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红军长征是党史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红军长征期间特别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献资料及现存的革命遗迹，并借鉴吸收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的有关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考证。分析了红军长征中对宣传工作的重视、结合各种形式的标语、歌谣、布告以及大量实际行动的证明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彩，同时分析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客观上宣传和扩大了红军，振奋了军心，鼓舞了士气。笔者希望能以此研究丰富和开拓长征史研究的领域，并对今天我们党新时期的宣传工作提供帮助和借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之后,及红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经过一年的时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在条件极其艰苦的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红军将领、指挥员仍把宣传工作作为增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武器,通过出版报刊、开会演讲、座谈走访、张贴布告、印发传单、书写标语、宣传队演出等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使沿途的群众深入了解、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和红军,为胜利完成伟大的长征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红军 长征 宣传工作

    正文：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只有完成这个宣传任务，才可以达到红军的总任务，那就是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所以，舆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要务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了长征本身及长征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那么，红军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扩大其影响呢？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宣传。本文试就红军领袖、将领在长征中的宣传工作的有关方面作一探讨和考证。

    红军高度重视宣传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一片肃杀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始称“中国工农革命军”），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长征期间，红军远离根据地，缺乏稳定的后勤保障，并且所经过的地方多偏僻落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困难，而且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动蛊惑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形象也存在各种谣传，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非常重视通过宣传来教育群众。

    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充满疑惑的群众，为了实现共产党的目标，展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形象，毛泽东及其领导人将宣传工作视为重中之重，作为中心任务来对待。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宣传工作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的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 ,若忽视了这个工作 , 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早期红军的宣传功能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

    1929年7月27日，我党我军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办第一份军报《浪花》报，由红四军政治部主办。由于红四军连续转战、敌情险恶等原因，该报创刊后很快停办。此后，红三军政治部于1930年7月29日在长沙又创办了《红军日报》，该报也仅仅出版发行6期，发行到同年8月4日停办。

    《战士》报由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1930年夏诞生于井冈山。创刊初期，由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际春兼任主编。四开2版，手刻油印，发到所属部队的连和相当于连的基层单位。1930年11月，创刊不久的《战士》报出版一期战斗捷报，及时报道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红军消灭国民党军四个团，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政治部改用“坚政治部”名义（红一军团政治部代号），继续出版《战士》报。长征途中，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前有各省军阀部队堵击，后有国民党追兵，战斗异常频繁，《战士》报仍坚持出版。1935年5月24日晚，红一军团线头部队红一团，占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该团二连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和敌军阻击，强行渡过大渡河。5月26日，《战士》报出版第184期，用《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的大字标题（注：这里“牲部”指红一团），报道了“牲部”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5月30日，《战士》报出版第186期，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猛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的大标题下，刊登了《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详细报道了“牲部”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5名特等射手的事迹，“勇部”田湾大捷及夺取天险泸定桥等典型事迹。

    从1935年5月26日起至12月30日，共7个月零4天时间，《战士》报出版23期，平均每10天出版一期。其中，第186期《战士》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报纸，对研究我党我军的报刊历史和传统经验，是一笔珍贵的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期间出版的第206期《战士》报。在这期报纸中，刊登了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写的长篇政论文章《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徐庶了1935年的战斗历程。文中写道：“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省，360余天，行程二万五千里。这一年，我们击溃了十几个省的数十万白军、民团、土匪与反动武装的阻截与围攻。这一年，我们占领了大小54座城市，筹款近百万元，扩军4000多名，建立了数百处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武装了革命群众……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苦的远征！”。文中还说：“一年过去了，我们流出的汗水和鲜血，将在广大南中国与西北的土地上，盛开繁荣的苏维埃之花”。

    老红军萧锋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期报纸的影响：“朱瑞主任的文章，确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团几个领导研究后，决定由政治处通知各营、连队，认真学习座谈”。从中，映射出《战士》报新闻宣传的针对性、政论性和时效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大道陕北，胜利结束长征。红一军团政治部继续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名义出版《战士》报。抗日战争时期，红一军团改变为八路军第115师，《战士》报改为115师机关报。1939年1月，朱德总司令为《战士》报题写了报名。期间，该报记录了“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篇章。

    《战士》报，作为红军时期诞生的占地报纸，走过了不平凡岁月，见证了这支从雪山草地走出的红军部队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战斗历程。它所凝聚的红军精神将永铸中国革命的征程。

