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藏族青年踊跃参军,人民深情怀念红军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在漫漫的红色征途上,红军一边行军打仗,一边以有力的宣传文化工作播撒革命的火种。其中,标语口号是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宣传手段,也是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用简编、快捷的形势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
红军长期转战使各部队减员较多,急需补充兵员。随着藏族人民与红军的接触,以及对红军的了解,一些藏族青年觉悟提高很快。红军在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广泛开展了补充兵员的工作,在藏区张贴了“参加红军十大好处”,“欢迎工农与番人加入红军!”,“成立番人红军”,“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和文告。此外,还有大量的红军标语:
“我打草鞋送红军,北上抗日打敌人”。
老乡们 回家来卖东西给红军——(红一军团在毛尔盖地区用汉藏文字书写的标语)
番夷羌回各成立自己的政府,由番夷羌回各民族中的劳苦大众掌管政权,永不受汉族发财人的压迫——理县下孟乡 穷人自动参加红军!拖起枪来打发财人!组织洗衣队慰问队去慰劳红军!——若尔盖县 在苏维埃政权下穷人不缴一文税——广元 拥护工农红军——金川县沙尔镇 胡宗南想来烧尽番民寨子 杀尽番民兄弟——黑水县瓦钵梁子
苏维埃和民族自治政权的干部和积极份子首先带头报名参加红军,准备为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做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现属阿坝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人数约在5千人以上。金川县有1000余藏汉民族参军;理县有380余人,其中藏族185人;马尔康县的党坝一带,仅少年参军就有72人;丹巴县有300余人;绥靖有700余人参加红军。
在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中有的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成长为党在藏族中培养最早的一批先进份子。例如,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同志,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扎喜旺徐同志,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州长的沙纳同志,任中央民委副司长的孟特尔同志等,都是在川西北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他们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亲眼目睹了红军待人和气、纪律严明、官兵平等,认定红军的道路才是民族解放的唯一之路,于是自愿投军,在革命征途中经受了锻炼抵达陕北,成为最早投身党的事业的一批藏族革命的先驱者。
红军北上后,黑暗又笼罩大地,反动势力对人民进行疯狂的迫害和屠杀。仅甘孜县参加过波巴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有40余人被害。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藏族人民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思念。
1935年后在藏区形成和流传着一首首怀念红军的歌谣。例如巴塘藏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其歌词为:我们家乡在柳树林中,看到柳树发绿就想起我的家乡。我的朋友贺龙象太阳,看见了太阳就想起了贺龙。藏族人民保护和珍藏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以寄托对红军的真挚感情。被藏族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不胜枚举,其中最珍贵的有“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章,红军印发和刻制的各类传单、文告、标语,红军后勤工厂生产的钱币、衣帽,红军赠给喇嘛寺的锦旗,以及红军用过的军号、大刀、马灯、枪支等。红军在藏区的活动鼓舞了藏族人民,同样红军留下的遗物、标语、传单、文告也增强了人民相信红军将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
红军在藏区辗转达一年半之久,人员众多,粮食供给的确十分困难。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仅在川西北先后停留的16个月中,获得当地藏羌回等各族人民支援的牲畜总数约20多万头,粮食达1000多万斤,同时,还筹集到一大批皮、盐、麻等生活物资。我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藏族人民给以红军大力支援,使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困和“经济封锁”,越过了雪山草地。
据不完全统计,赤区内每天出动强壮劳动力在 5 万人(次)以上;支援红军粮食在 3000万斤(含北川县以及解放后划入北川等地区 和今丹巴县境在内)以上,各类牲畜20多万头。参加红军主力部队人数5000余人。主要是参加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时,大多编入右纵队,三大主力会师后,多在红五军随董振堂军长西征,高台战斗中牺牲较大。参加其它红军部队的又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全国解放,属于阿坝州籍藏、羌各族红军尚且健在者,仅有 50 余名,占当时参加红军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
在中国革命处于危难时刻、紧要关头,为支援红军夺取北上抗日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川西北藏、羌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作出了难能可贵的不朽贡献。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和全国解放后,曾对此有过多次讲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期,藏羌人民的革命斗争业绩。他以极富特点、非常形象、生动的简练言词,高度概括的赞喻称之为“牦牛革命”。还曾一再表示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民债的,欠了债是要偿还的”。
藏族人民在中国革命最艰苦和困难的时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亦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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