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天,编辑部在莱北茶业区的船厂村。当时,泰山军分区教导队在那儿学习、休整。编辑部宫达非主任从泰北回来,告诉一个让我吃惊的消息,说我老婆王庆芬在我刚离开泰北不久就找来了,要同我一起参加抗日,是我母亲送她来的。当地党组织考虑到编辑部跟地委无固定的驻地,一个女孩子去了也不好安排,只好暂时安排她在泰北马踏乡做妇救会工作。没想到她工作非常出色,时间不长就成了妇救会会长,发动群众做军鞋,破除封建迷信,站岗放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反扫荡。当我得知这些后非常激动,这使我重新认识了王庆芬——一个几乎被我遗忘的人,为了追随丈夫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毅然走上了与丈夫相同的抗日道路,并很快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成为一名优秀的抗日战士。于是我连夜写了一首表达对她爱慕之情的诗,托战时邮局送报的同志捎去泰北:
春风捎去一片云彩,那是我对你深深的爱 天边飘来一片云彩,我知道那是你对我的情怀 为了我你远离家园,为了抗战你洗涤尘埃 我爱你——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我爱你——夫唱妇随谱写的精彩 抗日的战火中你照顾好自己 艰苦的岁月里你舒展开心怀 待到我们相见的时侯,我要对你真诚的表白 等到小鬼子败亡之日,我定为你献上灿烂的花海
自此之后,我俩便书信往来,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她告诉我如何和姐妹们一道破除封建包办婚姻,如何把地主家受尽折磨的童养媳解救出来,如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现在也已经是党的人了……。她一定不会让我失望,要与我在抗日的道路上比翼双飞。
那是1942年10月18日,吉山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幸存下来的人员,在地委宣传部长高启云的带领下,辗转来到上王庄的《泰山时报》印刷厂,与地委刘莱夫副书记带领的幸存人员会合。房东范金明为我们杀羊接风压惊。在排队领取羊肉、羊汤时,发现在我前面有一位女同志,她尽管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男人衣服,但我还是感觉得出来。我忍不住问她:“女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她说:“俺从泰北来,来找一个人,可他可能已经牺牲了。”说着说着抽泣起来。我一听口音像是兖州人,声音像是在哪听过,急忙问:“你找谁啊?”“找俺丈夫。”“你丈夫是谁?”“俺丈夫叫方正。”“我就是方正啊!”她抬起头仔细打量我,惊喜的神色瞬间布满了她的脸,“你真是方正,你还活着!我可找到你了。”她猛地扑到我的怀里呜呜地大哭起来,根本没把周围的同志当回事。
回到范家的住处,她把这次来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给我听……
原来,1942年10月初,日伪军对泰北地区进行拉网式扫荡。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同志躲进了徂徕山东北的大山里。在慌忙撤退时,为了引开一队伪军对姐妹们地追击,她开枪向敌人射击,然后一个人向东北方跑去。敌人随之追来,仗着对当地地形熟悉,在树木的掩护下爬上一个小山梁,把仅有的一枚手榴弹扔向敌人,乘机翻山而去。她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地,天黑了下来。她想到莱北找我,以前从战时邮递员那里得知我在莱北茶业区一带,可又不知道具体位置,只好顺着泰山山脉向东走。第二天傍晚,在一座大山的前怀里遇到一户人家,她向前借宿。户主是位五十多岁的庄稼汉,她说她是逃荒来的,到莱北茶业区寻找亲人。那大伯是个热心人,让大娘做饭给她吃。第二天天不亮她便起身起程,大伯把儿子的一身旧衣服塞到她手里说:“你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这大山里跑,碰到坏人可就危险了。你穿上这身旧男装,把脸上抹上些灰,兵荒马乱的也只能这样了。俺这里是大王庄地界,茶业区在东北边……”。对大伯的热心帮助,她非常感激,只有流着泪给老人磕个头起身离去。