    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是我军创建后创办发行的一份级别最高、发行时间最长（近四年）、影响最大的军报，是中革军委创办的最早的机关报。《红星》报在近四年的发行期间，充分发挥军报对军队建设的指导作用和服务作用，对红军重要军事作战、思想政治建设、部队文化建设等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1934年初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共有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发行数达四、五万份，《青年实话》发型28000份，《斗争》27100份，《红星》17300份。此外，《战斗》、《火国》、《猛进》、《苏区工人》、《少年先锋》、《红色江西》等，发行数都在3400份到7000份。

    当时，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对敌军事作战。为此，《红星》报每期采用大量篇幅报道红军的军事作战。1934年3月4日，该报发表红一军团某部指挥员彭加仑发自前线的报道《三岬嶂上的英雄》。为配合这篇报道，宣传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主编邓小平又约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该报写了题目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的社论，进一步送样了红一军团一团官兵的英雄气概。这期《红星》报发到前线后，及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的革命斗志。

    长征中，红军于1935年1月日至3日突破乌江天险。1月15日，《红星》报出版长征专号，对红军突破乌江天险战斗做出三个层面的纵深报道：第一个层面是在《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详细报道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第二个层面是总结这次战斗的三点成功经验；第三个层面是刊登出《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的名单（共计20余人）。当时，中革军委发给乌江战斗英雄的奖品是，三连连长毛正华获得红星奖章一枚，其余每人奖励军衣一套。

    在服务红军完成军事作战这个中心任务办报过程中，《红星》报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持正确的政治舆论导向，最早对遵义会议精神作出间接的传达和拥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红星》报还不可能立即公开、直接宣传报道遵义会议精神，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但是，2月19日，《红星》报却巧妙地借助刊登题目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的文件，以间接方式最早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在党和红军报纸上最早对遵义会议精神作出的宣传报道和拥护支持。

    红四方面军也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红四方面军设有总政治部，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随总部进驻于四川通江县城。至1935年春，这里成为方面军及川陕苏区最高政治机关，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在此办公、召开会议。总政治部围绕军事斗争，开展政治、群众工作，配合部队瓦解敌军和发动群众。还负责政治宣传的组织领导，制订宣传大纲，编写干部培训教材，开办学校，培训苏区干部，布置宣传任务，办报纸、书（刻）标语。同时还协助地方党政的政治宣传、政权建设等工作，为红军及川陕苏区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川陕苏区一直处于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如何把苏区人民发动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来，党的宣传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当时川陕省委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把党的宣传工作抓得特别紧，并制定了不少措施，最重要的就是要求苏区全体党员干部在做一切工作的时候，宣传工作要打先锋，红军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到达哪里。那时，党和红军的各级宣传部门都能因地制宜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比如，发布告、开展读书、讲演、谈心、演戏、唱歌、办刊物、办报纸等。

    此外，红军还成立专门的宣传队来扩大和深入宣传。当时，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专门成立组建了一支有20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所经之地的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有名的红军石刻。据调查，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4000多条。红军为苏区留下的众多石刻标语，产生于恶劣的战争环境之中，植根于苏区人民心中，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苏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在红四方面军，有三个做宣传工作的红军值得一提：

    一是负责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刘瑞龙。刘瑞龙(注：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父亲)，江苏省南通市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通特别支部书记，通城区委和县委书记，通（南通）海（海门）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徐海蚌地区巡视员、省委农委书记兼军委委员等职。1933年奉调到川陕苏区，先后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红四方面军入川及刘瑞龙主持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为苏区宣传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宣传工作领域,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受众认知能力的分析,这也在刘瑞龙主持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群众路线观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起步于早期革命工作,最终成型于抗战时期,而苏区的宣传实践经历,是中共群众路线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刘瑞龙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有力地推进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建设.以他为代表的中共地方领导人,其革命实践工作,对于党的群众路线的最终成型,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刘瑞龙的领导下,川陕省委宣传部紧密结合苏区当时的各项中心工作,利用当地的特殊自然条件,并结合受众的认知水平,采取了卓有成效的举措,使苏区的宣传工作成为中国苏区史上的一大亮点。

    二是沈泽民妻子张琴秋。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显得英姿飒爽。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年仅27岁的女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张琴秋组织宣传队时，亲自教姑娘们跳苏联 海军舞、乌克兰舞。后来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她又组建了四方面军剧团，给大都是童养媳出身的演员们上文化课，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 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

