；吃，只是高梁面、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外加大锅菜甚至咸菜；行，没有车接车送，只是自己买车票乘汽车、火车，没有机动车的地方，就只能搭马车、骑自行车甚至步行前往。会上，代表们听报告、记笔记、做汇报、表态度，一点轻松不得。

    为此，当年有些干部常把开会当作负担，不愿参加。可玉兰却总是坚决服从领导上的安排，叫到哪儿开会，就到哪儿开会。而且，不管路有多远，交通条件是否方便，她总是风雨无阻，及时赶到。到了会上，她遵守纪律、做好笔记、积极发言，从而常常成为会上的活跃分子，曾多次担任参加省、地、县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或代表与会者上主席台表态发言。

1958年11月,出席山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农业先进单位和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临清县代表在一起合影留念。前排自左至右为：吕玉兰，殷瑞征，县委副书记张继臣，县委书记张镜湖，县长赵仲升。

    如今在临西县，还流传着玉兰“赤脚开会”的故事。

    那年夏天，她正和社员们一块压绿肥，忽然接到了区委的紧急通知，让她马上到县上开会。她来到家里，没顾上换衣服，就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路上，她那双旧布鞋子，鞋帮鞋底分了家，实在不能穿了，就索性光着脚走。

    在县委礼堂门口，警卫人员挡住了她：“你找谁？”

    玉兰回答：“俺是来参加会议的。”

    警卫人员看了看她，只见她头发乱蓬蓬的，身上沾着许多泥点子，卷着裤腿，脚上还带着泥巴，有些不信，又问：“你带介绍信了吗？”

    “俺接到区委的通知就来了，什么也没带。”

    “没有信，不让进。”

    玉兰正要再作解释，刚巧有位在会场工作的同志从礼堂里走出来。他看见玉兰，就说：“你怎么才来？就缺你这一名代表了！”

    这时，警卫人员才知道，原来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就是远近闻名的最年轻的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吕玉兰。

    “‘大跃进’年代，玉兰还当过‘红专大学’的校长呢！”当年的先锋人民公社（下堡寺公社一度改为此名）党委书记孙鸿恩，还向我谈到了玉兰在“大跃进”年代创办公社“红专大学”的事。那时，全国各地放出的粮棉高产“卫星”频频上天，而先锋公社的产量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同时也受到全国各地大办红专大学的启示。于是公社常委决定，抽调一批由年轻人组成的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探索高产的路子，让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使之成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1958年10月，由公社书记孙鸿恩兼任校长、玉兰任副校长和团支书的“红专大学”，在西高尔庄村——新设立的“高产庄”，正式成立了。

    在玉兰的笔记本上，这样记录着她当年对“红专大学”的计划：“600亩耕地，100人。一、种麦子300亩；二、冬季深翻土地300亩；三、建养猪场一个；四、大胆技术革新，冬季搞温室，马上行动；当前突击拾花、刨地瓜……”

    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玉兰留下来的一份当年“红专大学”的“花名册”，上面登记着每个人每天的出勤情况。据孙鸿恩等一些老同志介绍，当时玉兰领着这批知识青年，在旷野沙荒上白手起家，实行边学边建，边干边创，自己修建起了宿舍、教室、厨房、温室、猪场，人员按连、排、班组织，过着一种军事化和集体化的生活。学生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如深翻土地、积肥运肥、修建房屋等，劳动强度很大。第二年春天，由于全国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所大学就停办了。

    在那一段时期，玉兰是不是也有头脑发热的情况？或者说，在那样的一个“共产风”、“浮夸风”等不时泛起的年代，玉兰会不会也受些影响？

    孙鸿恩十分肯定地回答：“在我的印象中，她没有说过什么假话、空话。当然，在那种时候，说过一两句过头话，是免不了的。比如，有一次她代表由姑娘和青年妇女组成的‘突击队’，在公社党委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说，‘粮食亩产不过千斤，俺们坚决不结婚’ 。下来我就给她提意见，这样说实际上很难做到，后来她很快就改了，再说就只说她自个儿了。玉兰没有受多大影响，因为她是一个讲实际、说实话、重实干、办实事的人。”

    面对当年这种“全面跃进”的形势，玉兰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由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玉兰又多次被评为社、县、地、省的农业劳动模范和青年、妇女先进积极分子。1958年5月，玉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标志着她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9年春天，她还荣获了全国“三八”妇女红旗手的称号。

    如今，当我捧着玉兰的“入党志愿书”，联想到她之所以扑下身子“为社会主义打乾坤”，原来正如她亲手在这份志愿书中所写的，早就定下了“带领广大群众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宏伟志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