她沿着泰莱山脉和泰莱平原接壤的丘陵东行,天黑前被南北走向的大山挡住了。一打听是和庄地界,茶业在正北,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到。她乞讨了四五家,总算吃了个半饱。在一户老人家借宿一夜,天未拂晓便启程上路。这一带根本没有路,只有朝着北方扯荆拔棘,翻山越岭,眼看太阳又要西斜,就发现山下树林掩映中隐约可见一个不大的村落,她加快了步伐。突然间,两条狼狗模样的家伙,伸着长舌,半蹲在地上挡住了去路。她很快意识到是碰到狼了,因为这两个青灰色的家伙与在兖州城见到的日本狼狗不一样。她迅速从怀里掏出驳壳枪朝天放了一枪,两只狼听到“砰”的一声,很不情愿地慢慢离去。她急忙向山下跑去。正跑着,前面树林里突然冒出五六个人来,端着枪围住她齐声喊道:“别动,把枪放下!”她见是民兵模样的人,心想可能是枪声惊动了他们,便把枪扔了过去,跟着来人进了村。
来到村头一个场院屋里,几个人开始轮番审讯,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沉稳老练,大家都称呼他“李队长”。他连续问了几个问题,王庆芬都如实回答,她说:“虽然我老家远在兖州,可我在泰北参加抗日工作已经一年多了。我丈夫就在茶业区参加抗日。这次泰北抗日组织遭受破坏,我只好来找我丈夫。”李队长说:“这个村是茶业区的上宅科村。我姓李,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你丈夫是哪支部队的?”“我丈夫名叫方正,是《泰山时报》的记者。”李队长听了惊喜地说:“我认识方正老师,他来俺村采访过民兵锄奸的事,还给各村的民兵队长上过《论持久战》的课。最近泰山军分区教导队驻扎在刘白杨村,报社编辑部是否驻扎在那还不一定。你这样找很危险,容易被当做敌特人员抓起来。我看这样,天不早了,你在俺家住上一晚,我现在就去打听方正老师的下落。”
李队长晚上回来了,他说:“俺先去了一趟上王庄村,印刷厂的人说编辑部跟随地委机关在刘白杨村。明天俺就送你到刘白杨。”
第二天天刚亮,李队长刚打算送王庆芬去刘白杨,就见两名民兵急匆匆跑来报告:“队长,咱村的北山和东山发现好多鬼子和伪军,满山遍野都是。”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李队长大吃一惊,他对两名民兵说:“你俩领着这位姑娘到南坡的堰屋里躲一躲,我去组织疏散群众。”
李队长发现鬼子根本没有进村的意思,每一队都快速向西跑去。还没等群众疏散完,就听见村西枪炮声大作。听动静好像不止一处,大约从村西的桑科村到十里处的吉山村,到处都有激烈的枪炮声。尤其是机关枪的“哒哒”声传得很远。
李队长紧急集合民兵打探情况,他率领十几个人到达南坡峪,找到王庆芬她们,王庆芬正在和民兵疏散隐蔽群众。此时一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泰山军分区教导队被敌人包围在了吉山峪,到处都是日伪军。区联防队派人来通知各村,要保护好群众,防备敌人烧杀各村。”李队长安排部分民兵将群众转移到南山峡谷的树林中,自己带领十几个人去支援教导队。王庆芬也拔枪跟随。李队长说:“你还是跟随群众转移吧,事后我再带你去找方正老师。”王庆芬边走边说:“放心吧李队长,我大小也参加过几次战斗,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他们刚到桑科村西,发现大批日伪军继续向西压缩,战场逐渐缩小……。他们顾不了许多,慌忙从敌人背后开枪。敌人好像知道背后开枪的是小股民兵武装。只分出二十几个伪军调头应对,其余大部队继续西赶。于是十几个民兵与二十几个伪军在桑科村西的河滩上展开激战。不一会,民兵的子弹便打光了,李队长只好命令撤向东南峪,伪军穷追而来。爬上一个小山坡,李队长命令副队长带领大部分民兵撤退,自己和另外两名民兵留下来阻击敌人。王庆芬坚决要求留下来,李队长大声对副队长他们说:“你们几个把她抬走,她是方正的夫人,你们一定要完整地把她交给方老师。”王庆芬把枪顶在胸口说:“我也是抗日战士,你们这样做不公平。