    三是女红军宣传员王新兰。红军长征时，在姐（15岁的红军战士王新国）的鼓励下，9岁的王新兰报名参加红军，11岁随军长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和姐姐一起被安排在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作为宣传队，他们经常要比大部队提前两三个小时出发，为的就是要设立宣传鼓动棚。所谓“鼓动棚”，没有棚子，通天的，那就叫宣传鼓动棚。那时候宣传队20多人分好几个组，离这么一段距离一个鼓动棚，离这么一段距离一个鼓动棚，在那里打竹板，说快板，鼓舞战士的勇气，鼓舞大家的斗志，同志们加油干，谁英雄谁好汉，爬上雪山比比看，反正是随便乱编呗，当时就在路边讲，有时候就是唱歌，唱的都是鼓舞士气的歌。那些战士们看到我们那小的年纪在那里鼓励他们往前走，鼓励他们鼓起勇气往山上爬，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小红军王新兰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时期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

    红军的宣传大致分为三个层面，即内部宣传，鼓舞士兵斗志；对敌宣传，动摇瓦解敌军；社会宣传，唤醒劳苦大众。

    红军的宣传内容，主要包括军事宣传、政治宣传、群众宣传、文艺宣传、文化宣传。

    军事宣传，重点在于通过宣传，让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克服困难,敢于牺牲自己，鼓励红军“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红军才能克服一切困难,甚至在危机关头牺牲自己的生命,保证整个队伍的顺利前进。这样，才能粉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红军指战员尽快走出低落情绪长征开始后,如何扫除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低落情绪,如何使红军战士从固定区域的作战转变为适应长途跋涉的流动战争,成为党对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

    长征是一条充满着艰难险阻的道路,在物质匮乏、条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突围、远征军事行动。长征中舆论宣传工作伴随红军长征的始终。红军一路进行红色宣传鼓动,开辟红色宣传战场。无论是行军途中,休整时,还是战斗前后,红军的宣传鼓动活动一直活跃在部队中。同时,红军在驻扎一地时,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也开展的有声有色,党和红军的性质主张得到大范围的传播。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宣传上的胜利。

    红军长征宣传对象有这几类：沿途经过地方的村民、青壮年农民、地方军事武装、国民党俘虏。沿途经过地方的村民，因为成功的宣传，红军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所以粮食得到补充，道路有人热心带领。这保证了红军的生存及部分军事胜利。青壮年农民是红军征兵的对象，红军专门有负责“扩红”的负责人。倘若红军在长征路上，兵源得不到补充，长征能否顺利是个未知数。地方军事武装，包括地方军阀和少数民族武装。红军的宣传，让地方军阀让开了道路，让少数民族首领成了朋友。国民党俘虏，因为红军的宣传，要么参加红军；要么回家；要么回去当了红军的宣传员。

    沿途经过地方的村民，大部分是农民。红军的宣传语是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的宣传语为“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对地方军阀，如广东的陈济棠，宣传语为“不侵占广东地盘”。对彝族头领小叶丹，红军以朱德的名义发布告，布告是一段顺口溜。其中有几句是：“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时认为：处理彝人关系是顺利度过大渡河的关键，因此，特意派出一支红军宣传队跟随先遣队一起行动。对待国民党俘虏，则是宣传共产党对待俘虏政策。在会理战斗的时候，川军当中就流传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白军内，将校尉，阶级薪饷不同。当时守城的川军将领，只得将几十个放回来的红军俘虏全用马刀砍了。

    红军的宣传，是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下的胜利。当时红军只是在狭小的苏区，而国民党控制了大部分地区。地区内报纸、图书、人员都是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赤匪、杀人不眨眼”。

    红军长征期间，红军在路过的村庄和城市的墙壁上留下了很多标语和宣传画。这些标语口号大部分都通俗易懂。写这些标语的目的是说服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让农民反对军阀和地主，是从老百姓生活中最关心最实际的事情出发，而不是特别深奥的理想主义教育。比如“跟着红军有饭吃”、“打倒土豪分田地”。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来，这些标语和宣传画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宣传方式。

    长征宣传工作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会议、报纸、标语、歌曲、戏剧等手段，向战士不断宣传部队纪律，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红军“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任务，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了解红军，拥护红军。

    长征时期，红军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广泛地宣传群众，争取群众，瓦解敌人——

    一是标语口号。标语是红军最常用的方式。这些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讲演，使得每个农民如同都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标语有油印或石印小标语、手工书写标语、墙体标语、竹片标语等多种。红军过后，到处可以见到留下的标语口号。标语的内容包括宣传共产党性质、政策，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揭露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和土豪劣绅罪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化和争取敌军士兵。
“在川陕苏区最独具特色的宣传形式，就是利用你们那里山高石头多的资源优势，发动各地党组织，组织书写队、錾字队，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村民院落、街道周围、祠堂庙宇、坟园墓地等处的石崖、石墙、石碑、石柱、石坊、石门廊、石板壁上錾刻言简意赅、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乡土味浓的石刻标语。这些石刻标语不仅庄重、大方、醒目，而且坚固耐久，有许多至今完好无损。