我意已决,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李队长无奈,只好同意。这时敌人已经爬上山来,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李队长猛地把王庆芬推到在地,自己也随之倒了下来。另两名民兵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轰轰”两声炸倒了五六个,伪军一看害怕了,掉头向山下跑去。王庆芬看见李队长倒在地上没有起来,赶忙上前去扶,却发现鲜血从李队长的后背涌出。她急忙用手按住枪眼。李队长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没用了,也没帮你见到方老师,要…要靠你自己了,教导队和地委遭敌包围,凶多吉少……战后去上王庄的印刷厂打听,或许能找到……”。说着他头一歪,在王庆芬的怀里闭上了眼睛。王庆芬痛哭失声,她对两名民兵说:“李队长交给两位了,请把他好好安葬,抽空俺来看他。我现在要去战场看看,也不知方正他们怎么样了。”说完她顺着南山坡向西而去,借着树木的掩护,她来到了吉山村的南山上,南山北面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时,枪声渐渐停了下来,敌人在每一条山沟里搜索着。吉山村西南的河滩周围横七竖八躺满了八路军教导队和日伪军的尸体,河水全被染红了……。看样子,军分区教导队和地委机关的人……她不敢往下想,她祈愿着我能活下来,敌人还在搜山,她只好往南翻过山梁躲了起来。等到天快黑时,敌人已经全部撤走。她下山打探情况,当地的群众正在搜寻幸存者,将还有一口气的八路军指战员抬回家救治。王庆芬在死人堆里寻找是否有方正,但哪里还分得清。天完全黑了下来,她只好向群众打听上王庄的位置,随即向上王庄而来,来到上王庄打听到印刷厂的住址。经理部主任燕益明接待了她。她向燕主任说明自己是从泰北来找方正的,并说明来上王庄是上宅科村的李队长告诉的,李队长为了掩护她牺牲了。燕主任说:“编辑部跟随地委机关行动,据探大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人生还现在还一概不知。我先安排你住下,一切等明天再说。”燕主任派人带她来到村东一户姓王的人家。她一夜没睡,脑海中总是闪现吉山村周围的场面。就这样以泪洗面到天亮,心灰意冷无心出门,直到燕主任派人来叫她吃饭。
燕主任无意间的疏忽如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后半夜我们来时也没把王庆芬来的事告诉我,才有了吃羊肉时的场景……
后来,王庆芬被安排在茶业区妇救会工作,并很快以出色的表现担当起妇救会会长的重任。她大胆泼辣的性格,积极玩命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当代的“花木兰”。
那时,由于工作性质不同,王庆芬常住在上王庄的老范家,而我则随着编辑部在下法山、中法山、上法山、卧铺村一带活动,十天半月才能抽空回上王庄与庆芬相聚。
吉山战斗后的一天,我和王庆芬去了一趟上宅科村,来到村东北的山上。朝阳的山坡上一座新起的坟茔是那么醒目,墓碑上清晰地写着:抗日烈士李常才之墓。王庆芬趴在坟上放声痛哭……。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每逢清明都来为李常才扫墓。
方正和王庆芬住过的范家西屋
《泰山时报》印刷厂在范金明家的旧址
难忘上王庄
吉山战斗前,《泰山时报》编辑部人员主要跟随泰山地委活动。编辑誊刻好的稿件由经理部武装人员接送到印刷厂。我曾经跟随护送人员去过几次上王庄的印刷厂,也去过几次设在雪野区的小篓村印刷厂。
吉山战斗时,当我们善后人员在地委高启云部长带领下,离开刘白杨村到达高白杨村东时,吉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听阵势敌人是有备而来……。报社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的同志都是非战斗人员,为了保护电台和编辑部机关,高启云毅然决定改变行军路线,从凤凰山下的曼里村穿插至法山峪,爬上吉山北面的潘家崖村。这时,枪声逐渐停了下来。我们都急着下山去看看,但高部长认为下山去无济于事,还是保护电台和编辑部要紧。在不停的转移中,我们来到了坐落在悬崖边上的逯家岭村,又登上了卧铺村东面的摩云岭。站在摩云岭上,已经看到博山城的电灯亮了。高部长说:“不知道上王庄的印刷厂怎么样了,我们到那里看看情况吧。”于是,一行十几人摸黑下山来到上王庄,幸好印刷厂完好无损。印刷厂的邹明主任和经理部的燕益明主任与上王庄群众一起为我们做饭。后半夜,又来了一拨十几人,是地委副书记刘莱夫带领的从吉山战场突围出来的,他们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个个垂头丧气……
印刷厂设在村西靠山根的一户较富裕的人家。户主范金明,一个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精明能干、热情豪爽的庄稼汉。他妻子王氏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和善人。他的儿子范玉瑞,才十三岁,已是一个跟父亲下坡种地的好把式了。印报的石印机就设在他家南屋的二层楼上,叫二层楼,其实是用青石垒砌的摞屋子,每层不过二十平米。因为没有楼梯,上下要靠木梯。当工作人员工作时,将木梯抽掉藏在一旁,不大的门口用石板挡住,一般情况下不易被人察觉。
这天晚上,我们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就挤在范金明家的西屋里。西屋借山势建在离天井高两米的石台上,进出要登十几级石阶,也很有住在二层的感觉。朝西的后墙有一个小暗门,平时用木橱挡着,如发生意外,可从此门直接进入西山。
第二天,范金明把自家的一只大山羊杀了,在附近的山坡地里架起大锅煮熟了,说是为同志们压压惊……,刘莱夫书记召集大家凑钱给范金明,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要,他说:“这样太见外了,为了打鬼子,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他们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抗战,撇家舍业,我连一只羊也搭不上吗?”同志们只好排队领羊肉羊汤……
就在这一天,我夫人王庆芬从泰北来到了上王庄,组织上决定,把范金明家的西屋暂时给我二人住,其他同志分散到周围农家。
一天后,刘莱夫、高启云等地委领导奉命与廖荣标司令员会合,重新组建泰山地委,廖荣标兼任军分区政委并主持地委工作。从此,地委跟随军分区主力活动在莱北与章丘、淄博交界的山区。茶业区全境成为这个活动区域的中心地带。很长一段时间,报纸的印刷任务主要放在了上王庄村。为了方便印刷,编辑部不再与地委绑在一起,而是在上王庄村周围的下法山、中法山、上法山、卧铺、潘家崖村随机流动,而我隔十天半月回上王庄与王庆芬相聚。
十一月的一天,编辑部、经理部、印刷部在上王庄的印刷厂召开会议,报社代理总负责人宫达非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王庄村党支部的三名同志,茶业区抗联队长——爆炸大王李念林,副大队长——刘白杨村抗青队长刘俊林,范金明作为党员特邀参会。宫达非说:“印刷厂落在这里已经两年多了,虽然在当地党组织、民兵、群众的全力保护下,没遭受任何损失,但我们不能存侥幸心理,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研究、商讨一个稳妥的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几种方案,但都不太理想。范金明说:“我有个设想,请同志们琢磨。村西北有条柿子沟,离这里不足三里地,沟里是我家的几亩地。前几年为了种地方便,在靠北山崖的地方盖了两间石屋子。柿子沟沟深路险,三面悬崖连接成怀抱一般,只有沟口一条小路可通,因为沟里没有别人家的地,所以很少有人进去。我们把石印机安放在那里,经理部还住在俺家,编辑部又不在这里,这样分离目标就小多了。一旦鬼子进了村也很难找到石印机,工作人员可轻装进山躲避。”大家一听这个办法好,都纷纷表示赞同。
当天夜里,民兵联防队的二十几名人员帮助我们把石印机抬到了柿子沟的石屋里。石屋的西侧一股清泉从石缝里流出。我不得不佩服范金明的精明。从此我们便经常在夜里来到这仙境般的柿子沟。
范金明安排儿子小玉瑞赶着自家的羊群在柿子沟的出口周围放牧。表面是放羊,实际是放哨,防止任何陌生人进入柿子沟。茶业区联防队和上王庄村里的民兵也积极配合,在柿子沟周围放哨和巡逻。