    为了动员苏区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胜利粉碎敌人的数次猖狂进攻，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通江县城是苏区的首府，红四方面军总部、省委、省府的机关都驻在这里，行动早、动作快，红军总部、川陕省级机关，在县城内的石壁上、城墙上和崖石上刻了不少标语。通江县城对面壁山脚下崖石上有一幅“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大标语，那是红军解放通江后刻的第一幅标语。

    当时，常用的标语口号是：“列宁万岁！”、“争取苏维埃中国”、“武装拥护苏联”、“军民合作！”、“铲除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平分土地”、“赤化全川”、“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教育”、“实行共产主义”、“时时刻刻准备和敌人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专政”、“打倒帝国主义”、“活捉刘湘”等。人民看了这些标语，斗志倍增，敌人看了胆战心惊。石刻标语在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战胜敌人，保卫苏区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村的大崖上，有一幅全国最有名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单字高5.9米，宽4.9米，1980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已载入《中国名胜词典》。据当地的老红军讲，当年最先刻的是“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几个字。刘瑞龙同志到沙溪视察工作时发现这幅标语字太多，又太小，这么高一个崖，应该刻一幅大标语，就改成了“赤化全川”。

    二是张贴布告。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红军就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当时称为“夷”)族聚居区。由于历史上反动政府长期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致使彝族人疑忌汉族人,再加上语言不通,因此过彝族聚居区就是一个问题。中央决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为此,部队上下开展了一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对内:教育指战员了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风俗,严格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对外:发布告、贴标语,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根据中央的精神,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 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红军一路上不仅没有和彝民发生冲突,反而有不少彝族群众参加了红军。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布告诗”不仅是长征中惟一的布告,而且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词儿,是陆定一创造的,并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

    三是召开群众大会。部队所经之地，若时间达3-5天，必须在调查的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的内容是向群众宣传为什么要打倒地主、豪绅，主是怎么剥削贫下中农的，动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参军参战，建立政权的活动。红军进入遵义城第二天召开了行各业群众代表大会的情景。会上，红军散发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告工农劳苦大众》、《出路在哪里》等文件材料，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和十二条口号，布告宣布：“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等。“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那天，毛泽东、朱德、博古等领导人亲自登台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讲的全是工农翻身当家作主、分田分地、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红军、干人都是穷人”，深受贵州军阀王家烈之害的穷苦百姓聆听红军领袖讲话后，一下子就站在了红军一边，踊跃报名加入红军队伍。

    此外，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还相继发布了《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告回番民众》、《回民斗争纲领》、《共产党红军对番人主张》、《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红军到地约法十章》、《红军为保护喇嘛寺的布告》等等。

    四是印发传单、告示。红军到达遵义后，宣传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传单。这份传单形式上与其说是写给工农兵群众及一切劳苦大众的一封信，不如说是一篇战斗的谢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揭露的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的明白易懂，对工农的出路说得清清楚楚，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量。那时，真个遵义城沸腾了，各种欢迎活动、慰问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在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做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著名演讲，把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向了高潮。

    五是以身作则。红军官兵当初没有统一的军服，以衣袖上戴红袖章，脖子上挂红带子为标志。团、营、连、排甚至连班都有旗帜，行军路上，必高举红旗，展示军威。军旗中央有一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有锤头镰刀，代表工农。同时，红军还以严格纪律来展示自己的形象，如果群众不在家而吃了群众的米，就把钱放在米缸里，还写上说明和道歉信，以体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旧军队的区别。身教重于言教,红军的以身作则,令百姓信服。

    在四川甘孜藏区炉霍县，朱德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宿营地。翌日，朱德就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开始推广辨别野菜的相关知识，大家一起动手，一共找到60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整齐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粮食”。

    六是调查走访。每到一地，官兵必须做调查工作，了解当地情况。前委为此专门设置了调查表，连队要将调查情况每日汇总上报。在调查过程中，因势利导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

    七是组织演讲。利用行军或者宿营间隙组织演讲，开始是从班排干部分组出去宣传，后改成专业宣传队行动。每队打一面写上“宣传队”的小旗帜，拿着铁皮筒喇叭，有时敲锣打鼓到村头巷尾去演讲，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宣传队所到之处，群众便纷纷围上来听演讲。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湘南通道县城后，立即转兵西进贵州，一举攻克黎平，渡过乌江天险，于7日袭占遵义。9日下午，天下着小雨，朱德、毛泽东等先后到达，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2日，朱德在遵义的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阐明红军是工农伍，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了红军联合抗日的政策主张。会后，朱德参加了红军和群众的篮球友谊比赛。