194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下王庄村一位姓蔡的放羊娃撵着羊群来到柿子沟口。小玉瑞截住了他说:“柿子沟是俺家的,谁都不能进去。”那孩子也不是个赖茬,硬赶着羊群进沟,还一边大骂:“是你家几辈祖宗过下的?你霸占下就成了你家的,这和土匪恶霸有啥差头?”玉瑞一看急了,从两米多高的石堰上跳下来,二人扭打成一团,直到都筋疲力尽,坐地喘息。玉瑞手捂着被抓破的脸说:“你打伤了我,回家让俺爹找你爹赔粮食去。”那娃一看玉瑞脸上的血从指甲缝里留下来,害怕了,起身赶着羊群去了西南峪。
我妻子王庆芬的到来,为范金明大哥增添了不少麻烦。她是一个不愿安静的人,刚来就要求组织上安排工作,经报社和茶业区党组织商议,还是让她继续做区妇救会工作,这是她在泰北时熟悉的工作。于是,她以全部身心投入到发动妇女、宣传抗日、服务抗日的工作中去。
如今已85岁的范玉瑞
这年春末的一天,突降大雨。下午王庆芬回到住处时已经在雨中浸泡了三个多小时,晚上开始发高烧,捂上两层被子还直喊冷。挨到天亮,整个人烧得糊里糊涂。我忙找来范金明,他跟父亲学过多年中医,给部队好多指战员治过病。他搭脉诊试一下说:“弟妹这是寒湿入里,搅动心脉,这不是普通的感冒。这种病首先受损伤的是脾胃,等一会就可能出现上吐下泻。往常用生姜、胡椒等发汗排出寒湿之气就没事了。但这次要用扶正袪寒之方:藿香、苏叶、苍术、陈皮、厚朴、白芷、茯苓、半夏、甘草。这些药以温热散寒、扶中理气为主,其中藿香、苏叶、茯苓、陈皮我手中已经没有了。”他想了想说:“我让你大嫂熬一碗姜汤让庆芬喝下去,我去一趟明水城把药抓齐,顺便捎一些常用药来。明水顺济堂的店主是我的老朋友。走近路翻过偏草岭来回也就七十多里,估计有两三个时辰就回来了。我走后,方老弟要不断按摩庆芬的风池、凤府、足三里三穴。”说着他把三穴的位置指给我看,并示范按揉的动作。
范大哥走后,庆芬就开始呕吐,接着拉肚子,前后折腾了一个时辰。下午1点多,范大哥满头大汗的回来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但他顾不得擦把汗,赶紧配好药放进大嫂早已准备好的砂锅里。一个小时后,药煎好了,庆芬喝下满满两大碗,不一会身上开始发汗,出会儿汗再喝一碗药渣熬的汤。到了晚上,庆芬说浑身象卸了重担,舒服多了。范大哥说:“明天就不要紧了,要注意别再受凉,更不能淋雨,要多喝开水。”
望着庆芬恢复了精神,看着范大哥疲惫的样子,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范大哥,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大部分的住房,柿子沟的石屋和土地,平时吃的用的,还有用来做掩护的羊群,这两年,你没有卖一只,隔三差五就给我们宰一只改善生活。更可贵的是你一家为抗战付出了全部精力,不顾一切可能带来危及生命安全的后果。范大哥,你是我们八路军的恩人,是千万淳朴善良、勇敢执着老区人民的代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就这样,我夫妻二人住在范大哥的西屋里,一住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来,已记不清吃了范大哥多少顿饭,记不清烧了范大哥多少柴,记不清有多少次范大哥为保护印刷厂和经理部、编辑部人员而与死神擦肩而过……
1978年,我与夫人重回上王庄。二层石楼未动,西屋未变,但范大哥人已仙去。睹物思人,无限怅然,人世沧桑,岁月流光……
当年的小玉瑞已是50多岁的人了。尽管风吹日晒,繁重的劳作使他看上去有些显老,但身体还算健壮。谈起当年的趣事,引起一阵哈哈大笑……。柿子沟的石屋还在,石泉依旧清凛。玉瑞说那是他常去的地方,只有到了那儿,才可以静静地回忆起当年的石印机和那些可亲可敬的叔叔们的面孔。
1994年,我与夫人再一次踏上茶业老房东们的这片热土,想起那些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区人民,我无以回报,将一万元钱和240套历史书册捐献给汪洋中学,那是汪洋等烈士们牺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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